刘巧英的哥哥刘胜龙只做了一年东方红拖拉机手，就如愿以偿做了保卫小学的代课教师。
刘胜龙比妹妹刘巧英也大六岁。和韦仁富比他的姐姐小十多岁情况差不多。在他们兄妹姐弟之间，两家都有孩子夭折了。
在刘胜龙当上代课老师之后，刘巧英有时会想，高中毕业回了家，跳不出农门，能像银秀姐那样，做个“赤脚医生”也不错。
1949年时，全国的医院只有2600家，大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大中城市里，全国懂西医的西医师和西医士加在一起只有8万多人。在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里，多数连一家西医的医院也没有，只有一些中国传统中医“郎中”开办的诊所，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是缺医少药。所以，在旧中国，乡下有钱的财主家里有人生了病，可以派下人抬了轿子到镇里去请郎中，而穷人生病，则只有死扛。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遇到家中产妇生孩子，都请的是民间的接生婆。
因而，早年农村缺医少药，农村家庭新生儿存活率并不很高，少儿夭折是常有的事，差不多家家都难免。
那个时候，农村里产妇分娩一般都在自家农舍里进行，接生的人俗称接生婆，农村人尊称其为老娘婆，每个生产队都有，说白了就是常帮人家接生的普通农家老太太，对医学其实同样一窍不通。就拿给婴儿剪脐带的剪刀来说吧，通常用的是在产妇家中临时找来的普通旧剪刀，把剪刀两面在烛火或油灯火上反复烤几次，就算是消了毒，就用来剪脐带;剪完脐带的婴儿，就用家常普通的布帛来包扎，接生婆自然没有经过严格消毒的纱布、药棉、绷带之类，接生婆自然也不懂得给产妇进行伤口消炎处理，不懂得给产妇打防破伤风的针剂等。还有，那时候的产妇家里人往往会在房前屋后的地里取一些“干净”的土，用一口铁锅炒热、炒干了，垫在产妇身下，这样做极易引起新生婴儿的感染，以及产妇的产后感染(当时医学上称为“产褥热”)。这就是那个年代新生儿死亡率奇高和产妇产后感染率极高的基本原因。
这种接生婆接生，遇上不顺产的，一句“要小孩还是保大人”的发问，就能让一屋子人魂飞魄散，弄不好最后还是大人小孩两不保。如果碰上产中产后大出血的话，接生婆手足无措，连送城镇医院救命都来不及，一家人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产妇血尽而亡。
像刘巧英韦仁富们这样健康存活下来的农村娃，绝对已经是万幸。农村婴儿，真正的死生由命。抽筋能抽死人，拉痢疾能拉死人，甚至就连生个白喉、害个疖疮什么的，也都有可能断送了农村婴儿的卿卿性命。
所以，那“赤脚医生”的制度创新都要受到联合国的表扬。
所以，上海市川沙王桂珍县江镇公社培养的赤脚医生王桂珍，1974年能代表中国上百万赤脚医生参加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赤脚医生”一般有三个来源：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被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有纳入国家编制，也没有固定
<t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