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到尾，我在中国待了十年，写了三本书，还为各种杂志写了许多文章。
但在那期间，我的作品几乎从未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对此，我无法释怀；专写某个地方的文章却只能让局外人读到，这似乎并不正常。
反正，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的书没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杂志上的文章也没能被翻译过去。
直至最近几年，这一切才得以改观。互联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人们把各种国外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并贴到网上供大家阅读，早已成了家常便饭。
同时，中国的出版商也对外国作家日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去年，我的第三本书，也就是《寻路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
那是我的书首次在大陆地区亮相，我完全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接受它。同年春天，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答应做几场签售报告，并接受一些媒体采访。
我猜想，对于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他们不会有多大兴趣。*时隔两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那一次旅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所参加的图书签售活动来者众多，我所遇到的读者敏锐而细心。总体而言，他们提出的问题比我在美国的类似场合要尖锐深刻得多。
我发现，中国的读者对于书本身有共鸣，这让我颇感惊诧。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对三岔和丽水这样
“微不足道”的小地方产生兴趣，也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关注那些普通人——农民、流动人口和小创业者。
过去几年间，我察觉到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好奇感。
我认为那反映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了很多很多。
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更渴望对自己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一番评价。
跟我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比起来，他们对本书的共鸣更多了。
当然，互联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跟外国人之间的个人接触也多了很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有了一种新的信心。说起《寻路中国》的受欢迎，我觉得这才是令我感到最高兴的事情。
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接受方式，跟美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没有太大的不同。
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也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聚焦于几个特定具体的地方进行探究。
并且他们明白，没有人能够对中国做最后的断言。外国人的视角有用，中国人的视角同样有用。
同理，倾听男性和倾听女性都非常关键。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尽可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总归是有用的。
我希望我写的几本书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让人们读懂这个令人目眩神迷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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