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宫，书房，宇文温正在“备课”，对收集起来的资料举行整理，因为坐的是高脚坐具——椅子，所以翘着二郎腿，还优哉游哉的晃脚。
前日，政事堂通过了《钦定大周商律》，宇文温很兴奋，面上没什么，心情很激动，效果在脱离政事堂时，一不留心把门槛踢烂。
也幸亏他的靴子宛若“防砸劳保靴”，装着铁制靴头，所以脚趾才没有遭殃。
那么问题来了：堂堂天子又不用下工地，穿个“防砸靴”是为什么？
防刺客。
要是有人敢近身行刺，老子一脚把他踢得倒地不起！
宇文温如是想，他一直提防刺客，究竟当年自己就是弑君的刺客。
所以即便有侍卫追随，他以为自己也要有所准备，究竟齐王高澄都能在警备森严的王府里被厨子砍死，他没原理一点预防都没有。
宇文温收回些许发散的思绪，看向案上的资料。
吵了半年，杞王宇文理的议案几经修改终于通过，而专门《商律》也制定好了，但这只是热身，宇文温还要搞事，一搞就要搞大事，非得把政界搞得鸡飞狗走不行。
那就是对大周律举行修订，增加一些新内容。
自古以来，中原历朝历代的律法，基本上可以用一个字归纳综合，那就是“刑”，若用两个字归纳综合，那就是“刑罚”。
所以，历朝历代的“某某律”，基本上都和刑罚有关。
若以后世的名词说，这些“某某律”可以归入刑法。
至于民法，没有，也不会有什么完整的商法，所以古代律法往往重刑事而轻民事。
现在《商律》（商法）有了，《民律》（民法）该不应有呢？
回覆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民法是什么，宇文温不是执法专业身世，无法做出准确解释。
他或许知道民法是掩护公民（及法人）民事权利、民事工业的执法，说直白点，就是掩护私人工业和权利的执法。
现在，执法体系的建设中，既然有了《商律》，就该有《民律》，否则不公正。
宇文温思量过这个问题，但当他仔细一研究，发现要立《民律》，比立《商律》难题多了。
甚至比登天还难。
原因很简朴，封建王朝的社会土壤，基础就不行能让《民律》（民法）这种“杂草”长起来。
如果要立《民律》，可以说要将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甚至统治秩序掀翻，宇文温以为自己要是敢这么做，等同于在大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自己不是人，是猴。
甚至只是放出立法的风声，过不了多久，就会有谏官抬棺上朝死谏：天子发狂，这么下去一定礼乐崩坏，不劝不行了！
抬棺死谏这种事要是发生，等同于宇文温被当众打脸、声望骤跌，因为只有暴君或昏君才有这种待遇。
大象年间，天元天子宇文赟施政昏庸残暴，就有铁骨铮铮的乐运抬棺死谏，宇文温可不想和宇文赟这鸟人享受同期待遇，行事自然是要慎之又慎。
究竟有句话说得好：领先时代半步是天才，领先一步就是疯子。
宇文温明确，立《民律》一事难如登天，因为现实之中没有《民律》存在的基础，原因很庞大，但也能归纳综合出几个来：
其一，儒家思想强调“重义轻利”，这种价值观让义和利对立起来，认为义高于利，认为获取财富必须遵守伦理道德，甚至主张义可以取代利。
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就愈发深入人心。
无数人舍生取义的事迹被传为美谈，而在义眼前，正人君子耻于谈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的权利看法极为淡薄。
那么，律法自然而然就倾轧小我私家对私人利益和小我私家权利的主张。
其二，“古代”有“礼”，礼和法团结成为礼法。
礼规则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所包罗的宗法，又划定了贵贱上下、长幼有序等等，礼法存在于各个阶级，社会是宗法社会。
上至朝廷，下至乡村，礼法（宗法）约束着民事行为。
族人之间有利益纠纷，自然有宗法来调整；族人和外人有利益纠纷，自然有宗族出头；宗族和宗族之间有利益纠纷，要么是官府“春秋决狱”，要么就是宗族械斗。
所以，在宗法社会，官府对于发生在民间的婚姻、工业、土地、财物纠纷，可以通过乡里乡亲、宗族的干预予以平息，这让怙恃官省了许多事，制止了许多诉讼。
于是，官府强化宗法族规，让宗族来处置惩罚这种纠纷，小我私家权益很难获得律法掩护，民法的生存空间很小。
宇文温自己琢磨出一个结论：在“古代”，礼就肩负着民法的职能。
其三，封建时代考究“家国一体”，君权、父权、夫权充斥各个阶级，强调家族、宗族，所以社会的主体是宗族以及家族、家庭（户）。
至于小我私家，属于“家（户）”这个伦理实体，对于律法而言，小我私家是被忽视的。
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立法重点主要在于维护统治上，统治者更习惯于运用刑法或行政法手段调整种种社会关系，以刑事责任取代民事责任，对于私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一直忽视。
千年以来的传统，深入人心的看法，根深蒂固的“礼法”，使恰当前社会基础就没有《民律》生存的土壤。
即便宇文温再狂妄，也不行能挑战整个封建社会秩序，强行制定什么《民律》，可以说这是一定会失败的行为。
他之前推动《商律》立法，好歹有甜头使得新兴利益团体衷心拥护，不需要发动就会主动站出来“呐喊助威”，若宇文温在《民律》问题上硬来，只会大失人心，在政治上众叛亲离。
可是，这不故障宇文温“搞事”，把在《商律》制定历程中已经“预热”的政界搞得鸡飞狗走。
他要继续保持谏议院的“热度”，同时在坚如磐石的封建律法碉堡上挖出一道偏差来。
蒸汽机、火汽船、火车的相继泛起，一定导致生产力快速生长，引发经济厘革、社会厘革，千百年来被土地、宗族束缚的人们，已经有了新的选择。
他们不需要依附于土地（田主）、宗族，也可以在新兴的商埠以及越来越多的多数会务工营生，甚至在这些地方立室、落户，融入新的生活方式。
历经二十年的生长，另类的“城乡二元制”社会已经逐步成形，在新兴的商埠以及多数会，人们的生活状态已经和传统生活大为差异。
那么，这些已经在经济上挣脱土地、宗族的人们，应该获得执法的掩护，制止再被宗法束缚，又被人用宗法“拉回去”，继续受制于土地和宗族。
宇文温认为，户数逾百万户的脱产（脱离农业生产）务工人群，在教育、婚嫁、工业分配等领域，应该拥有自己的“自主权”，其权益必须获得执法的掩护。
所以，宇文温的入手点就在这一个特殊人群，在已有的诸如《流感人口治理条例》等行政治理措施上做文章。
不需要挑战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只是就事论事、特事特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