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皇帝全传

中国皇帝全传第9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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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刻,经常劝刘秀做争夺天下的思想准备。他不争功名,每当论功行赏,总是蹲在大树下面一声不响,军中称他为“大树将军”。他不会对刘秀说假话;他担任洛阳前线的军事首领,了解战争的形势,他的估计有更大的可靠性,故此刘秀才召他来询问。冯异对刘秀说:“更始皇帝的败局已定,考虑宗庙社稷的问题,就在大王你了。应当听从众人的主张。”

    正当此时,有个名叫强华的儒生,捧着赤符从关中来见刘秀,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是28,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至公元22年刘秀起兵是228年;火,指汉朝,按阴阳五行说汉朝属火德。这表明,刘秀乃“受命天子”,要再不为天当子,那不仅违背群望,也要违背天意了。于是刘秀在鄗城南的千秋亭五成陌筑起坛台,于六月己未日登台祭告天地群神,当了皇帝,改这年为建武元年(公元25年)。

    三、坐胜赤眉力平割据

    刘秀在鄗城即位,却未定国都。定都何地呢?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心当然是长安,但长安不可能在短期内拿到手,刘秀在河内郡徘徊一月有余,最后确定了洛阳。他首先派兵占据了五社津(在今河南巩县北)等要塞,以防荥阳以东的割据势力前来争夺,然后下令包围洛阳。当初刘玄去长安时留李轶、朱鲔守洛阳,这两个人都曾劝刘玄杀掉刘纟寅,是刘秀的仇人。李轶愿归降,刘秀把李轶的信交给太守、郡尉一级官吏传阅,还说他为人诡诈,反复无常,对这种人要引起警惕。消息很快被朱鲔知道了,他觉得李轶的行为无疑是要出卖他,于是就派人刺杀了李轶。朱鲔刺杀李轶,引起洛阳军中的混乱,将领互相猜疑,有的出城投降。刘秀一箭双雕,既分化瓦解了敌军,又借刀除掉了仇人。当洛阳被包围以后,刘秀派廷尉岑彭劝朱鲔投降,岑彭原是朱鲔的部下。朱鲔在城上回答说:“我知道自己的罪过太深,不敢投降。”刘秀说:“干大事的人不计较小的怨恨。朱鲔要是现在投降,可以保住官爵,怎么会杀他的头呢?我对着面前的黄河发誓,绝不食言!”岑彭又去转达刘秀的话,朱鲔不相信,从城上放下一条绳索,对岑彭说:“你的话当真,就顺着绳索上来。”岑彭抓过绳子就上去了。朱鲔见无欺诈,就答应了投降。朱鲔把自己捆起来,要岑彭陪他去向刘秀请罪,刘秀亲手给他解了绳子,要岑彭连夜把他送回洛阳。第二天一早,洛阳的守军就大开城门全部投降了刘秀。刘秀任命朱鲔为平狄将军,并封他为扶沟侯。

    刘秀严禁军队进城后暴横抢掠,将军萧广违犯军纪,纵兵横暴,处了死刑。洛阳很快安定下来。

    刘秀成事,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利用了赤眉起义军,刘秀是通过赤眉军打垮刘玄的。故当赤眉军进驻长安,刘秀即位后,二者从合作者变成敌人。赤眉军毕竟没有战略眼光,因而抢了一城,吃了一地,即放弃他徙,在流动过程中一路受到追击阻截,损失惨重。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赤眉军行至宜阳,业已疲惫不堪,突然发现刘秀亲率大军早已等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便投降了刘秀,把在长安得到的传国玉玺也交给了刘秀。这时的赤眉军尚有10余万人,兵甲器械堆放在宜阳城西,高与山齐。刘秀下令给饥饿的投降士兵发放食物;第二天又把他们集合起来,排列在洛水岸边,让其首领观看,并对樊崇等人说:“是不是对投降后悔呀?现在放你们各回军营,指挥你们的军队,和我决个胜负。我不想强迫你们服气。”徐宣等人叩头说:“我们出了长安,君臣就商量归降听命,只是老百姓愚昧无知,不能事先告诉他们。现在能够投降,就像走出虎口,回到慈母的怀抱,诚心诚意地欢喜,一点也不后悔。”刘秀不无快意又不无蔑视地说:“你算是钝刀中的快刀,庸人中的能人了。”刘秀把樊崇等赤眉军将领及其妻子安排在洛阳居住,给了他们田宅。赤眉军所拥立的小皇帝刘盆子是皇族中的人,刘秀让他在叔父刘良的赵王府中当了个郎中(管理车马门户并内充侍卫的小官)。

    赤眉平定了,刘秀仍然面临着一个群雄割据、山头林立的局面: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刘邦的后代布满天下,在新莽乱世、“天下咸思汉德”的潮流中,凡是有些实力的,哪个不想继承他们祖宗的“大业”?力图争夺皇帝宝座或打算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的大有人在。刘秀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基本除掉了这些对手,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大致统一。

    四、好儒任文以柔治国

    在总结前朝失政的基础上,刘秀确立了一套新的治国方略,其核心是好儒任文、以柔治国。

    早在征战的时候,刘秀就认识到儒学的重要。所谓“未及下车,先访儒雅”。他想方设法把一些著名儒学人物拉到自己的身边,或任以官职,或冠以衔号。这样他身边很快就集中了如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一大批当时的著名学者。刘秀对他们以礼相待,或听取他们的策谋,或利用他们的名望和学识从心理上威服僚属,抑制他们居功自傲、自觉无所不能的情绪。

    刘秀自己就是一个爱好儒学的人。当朝廷议事结束以后,经常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重视健康,保养精神,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刘秀有时亲自主持和裁决当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自从平息隗嚣、公孙述以后,除非紧急时刻,刘秀从不讲军旅问题。皇太子曾向他问起有关攻战的事,他说:“这个问题不是你所应该涉足的。”有一次,有人上书建议趁匈奴内部分裂而又遭到严重灾荒的机会,用几年的时间一举消灭匈奴,他坚决地否定了这个建议。

    刘秀如此倡导儒学,不言兵事,为的是筹划着改造他的官吏队伍,以适应由取天下向守天下转变的这一根本需要。他本来的官吏队伍,多是在战争中凭军功提拔起来的。这批人善于斩将屠城,但也喜功放纵,不适用于治理地方、安集百姓。而且他们即使有些不顺手、不听使唤,甚或在某种程度上违背法纪,刘秀也不便对他们有过于严格的要求。随着战火的平息和儒学的活跃,刘秀逐渐改变了官吏队伍的素质和结构,用文吏职代功臣,功臣们交出手中的权力,离开官位,各自回到家中养尊处优。

    刘秀少时生性温柔,缺少凌厉之气。即帝位以后,仍是如此。有一次刘秀回到家乡,同族的婶子大娘们见了他这个当了皇帝的侄子,接受着他的赏赐,吃喝着他设的酒宴,异常喜悦。叫着他的名字相互议论说,他小时候谨慎诚实,对人厚道,不计较小事,什么都好,只是太温柔了些。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刘秀并非说笑,他的确是要以“柔”作为治国之道。

    刘秀的“柔道”,首先表现在征伐占领之后,注重安抚,不事屠戮。凡是投降的,只把他们的首领送到京城来,对小民百姓,遣散回家,让他们种地;拆掉他们的营垒,不让他们重新聚集。他主张征伐战争不一定攻地屠城,要点是安定秩序,召集流散的人口。

    刘秀柔道的第二个内容是,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奴婢的政令。建武十一年下诏书宣布:“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于用火烧烫奴婢的,按法律论罪;对被烧被烫的奴婢,恢复其平民身份;废除奴婢射伤人判死刑的法律。建武二年诏书宣布:被卖的妻、子愿回到父母身边去的,听其自便;敢拘留者,按法律论罪。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一再下诏宣布:自建武八年以来被迫当了奴婢的,一律恢复平民身份;自卖的,不再交还赎金;敢拘留者,按《略人法》(针对当时青州、徐州一带豪强势力抢逼弱民为自己当奴婢的法律)从事。

    刘秀柔道的第三个内容是,减刑轻税,并官省职。建武七年,下令京都地区及各郡、国释放囚犯,除犯死罪的一律不再追究,现有徒刑犯一律免罪恢复平民身份;应判两年徒刑而在逃的罪犯,由地方吏发布文告公布姓名,免治其罪,使其放心回家。建武六年诏书宣布:因军队屯田,储粮状况好转,停止征收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恢复汉景帝二年(前155)实行的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

    汉朝的官府及吏员设置在汉武帝时曾大为膨胀,庞大的官僚机构是造成汉武帝时期及以后民用匮乏的重要原因。刘秀即位后大量合并官府,减少吏员。在这个问题上,刘秀也表现得很有气魄,仅建武六年对县及相当于县的封国进行调整,就“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些措施使费用大为节省,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颁行图谶,神化皇权,也是刘秀“柔道”治国的内容。本来刘秀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后来发现它实在是支持、维护自己政令、统治的“法宝”,于是便大肆推行。他晚年干脆“宣布图谶于天下”,作为法定的思想统治工具。有一次他与太中大夫郑兴议论要不要举行郊祀典礼的事,他说打算靠谶书来决定,郑兴说自己不研究谶书。他就勃然大怒,说:“你不研究谶书,是不赞成谶书吗?”郑兴只好说自己学识浅陋,有些书没学过,不是不赞成,才免了一次大祸。著名唯物哲学家桓谭曾上书说谶书“群小之曲说”,与《五经》不同,应当摒弃,刘秀读后大为不满。有一次议论建灵台的事,刘秀说他打算靠谶书决定,问桓谭,桓谭沉默了好久说:“我不读谶书。”刘秀问他为什么不读,桓谭又讲了一通他对谶书的看法。刘秀立即怒喝道:“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桓谭跪在地上磕头,直到流血,才免了杀头,被贬为六安郡(治今安徽六安县北)丞,途中忧恐而死。

    五、效法明君律己责人

    刘秀作为明君,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饮酒,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他曾令太官(掌管膳食的官职)不要接受郡、国奉献的珍馐美味。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赐给骑士。汉朝自武帝以后,后宫掖庭人数达到3000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容华、充衣等14个等级。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斛。此外有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均无爵秩和规定的待遇。刘秀在世时要预建陵墓,名曰寿陵,特意叮嘱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了,将来要像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宝珠玉。

    刘秀常常显示出一种恢廓大度、平易谦和的气貌。焚烧王郎文书以安人心,宽宥朱鲔以降洛阳,表示诚收以服铜马,都是常被称道的事例。建武四年,割据陇右的隗嚣正徘徊于公孙述和刘秀之间,到底归服哪方,犹豫未决,就派他的将军马援先后去成都和洛阳观察光景。马援自幼就被人们认为有大才,在西州很有名气,很受隗嚣敬重。但他被刘秀接见他时的气度深深打动。刘秀接见马援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使者,没有升堂坐殿,只是便衣便服,连帽子都没有戴,独自一人坐在洛阳宫宣德殿的廊庑下面,让一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他微笑着,开头就说:“贵客遨游在两个皇帝之间,经多见广。今天见到贵客,深感惭愧了。”这一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感到了一种明君的魅力,他叩头说:“当今的局势下,不仅是君主在选择臣下,臣下也在选择君主。”接着就说起公孙述接见他时戒备森严的情况,并说:“我现在从远方来,陛下接见我连警卫都没有,就不提防我是j谍刺客吗?”刘秀又笑着说:“你不会是刺客,只是个说客罢了。”这次会见,使马援觉得刘秀的恢廓大度与汉高祖刘邦十分相似,是真正的帝王之材。后来马援劝隗嚣归服刘秀。隗嚣不听,他就脱身自己归服了。

    刘秀恢廓大度的气概,还表现在他对待“逸民”、“隐士”、不驯的人物。太原郡(治晋阳,在今太原市以南)多有春秋时晋国公族的后裔,他们对新的统治者常常保持一种对立情绪,或者寻机报仇,或者隐居不仕,王侯面前不肯称臣。至汉初,太原仍被称为“难化”之地。刘秀时,太原郡广武县(今山西代县南)有个叫周党的,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朝廷几次征他出去做官都不干。后来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朝廷大员,刘秀亲自召见了他。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允许了他。博士范升上书,说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却获得了清高的名声,应治“大不敬”罪。刘秀把范升的上书拿给公卿们传阅,并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都有不愿为他做臣的人,伯夷、叔齐就不食周粟。太原那个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这也是各自的志愿。赐给他40匹绸子吧。”

    刘秀的老同学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人,自年轻就有高名,刘秀对他很有好感。刘秀当皇帝后,他隐姓埋名不愿相见。刘秀令人画了他的像,天下张贴寻找。后来发现他在齐国一个湖边钓鱼,三次派人才把他请到。刘秀很高兴,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他躺在铺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着他的肚皮说:“哎,哎,子陵,就不能帮帮我的忙?”还是不答应。过了好久,才睁开眼睛看着刘秀说:“人各有志,何必勉强我呢?”然后又闭上了眼睛,刘秀失望,只好离开,并叹息说:“子陵,决心不肯为我当臣下吗?”过后,刘秀又见他,只讲旧日的交往,不讲要他做官的事,叙谈了好几天。刘秀从容地问他:“我比以前怎么样?”他回答说:“陛下比以前有些长进。”刘秀和他同床共卧,他把脚压到刘秀的肚子上。刘秀坚持要他做谏议大夫,他仍不干,后隐居富春山(在今浙江桐庐)。

    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清醒的、有时是厌恶的态度,而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诏书中,经常说自己“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赞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将这些“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一律不许。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深夜方归,要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掌管这个门的郅恽拒不开门。刘秀让人点起火把,并告诉说皇帝回来了,郅恽说:“火光闪烁,又远远的,看不清楚。”仍是不开。刘秀没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第二天,郅恽上书批评了刘秀一顿,说他游猎山林,夜以继日,将带领出一种不良风气,危害国家。刘秀赏了郅恽100匹布,把掌管东门的人贬为登封县尉。

    但是,刘秀毕竟是皇帝,不能容忍有伤尊严的事,大司徒韩歆为人直率,说话无所隐讳,刘秀经常对他不满。建武十五年,刘秀找出已被他打垮了的隗嚣、公孙述之间的来往书信,在朝会的时候读给群臣听,心直口快的韩歆觉得这些书信写得很有才华,就说:“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在刘秀听来,这话有讥笑他不如隗嚣、公孙述有才华的意味,于是大为恼怒。恰巧在这次朝会上,韩歆又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即将发生饥荒和动乱,言辞激烈,说起话来指天划地。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损伤的刘秀,当即就罢了韩歆的官,要他回家当老百姓去。韩歆回家后,刘秀仍是怒气未消,又专门派人带着他的诏书去谴责他。大司徒为三公之一,是朝廷最高官职,相当于宰相,罢官之后皇帝特诏谴责,这意味着要治死罪。司隶校尉鲍永,一向是个以直言敢谏出名的官吏,认为韩歆是说真话,为此罢官,已经不公,坚持不要再治罪。结果是,鲍永被贬为东海国相,韩歆及其子韩婴被迫自杀。韩歆曾随刘秀征战,有军功,被封为扶阳侯,他的事引起朝臣的普遍不满,刘秀只好仍按大司徒的规格给他举行了葬礼。

    刘秀对官吏要求严格,至以粗暴方式对待;对贪赃枉法行为惩罚严厉。他在当皇帝的初期,内外群官,多由他自己选任;如干不完他交办的事,尚书一类的近臣常被拉到面前棍打鞭抽,以至于使得“群臣莫敢正言”,尚书令申徒嘉极谏不听。他认为俸禄两千石以上的州郡官吏多不称职,稍有过失,即行罢免,结果造成州郡官吏更换频繁,疲劳于道路;官吏们心怀恐惧,争相媚上,虚报政绩,以求声誉。建武六年,执金吾朱浮上书指出这个问题,此后刘秀对州刺史、郡太守的更换采取了缓慢慎重的做法。

    六、三后轩轻太子易人

    同所有的皇帝一样,刘秀当皇帝后同族、亲戚都要大沾其光。凡是同族中随同起兵的族父、族兄们,非封王即封侯。叔父刘良封赵王;大姐刘黄封湖阳长公主;三妹伯姬封宁平长公主;被刘玄杀了的大哥刘纟寅追谥为齐武王,刘纟寅两个儿子,一封齐王,一封鲁王;在小长安战役中死去的二哥刘仲追封为鲁哀王,二姐刘元追封为新野长公主。刘秀的母亲樊娴都老太太是湖阳县人,卒于起兵前夕,湖阳樊氏一家封了五个侯;刘秀的外祖父樊重,刘秀是否见过,史无明载,追爵谥为寿张敬侯,在湖阳专为立庙。总之,舂陵的刘氏家族及亲戚们一切都荣耀得很,光彩得很。

    刘秀生了11个儿子,有4个是皇后郭氏所生,美人许氏生了1个,皇后阴氏生了5个。刘秀于建武二年立郭氏为皇后,郭氏子刘疆为太子,阴氏为贵人。建武十七年,废郭氏,立阴氏为皇后,十九年废郭氏子刘疆,立阴氏子刘庄为太子。

    阴氏,就是南阳新野的阴丽华,是刘秀多年梦寐以求的美人。更始元年六月,刘秀经昆阳之战成了大英雄,与阴丽华结了婚。这年刘秀29岁,阴丽华19岁。九月,刘秀要去洛阳任司隶校尉,暂把阴氏送回新野。十月,刘秀又被派往河北。次年春,大约二三月间,刘秀又在真定娶郭氏,而且“有宠”。郭氏,名圣通,真定国槁县(今石家庄市东南)人,是当地著姓大富豪。当时的刘秀既需要贵族势力的支持,又需要富豪的钱粮援助,故娶郭圣通为妻。第二年(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十月,刘秀住进了洛阳宫以后,就派人把阴氏接到洛阳。次年二月策立郭氏为皇后,阴氏为贵人。

    刘秀和阴氏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有时出征也带着她,汉明帝刘庄就是建武四年阴氏随刘秀出征彭宠到达元氏时生下的。刘秀最喜爱的儿子是阴氏生的刘庄,经常带在身边。这些不免引起郭氏的嫉妒和担心。刘秀就指责郭氏“怀执怨怼,数违教令”,骂她就像鹰隼一般凶狠。当刘秀的统治完全巩固了以后,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十月,终于把郭氏废掉,换上了他最喜爱的人阴丽华为后。郭氏的被废给太子刘疆带来了巨大压力,他惶恐不安,一再要求辞掉太子,与别的弟兄平等,经常托朝臣和弟兄们向父亲转达心愿。起初刘秀不许,拖了一年多,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六月,把他与已被封为东海王的刘庄换了位置。刘秀对他有歉意,加大了他的封土,给了他不少超出诸王的待遇。

    刘秀对贵戚的过分行为有所约束,一般能够理智对待。司隶校尉鲍永、都事从官鲍恢抗直不避豪强,敢于弹劾贵戚的恣纵行为,曾弹劾刘秀叔父赵王刘良仗势呵斥京官为“大不敬”,刘秀借此告诫贵戚们应当约束自己,“以避二鲍”。刘良临死时,刘秀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说的话。刘良说他没有别的话了,只有一件事,他的朋友怀县李子春犯了罪,县令赵熹要判他死刑,希望能保住他的命。刘秀说:“官吏执行法律,我不能徇情枉法。另说别的愿望吧。”刘秀大姐湖阳公主的奴仆大白天行凶杀人,躲在公主家中,官吏不能捉捕。洛阳县令董宣听说公主要出夏门(洛阳城北面最西头的门),杀人的那个奴仆驾车,就在夏门外万寿亭截住车子,把公主数落一通,当面杀了那个奴仆。公主立即回宫告到刘秀那里,刘秀大怒,把董宣召来,要当面打死。董宣说:“要求允许我说一句话再死。”刘秀说:“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靠着陛下的圣明大德,汉朝才得到中兴。现在放纵奴仆杀人,将怎么治理天下?我不用打,还是自己死吧。”说着就把头撞到柱上,血流满面。刘秀赶紧要小太监抱住他,让他给公主叩个头消消气。董宣坚决不叩,刘秀就要人按着脖强叩,董宣就两手撑地,最终也不低头。湖阳公主不满地说:“文叔当平民百姓时,经常藏匿逃犯,官吏不敢上门追捕。如今当了天子就不能在一个县令身上施加一点威严?”刘秀笑着说:“这就是天子与平民百姓不同啊。”刘秀奖励了董宣,给他加了一个“强项令”(意为刚强不肯低头的县令)的美名。后来刘秀一直记住这个县官。董宣当了5年洛阳令,74岁时死在任所。刘秀派专人临视,见他家中一贫如洗,只有一块布盖着尸体,妻子对哭,刘秀伤情地说:“董宣廉洁,死了才知道!”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戊戌日,刘秀在洛阳南宫前殿逝世,临终遗诏说:“我无益百姓。丧葬,一切都要像孝文皇帝那样,务从约省。刺史、俸禄两千石的官吏,都不要离开城郭,也不要派官吏来吊唁。”

    第十九章明帝刘庄

    一、子以母贵策储继位

    汉明帝刘庄,幼名阳,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四个儿子。生于建武四年(公元28年),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东海公,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晋爵为王。建元十九年(公元43年)策命为太子,并改名庄。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继位,为东汉第二代皇帝。不过,刘庄的太子身份及帝位却并非轻易得来。

    汉明帝刘庄本是光武帝刘秀的四儿子,在其上有长子刘疆。刘庄由新野的阴丽华所生,后者则是定恭王的外孙女郭氏所生。在这两个女人之间,刘秀倾心的是阴丽华,然当这时阴丽华没有生育,郭氏却有了一个男孩。考虑到传宗接代的责任,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刘秀立郭氏为皇后,立阴丽华为贵人。同年,刘疆被立为皇太子。

    天下还未平定,刘秀率军征讨彭宠。阴丽华也随军远征。在行军途中,阴丽华怀孕了。在元氏,阴丽华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明帝刘庄,当时起名叫刘阳。这一年,是建武四年(公元28年)。

    刘阳因是阴丽华所生,所以很得刘秀的宠爱。少年时代,他从经学大师桓荣学习,10岁时,就能背诵和理解古典名著《春秋》。刘秀觉得儿子很了不起,简直是神童。而较早地在光武帝身边学习和观察政务活动,又增加了刘阳的才干。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下令检查天下的垦田和户口,并命令刺史、太守们逐一汇报。到汇报这一天,12岁的刘阳站在刘秀身后,观察上报官吏的神色。刘秀仔细检查着文书,翻着翻着,在陈留县的吏牍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莫明其妙,问下面的官吏们,大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时,站在刘秀身后的刘阳得到父亲的准允,站出来说:“河南是首都所在,中央高级官吏都住在这里;南阳是陛下的故乡,陛下的亲戚多居住于此。因此对这两个地方的田亩数字,负责检查的官员们不敢多问。”刘秀恍然大悟,惊叹12岁的孩子有如此锐利的眼光。于是有了以刘阳为帝位继承的打算。

    这时,郭后由于失宠,亦增加了怨恨之情,时时讽刺阴丽华和刘秀,更促成了刘秀废长立幼的决心。但皇太子刘疆并没有什么过错,刘秀决心先废黜郭后再说。于是在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秀以“怀势怨怼,数违教令”的罪名,废黜了郭皇后,另立阴丽华为皇后。皇太子刘疆觉得母亲被废,大势已去,不得已上书刘秀,请求让位,出镇藩国。刘秀因为刘疆毕竟没有过错,不忍心批准,刘疆又拜托亲近大臣,为其表白诚心。刘秀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在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下诏封刘疆为东海王,东海王刘阳为太子,改名为庄。这一年,刘庄16岁。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刘秀逝世,刘庄正式即帝位,是为明帝,时年30岁。

    二、整肃纲纪镇压异己

    刘氏汉家天下在西汉后几位皇帝的时候,大权旁落于外官手中,终于导致王莽专权“新”政。经过王莽改制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动乱,国家的礼仪制度遭到破坏。所以光武帝刘秀去世以后,诸王及大臣们前来奔丧毫无法度,朝廷里一片乱哄哄。明帝的兄弟们在宫殿中与明帝并肩而坐,一点也不把这个新皇帝看在眼里。为了树立威信,明帝命令秉性刚直、举止威仪、执法如山的大尉赵熹主持丧事。赵熹不负重托,仗剑入朝,将与明帝坐在一起的诸王请下殿阶,加入到大臣的行列里,以辨明君臣之别。并且整顿宫卫制度,王国官吏不得随便出入宫禁。朝廷的秩序这才逐步安定下来。此外,明帝不论对身边的下级官员还是对三公九卿这些重臣,都监督很严,每有过错,就当面训斥。永平朝的吏治,为后世的史家所夸奖。

    不过,对明帝以第四子的身份继承大统,他的众兄弟们很不服气。明帝的同母弟山阳王刘荆,伪造大鸿胪郭况(郭皇后的弟弟)的手笔,写信给东海王刘疆,劝其举兵以取天下。刘疆是胆小怕事之人,忙将送信的使节和信件原本押送到京城洛阳,交给明帝查办。明帝暗中侦知此信系山阳王刘荆所为。为免激起更大的马蚤动,明帝将刘荆一案秘而不发;对阴、郭二皇后,明帝同等礼敬;对前太子刘疆,明帝也关怀备至,其待遇高于一般的王侯。在人事上,明帝委任开国元勋高密侯邓禹为太傅,同母弟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光武朝太尉赵熹保留原职,使宗室、功臣、官僚集团都有了自己的政治代表,增加了政权的稳定力量。与此同时,明帝还发布诏令,赐天下民爵,安顿流民,减免刑罚,照顾鳏寡孤独,最大限度地缓和社会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

    明帝并非一味采取退让政策。一俟其统治巩固,他就开始严厉镇压反对派,强化自己的专制统治。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发生的楚王英狱,给诸侯王势力一次沉重打击。楚王刘英,是光武帝刘秀与许美人所生。因许美人无宠,所以刘英也受到冷淡,封在僻远之地,封地也很小。当时,佛教渐渐地传入中国,刘英在百般无聊中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数次访求佛法,希望仗佛氏灵光,佑护己身。这一年,有一个叫燕广的人到朝廷上书,弹劾刘英与渔阳人王平、颜忠等借信奉佛教为名,造作图书,图谋不轨。明帝得到报告,马上命令宗正(管理皇族事务的中央官员)派员查证。派出去的官员不久汇报说,楚王刘英招集j猾,捏造图谶,图谋篡位,罪证确凿。请求判处刘英死刑。明帝得到报告,宣布剥夺楚王刘英的王爵,迁往丹阳泾县。刘英行至丹阳,自杀身死。同案犯颜忠、王平在洛阳狱中由于受不住狱吏的严刑拷打,胡乱招供,牵连许多无辜。这些人中,有隧乡侯耿建、郎陵侯臧信、护泽侯邓悝、曲成侯刘建等。四人与颜忠、王平素昧平生,互不认识,但明帝这时已把往日对宗室诸王隐忍的仇恨倾注在楚王英狱身上,所以对颜忠、王平所招的人,不分罪证是否成立,一律穷治,下面的官员奉承上意,造成了众多的冤狱。后经侍御史寒朗的谏阻,使明帝顿然清醒,改弦更张,亲临洛阳监狱查核案情,释放无辜千余人,使朝野安定了下来。

    三、躬亲政务内外皆修

    汉明帝刘庄少小聪颖,处处精明。即位以后,他躬亲政务,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一日,明帝赐给西域使者10匹丝绸,负责登记的书郎误为百匹,并将记录转交给大司农入账。明帝索要记簿查看发现错处后,大怒,急召尚书郎重新进殿,要当场施以重罚,命令左右将其按下,自己手持大棒,狠狠揍去。尚书台的长官钟离意在宫外听说,急急进殿,叩首求情说:“过误乃小失,不足以施重刑。郎官是我的属下,陛下要处罚就处罚我好了,亦足惩戒百官。”明帝的怒气才渐渐平息下去。有一天,郎官药崧犯了微小的过失,明帝抄起木棒就要敲打,以示惩戒。在明帝的躬亲政务和严格督责之下,其时纲纪整肃、吏制谨严,诸政颇多绩效。

    当时,黄河的河道南移,改从东宛(今山东境内)入海。由于没有堤防约束,下游常常泛滥成灾。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明帝命令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王景、王吴负责修治黄河。王景、王吴率领几十万民工和士兵,先用“堰流法”修成浚仪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受新筑堤防的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军民共同努力,终于制服了黄河水患。

    在对付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问题上,由于社会的安定和国力的恢复,明帝一改光武朝的守势,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永平八年(公元65年),北匈奴骑兵进攻河西诸郡,焚烧城邑,杀掠甚众,以至河西城门昼闭,人民受害不浅。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北匈奴又侵犯河西,而且胁迫西域小国随同入寇。面对北匈奴势力的猖狂侵扰,耿秉上奏说:“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圣王之道。”明帝有志于北伐,十分赞同耿秉的意见。是年,明帝派遣窦固和耿秉出屯凉州(东汉治陇县,今甘肃清水县北),作为经营北伐的准备。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命令诸将率同南匈奴及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组成的骑兵部队,出塞北征,揭开了东汉政府同北匈奴战争的序幕。这次出征,窦固西出酒泉,在天山(今新疆吐鲁番城北)击败匈奴呼衍王部,追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占据了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县)。

    为了巩固军事活动的成果,窦固命令假司马班超和从事郭恂到西域诸国开展外交活动。班超和郭恂率领36人,先到鄯善,在鄯善国击杀匈奴派往该国离间的100多名使者,迫使鄯善王声明从今以后依附汉朝,永无二心,并且纳子为质。班超随着质子回到首都洛阳,明帝下诏提升他为军司马,命令其继续经营西域。从此以后,西域遂成中原统一帝国的一部分,得到长足的发展。

    四、修制守礼崇儒纳佛

    汉明帝崇尚儒学,他命令皇太子、诸侯王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弟,都要读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立学校于南宫,聘任高明的经师传道授业。明帝在“五经”之中,又独重孝经,倡导“以孝治天下”,甚至命令期门、羽林的守卫士兵都要背诵孝经。对礼仪制度,明帝也非常重视。他亲自与东平王刘苍讨论,制定了祭祀天地和祖先的仪式,按等级建立了一套天子、王侯、百官的车服制度。

    明帝还十分提倡尊师重道。明帝为太子时,曾跟博士桓荣学过《尚书》,即位以后,仍尊桓荣以师礼。桓荣以少傅调任太常,明帝常常亲临太常府中,听桓荣讲课。桓荣的学生们请明帝讲解,明帝谦虚地笑着说:“老师在座,不必问我。”桓荣这时年已逾80岁,常常生病不起,明帝派太医去为其治病。桓荣寿终,明帝亲执弟子礼,作孝服为其举哀。明帝这样做当然是出于师生之谊,然而更重要的是其表率作用,目的是为了向社会倡导一种尊师重道的风气。

    在汉明帝时期,佛教渐渐传入中土。明帝虽然因佞佛而镇压了刘英等人,但这不过是见机行事,实质上并不一意反对,而是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传说明帝有一次睡觉,梦见一高大的金人,头顶上放射白光,降临在宫殿的中央。他正要开口诘问,那金人又呼的一声腾空而起,一直向西方飞去。梦醒后,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朝会时,明帝向群臣详述梦中所见,大多数人都不知其由。博士傅毅进言:“臣闻西方有神,传名为佛,佛有佛经,即有佛都?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