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建构“群像式”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
——兼谈“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学术困境及其出路
天使是插上了翅膀的撒旦，历史往往隐藏于假象的背后。
——吉奥乔阿甘本，1987
一
“二十世纪文学史”是一个近些年曾在文学研究界引起强烈反响与高度关注的语汇，此语汇与海外中文研究界的“现代文学”这一名词在内涵上几乎保持高度一致，即否定“1949年”在文学史研究上的积极意义，进而认同“五四”不但是现代文学的逻辑开端，更是当代文学的精神来源。若是套用李泽厚的话来讲，就是“启蒙压倒革命”。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五四”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所在，尽管不断有现代文学学者一再上溯现代文学之逻辑起点为晚清甚至更早，但他们谁也无法抹杀“五四”的重要价值；同理，我们也不能刻意忽视“1949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纵然信奉“二十世纪文学”甚至“现代文学”就是“当代文学”的学者，也无法回避一个现实：中国文学确实在1949年此处有一个转弯，并且是大转弯。
笔者认为，转弯之后，中国现代文学遂由一条大路分成了两条路，一条貌如“金光大道”，但却与前路有着九十度的转折，大陆学界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另一条看似“通幽曲径”，但却是前路之精神延续，大陆学界称之为“港台文学”，两条道路，各有千秋。
问题不言自明，“1949年”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符号，其意义究竟为何？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无数本不同的文学史教材中找寻到五光十色的答案，但是这些答案并非都指向问题的本质。研究界对大陆“现当代文学”分野之态度实质上应证了他们对于政治与当代文学生产关系之态度。因为大 部分研究者们都认为，1949年之后，政治开始对文学进行全面干预，使得“五四”建立的“文学道统”迅速瓦解，文学不再具备其应有的启蒙价值，取而代之是类似于《红旗歌谣》式的诗歌、《金光大道》式的与“样板戏”式的戏剧。政治将文学全面解构之后，使得文学不但“告别五四”，甚至还走向了“五四”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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