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顾大嫂的叙述老张有深思了良久才开口到““那东江镇的兵马可还安好，”
“好个屁啊，就袁蛮子那种读书人，哪能镇的住文龙手下的悍勇兵将啊，再加上大家都对他擅杀毛大人心存不满，现在早就闹开了，兵祸一触即发啊，成义联络了东江水师的耿忠明和尚可喜他们加上他自己带的两千兵马和凑了近万人马准备返回山东投奔大人，那陈继胜倒是给那袁蛮子笼络了，孔有德，刘兴诈更是对那朝廷都生了不满准备去投那后金，”
老张一听马上说道“坏了这毛大人一死，袁崇焕又难以驯服他手下的军将那鞑子必会无所顾及，大举犯边”
张毅话音刚落顾大嫂便开口说到“是啊，大人说的既是，鞑子一得知文龙被杀，便立即宣布起兵伐明。
两天后，喀喇沁部的布尔噶都就到沈阳朝见去了，想必表达了愿作向导的意思。
不久前束不的也来了，直到八月初八才回去，估计一切都商议完毕了，后金的借道入犯势不可免了”顾大嫂忧心匆匆的说道
“这喀喇沁部是怎麽回事”老张向顾大嫂问到
经过顾大嫂解释老张这才知道原来天启七年秋冬之际，蒙古名义上的大汗，林丹汗率大军，与他未能一统的蒙古诸部联军大战于土默特赵城。
蒙古联军中包括喀喇沁的白言台吉、顺义王博硕克图汗，鄂尔多斯济农、同雍谢布、阿索特、阿巴噶、喀尔喀等。
喀喇沁在第二年写给后金的求援信中，把这次战役吹嘘为以十万之众，歼灭察哈尔四万人的大胜，
但实际上是惨败。此战过后，土默特和喀喇沁的昆都仑王一系就此覆灭，博硕克图汗所藏的元传国玉玺被夺走，大片土地为察哈尔所占据。喀喇沁部只剩下兀良哈济拉玛一系据守朵颜卫一带，苟延残喘。
此时此刻，喀喇沁残部西抗林丹汗，东临后金、南面是明朝的长城，被包夹在三大势力当中，情况万分危急。
对于这个小部落来说，若不选择一方依附，下场可想而知，唯有全体覆灭而已。
从当时情况来说，林丹汗是最大的敌人，旧仇新恨，这个方向不用考虑。
明朝自顾不暇，由于袁崇焕的消极防守政策，龟缩在长城内和辽东的几个城堡中，军事上不可能任何帮助。
若要依附明朝，则喀喇沁立刻处于察哈尔和后金两大兵锋的左右夹击之下，东北边的蒙古势力，也尽是亲金的部落，后果不堪设想。而明朝所能的唯一好处，只不过是每年数万两银子的“赏钱”而已，
从而且感情上说，明的王公大臣对蒙古只有防范，而无丝毫亲近。在各种奏折中，“虏性犬羊”，“腥膻逼人”之类的词句数不胜数。
边界上更是冲突不断，蒙古时常侵掠明朝的市集，关口，明军也时常扑杀小股的蒙古部队以请赏。
双方的宿怨纠结200多年，很难完全化解。而后金与蒙古同为关外少数民族，在服饰、风俗上有着先天的亲近。
努尔哈赤、皇太极又把笼络蒙古看作是最重要的外交策略，联姻封赏，无所不用其极。当是时，由于察哈尔西遁，兴安岭一带所有的蒙古部落立即失去屏障，直接面临后金的军事压力。
在胡萝卜加大棒之下，奈曼、敖汉、喀尔喀、甚至林丹汗的一些部族都已经纷纷投向了皇太极。
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说，除了投向后金一途，喀喇沁根本就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崇祯元年二月，喀喇沁诸首领给皇太极写信求助，询问是否愿意一同出兵征讨察哈尔。
皇太极立即回复，但使者却都给察哈尔多罗特部截杀。为此皇太极起兵攻打该部，击破之，其首领多尔济哈坦巴图鲁负伤逃走。
皇太极再次写信给喀喇沁部，称如欲和好，共征察哈尔，需各首领遣使前来面谈即可。
七月十九日，喀喇沁派出530人的庞大使团到达沈阳，双方誓告天地，正式联盟。明朝也没有放弃继续笼络喀喇沁部的努力，只是由于客观形势，这些努力注定是徒然的。
自天启七年四月林丹汗西迁，明朝便认识到它与喀喇沁等必有一战。
宣府奏报说“插酋……横生枝节，控弦十万，加于白言等部，如千钧之压卵，势必无幸。”
但明朝自身难保，不可能出兵援救喀喇沁，就算能够，也绝不愿意因此而得罪了更强大的察哈尔部。
兵部上奏说“我若助哈喇，则虎酋必肆蛰于我，不助则哈酋不能无怨。”无奈之下，只好居中“和解”，敷衍了事，推脱责任，自然没有达到任何效果。
喀喇沁战败，眼见明朝根本靠不住，向后金乞师，也是理所当然。
崇祯元年年底，喀喇沁和后金联盟已成定局，明朝也颇有风闻，但拿不出什么实际的手段来挽回此事。
蓟辽督师袁崇焕，总督张凤翼分别对其抚谕，张凤翼建议其和顺义王卜失兔联合，不要投靠后金，可是卜失兔早就在去年被击败，这不啻是画饼充饥。
袁崇焕认识到“其逼处于我为患切肤者，哈喇慎三十六家也。”“为今之计，急修我备务，诱致之。
倘其归我，则厚费之不妨。若不可致，则相机剿逐。”意思是能抚则抚，不能抚就剿。
但实际上，袁仍是以抚为主，喀喇沁表面上“皆听命”，但投靠后金的步伐从没有停止过。归根到底，明朝根本就没有真正能够拉拢喀喇沁部的条件，勉强不来的。
当然也有些人说喀喇沁之投东，是因为崇祯元年七月，明朝把他们的抚赏都革掉了。
这一方面忽视了察哈尔的侵袭才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与事实不符。
首先早在崇祯元年二月，喀喇沁就已经开始谋划投归后金。其次，明朝在得知喀、金相通后，也仍然没有立即革掉对它的抚赏。
当年九月，察哈尔在宣大肆虐，崇祯听从袁崇焕建议，召回长期主持对蒙古招抚的83岁老臣王象乾，令其督师宣大。
王上奏呈对方略时说，可以联络哈喇慎残部并朵颜三十六家，再加上永绍卜部，约30万人，便能抵御林丹汗。
崇祯同意，当月二十三日，立即增加了对喀喇沁和察哈尔两部的抚赏。本来全部赏金加起来7万，每年赏两次，即14万，崇祯增加了一倍，至36万。
这种赏赐不可能留住喀喇沁诸部。第二年二月，喀喇沁定旗，完全被收编，其“通夷”的情况闹得天下皆知。
之前不久，连明朝亲自册封，一向最为顺服的“顺义王”卜失兔也已经投向后金。
明朝朝廷知道大事无可挽回，再行抚赏只能是白白资敌，便开始严禁对其通商贸易。
当时塞外饥荒大作，蒙古诸部无食，要求明朝开边市粜米。边臣都说不行，唯有袁崇焕仍想拉拢喀喇沁部，独自许之。
当时边界上纷纷扰扰，流言大起，都传说喀喇沁部和后金同谋，实际上是为后金买米囤积，为南下作准备。
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当地两进士报告说，喀喇沁束不的部在此买米，整个部落不满万人，在宁远关外就有七八千，二千多人前来开市，其中还混杂了四百多后金的哨探。
三月，崇祯得知情况后，立即去旨责问袁崇焕，说“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袁回奏解释，说西夷投靠后金，是因为察哈尔攻占其故地，我又不能相助，再加上当地大饥，只有依附后金以自固。
今开市卖米救其活命，是为了树德，使其为我藩篱。再加上以前我方欠粮时，他们曾运粮来卖，解我之急，也算报答。
若任其自生自灭，则是驱使他们与后金联合，一旦诱导入犯，祸不可知。这些人哀求备至，愿以妻子为质，保证不敢诱后金入犯蓟辽。今我兵马盔甲都不齐备，只有笼络为上。
应该说袁崇焕的认识和分析都是十分有理的，但他仍幻想能以怀柔手段拉回喀喇沁部，其实当时它已然投靠后金，大势所逼，天下皆知，再要挽回已经完全不可能。
崇祯再次去旨，驳回袁疏，称“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
崇祯命令，但有前来投靠的蒙古人，只能计口粮换米，不准再行贸易，不然“以通夷论罪”。
袁崇焕复出督师，许以五年平辽，崇祯对其的恩宠无以复加。自复出至金兵入寇其间，袁的奏折大约40条左右，崇祯基本没有驳过一条，包括请饷、调动、任命将官、裁撤编制、甚至杀毛文龙，不是“从之”，就是“优诏以闻”，
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次粜米事件，而且言辞里说得相当严重，甚至威胁要以通夷论处。若不是有强烈的理由，绝不至此。袁崇焕徒然给人留下一个借口，成为未来杀身之祸的一个因素。
九月，皇太极立刻召集所有的蒙古部落，出征盘踞在哈喇慎旧地的察哈尔部。
驰击图尔噶、锡伯图、英、汤图四路，俱克之，“获人畜甚众”。第二年正月，皇太极命令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和喀喇沁等蒙古部“悉遵我朝制度”，编为外藩，可以说就算收编了这些部落，如今在会同他们入寇大明边关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