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1978年谁也不会想到冒名顶替上大学，也更没有谁敢冒名顶替上大学，虽然1978年上边派人来给已经被南通师范专科学校录取了的刘巧英搞政审，生产队和大队干部为刘巧英说了一大筐好话并且竭尽全力证明刘巧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毁坏事出有因，虽然刘胜龙为刘巧英补办录取通知书跑断了腿，甚至带着刘巧英去了录取学校求爷爷拜奶奶，但刘巧英1978年最终还就没有能够报到名注上册。
规矩就是规矩，没有人愿意为这个农村女孩越雷池一步。
省招办、市招办，刘胜龙、刘巧英们根本就走不进，县招办没有谁敢出刘巧英被录取的证明，因为史无前例。
生产队、大队证明无效，公社派出只凭大学录取通知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大学只能凭录取通知书和户口迁移证明报名注册。
总是最坏的结果在等待着刘巧英。
1979年高考报名，和老三届被禁止报考了一样，已经被大学录取过的考生，三年以内不能允许报名。
刘巧英终究要梦断高考。
刘巧英用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为父亲刘朗生去阴间换取了国家户口，再要为自己争得这份国家户口就比登天还难了。
当然，刘巧英并不能预知未来，即使停考三年，她也没有放弃边做工边复习。一者是为了她的越来越绝望的母亲陆萍芝，二者也因为在她的面前，除了高考跳龙门，她还没有看到自己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可以让她走出田野。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有选择地解放老干部的事刘巧英不知道，1979年普遍解放老干部就是人所皆知了。
下放户们陆续回城了。
刘巧英的高中同学吴甜甜是在高中毕业后就被招工进了全县最大的国营工厂淮南纱厂的，现在也跟着她的家人回姑苏城去了。
知青们也“拔根回城”，形成知青返城潮。
习惯以为，知青回城潮是因1978年年底震惊全国的云南知青求返城运动之后才形成的，实际上远非如此。
知青下乡，分为插队和农场（兵团）两种类型。
插队知青，完全自食其力，生活艰苦，且与当地农民分享极其有限的资源，全年劳动仅能挣到口粮和烧柴，几乎所有费用均靠家里资助。所以大都下乡时间不长，一有机会（主要是招工）就会离开。下乡时间，政府没有调查数据，应该在三年左右。正常情况下，知青下乡要锻炼三年以后可以回城。因招工名额所限，需陆续回城。很少有人从1968年到1979年一直在村里。那些在知青运动结束才回城的插队知青，通常都是下乡时间不长的“小知青”。另外，也有部分老知青因体检、政审不过关，或与大队书记、队长关系不恰，又没有后门等原因，从开始一直呆到1980年国家停止搞上山下乡、决定让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回故乡城市后才返城。
农场知青，每月拿三十多元的固定工资，衣食无忧。虽然远离家乡，劳动艰苦，但基本生活尚能维持。虽然在1972年以后，大都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病退、困退、上学、转插、调动）离开农场，但也有相当一批人、大约在20%至40%之间，直到1978年开始大批返城后，才离开农场。有些人已在农场结婚生子，全家返城。
黄河滩上的一个知青农场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农场的知青分成连队，睡大铺，吃大锅饭，集体出工，在黄河滩开荒，种水稻。一个叫做展天地的知青与本连几个好友爱议论“回城”之事，憧憬着住集体宿舍、月底领工资、周六洗澡、星期天看电影的城市生活。大家便日日夜夜读红宝书，专拣脏活累活干，又写“红色日记”，往墙报上贴战表、贴决心书，争取在机会到来时，自己能被挑选上。
1972年12月，忽然有传说到了农场，市计委批的当年招工指标月底作废。消息还不知真假，一夜醒来，市内各工厂、商店、饭店的招工人员，蜂拥而至，挤到市郊知青农场突击招工。
知青农场都是些中学生，大家虽然也设想将来回城，却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那么突然。
早上起来，这个叫做展天地的知青就听见本连指导员在外面拼命吹哨子。他出门一看，原先早上出工集合的操场上，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一个人没有。招工的消息传开，全连同学连夜回家找关系、找后门，连假都顾不上请了。指导员是公社派来的干部，哪里知道这中间的事情。他声嘶力竭喊叫着，最高指示和土政策交替使用，最后缩着脖子来了三五个人。农场昨天还“战天斗地学大寨”，今天却冷冷清清，只有几条狗还在食堂前转悠。
那几天，从市内到郊区各知青农场的公路上，奔跑着各种车辆，川流不息，走马灯一般。这是家长们显身手的时候，轿车、吉普、大客车、大卡车、翻斗车、大公共，甚至连洒水车、垃圾车、拖拉机都出动了，连夜到农场拉学生。那时候不像现在，虽然马路窄，车辆多，人们还能讲点规矩，所以还不至于堵车。
社会就像施了魔法，人们被一条看不见的线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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