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会址。市委派人把兴业路、《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三处拍了照片。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
杨重光是这样回忆的：“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后，接待我的胡绳同志答应把这些照片呈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两天后，胡绳告诉我，毛主席和董老(引者注：董老，即董必武。毛泽东和董必武均为中共“一大”代表)都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们住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李书城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长，胡绳要我找他弄清确切的地址。
“我到农业部找到李书城。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一○六、一○八号，现在路名和门牌都改了。’……”这么一来，中共“一大”会址得到了证实。不过，毕竟事关重大，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实地看一看。
李达，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总是称他“鹤鸣兄”——他字永锡，号鹤鸣。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和李汉俊共同筹备中共“一大”，他当然比杨淑慧更加熟悉李汉俊的家。解放后，李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自一九五○年二月至一九五三年元月)。
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他连连点头说：“是在这里，汉俊的家是在这里。”李达的认可，富有权威性。于是，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肯定为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上海市委开始动员“恒昌福面坊”乔迁。“哟，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恒昌福面坊”的老板得知内中原委，高高兴兴答应搬走。不过，搬迁总要有个过程，搬迁之后还要修缮。这样，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大庆，作为中共诞生地的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八号，还挂着“恒昌福面坊”招牌。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六日，在上海蒲柏路十四号，两位干部模样的人物，正在办理承租私房的手续。这儿是“戴瑞记经租处”——陈老太的账房所在处。那两位租房者，是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处的干部。他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托，向大房东陈老太租下兴业路七十六号和七十八号两幢石库门房子。“今日起租?”账房问。“今日起租。”干部答。“租金四十二点四折实单位。”“好，按月照付。”
双方就这样谈定了租赁手续。所谓“折实单位”是解放初所实行的一种以实物为基础而以货币折算的单位。当时的房租、工资、公债之类都按折实单位计算，为的是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这种制度一直实行到一九五四年底才告结束。在起租时，每折实单位约合人民币旧币五千五百元，即现在人民币五角五分，亦即月租为人民币新币二十三元左右。这样，李汉俊的旧居，被中共上海市委租了下来。
二十来天之后——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为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牵头，担任主任，委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管理委员会负责这三处革命纪念馆的修复、整理以及筹备建馆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周而复、叶以群为管理委员。
在这个管理委员成立后的两个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兴业路上的小菜场，被迁往淡水路。这样，那排石库门房子前面不再嘈杂了。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八号——不再是向陈老太租赁了。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对中共“一大”会址进行了初步修缮，屋里也作了些布置。
叶飞的耳朵尖，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的第一个参观者。他曾经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他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来到兴业路。那时，中共“一大”会址尚在内部整理之中，从不对外接待。
叶飞之行，很快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内传开来了。在“七一”前夕——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魏文伯、曾希圣、柯庆施光临兴业路，成为那里的第二批参观者。
终于，在翌日——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的上海《解放日报》，首次公开披露了消息，在第二版上登载新闻《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经一年修建已初步完成》。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杨重光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记上海三个革命历史纪念馆》。
现摘录杨重光的文章于下：“在上海复兴公园北面兴业路、南昌路、太仓路这几条毗连的路上，有三座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房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房屋，党成立后的第一个总部，以及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毛主席等代表住宿的地方。去年中共上海市委曾派了专人，经过几个月的勘察和对证，找到了原来的房屋，经过了修建、恢复了房屋的原状，正式成立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第二馆和第三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一周年的今天，这几个纪念馆的成立，应是极有意义的事。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毛泽东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2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先后在中国好几个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长沙、汉口、广州、济南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引者注：现在也有人认为应是十三个)，在中国工业的中心和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故址。在三十一年以前，这里是望志路一○八号，现在是兴业路七十八号，也是黄陂南路(即前贝勒路)树德里七号。这是一座临街的两层的普通弄堂房子。在三十一年以前，即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引者注：实际上应是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座房屋的楼上(引者注：后来经董必武等实地回忆是在望志路一○六号楼下)，正式成立了。当时出席的代表十二人，代表了约五十个党员。毛泽东同志代表湖南党的组织。当时会议室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引者注：应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是中共“二大”通过的)，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就在消息见报的当天上午十一时，上海市市长陈毅以及潘汉年、方毅、刘长胜、陈丕显、王尧山等赶往兴业路，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
当天，苏联塔斯社记者闻讯，也赶到兴业路。于是，在上海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不过，那时，兴业路七十六号上的“恒昌福面坊”几个大字，仍刷在墙上。屋里，则挂起了马克思像、列宁像以及毛泽东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之后，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于是，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手迹被取下来了——因为当年开会时，墙上没有挂。于是，“恒昌福面坊”招牌被铲掉了，巨大的“酱”字被铲掉了，外墙上的石灰被铲掉了，“混水墙”变成当年的清水墙——露出了青砖与红砖。
王冶秋还叮嘱：“做成模型送北京。”
模型在一九五三年春做好了。这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
董必武看了说：“是这座房子。”
毛泽东看了则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于是，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李兰天、杜民奉命来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四十八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五十九岁的包惠僧。他本名包道享，又名包晦生，后来改名包惠僧。他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历尽风风雨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澳门返回北京，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毛泽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一九五四年三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包惠僧出席过中共“一大”，而薛文淑则是当年望志路一○六号的女主人。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只是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开的，一时定不下来——因为李达说是在楼上开的。当然，薛文淑的回忆，显然比李达可靠。因为薛文淑是那里的主妇，天天在楼下吃饭，餐桌便是那张长方桌，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是围着长方桌开会的，理所当然是在楼下。
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尽管李达只在那里开过几天会。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一九五六年春节，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辆轿车驶入兴业路。从车上下来一位白发长者，留着白色髭须，那面孔是报上照片里常可见到的。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一大”代表、七十岁的董必武!
董必武作了“裁决”。他说：“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
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董必武的话，一锤定音。从此，那长方桌从楼上搬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董必武兴致勃勃，当场挥毫题词。他借用《庄子·内篇·人间世》的一句话，写下自己的无限感慨：“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庄子》原文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到“巨”的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自从一九五二年建立以来，至二○○三年六月已经累计接待了海内外参观者一千多万人次。
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展览场地已经显得狭小，自一九九八年六月起开始扩建——原纪念馆保持原貌，在西面新建一幢仿造上海石库门式的建筑。扩建之后，陈列面积比原先扩大了四倍。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1
费尽周折，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然而，会址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的内核——中共“一大”文件，却茫然不知所踪。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中共“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端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一大”会址。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一九三七年——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十六个年头，尼姆·韦尔斯女士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中共“一大”文献的下落。
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是的，是“都丢失了”!“一份也没有了!”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杳无音信，遍寻无着……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大洋彼岸——与中国万里之遥的美国纽约。
一九六○年，坐落在纽约的美国排名第七号的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韦慕庭(cartwilbur,按照音译，应译为c马丁·维尔巴，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式名字“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极度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夏连荫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一九二四年一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为“chenkung?po”，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unistoventch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chenkung?po”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j，在汪伪国民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取而代之，任汪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三卷，即“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毕业生登记簿”上，查到了“chenkung?po”其人，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一八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生于广州”。
第二次，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为“一八九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一九二四年九月注册，生日只写“一八九二年”。
真是个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赶紧去查日本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生于一八九○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kung?po”：他的生日不断“变化”，大概是因为他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一日——应是九月三十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一八九二年”。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韦慕庭在仔仔细细读毕《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着虚假的话，将是一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于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六篇文献：
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
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一九二一年)；
附录三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二年)；
附录五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二二年)；
附录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了手头别的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一九二四年的硕士论文。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
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他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博士，为胡适录音，写作《胡适的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胡适参加过《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来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后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与蒋介石竞选“总统”。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刚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出了解释。
他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内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陈公博当年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2
他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了许多中文书籍，但是却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他得知堪萨斯大学正在跟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此人，跟陈公博一样，最初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他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一九四九年冬躲到香港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一九四四年十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一九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一九三三年)；《军中琐记》(关于一九二六年北伐的，写于一九三六年)；《我与共产党》(写于一九四三年)；《改组派史实》(写于一九四四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一九四四年)。
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偏见》、《了解》、《贫贱交与富贵交》、《不可为的官》、《上海的市长》、《海异》。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第一九一页起的《我与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kung?po”即陈公博。
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陈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在一九二四年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
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引者注：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在民国十二年(引者注：即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引者注：似应为“文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我抵美之后，接植棠(引者注：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一九二○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一九二一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曾任中共粤区委员)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引者注：即马克思)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引者注：即预订)了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甚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了。……”
陈公博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表明他在二月二十八日注册，完全吻合。
陈公博在美国研读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这也与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相吻合。
韦慕庭越来越意识到那篇在哥伦比亚大学“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难怪，在一九二四年那样的年月，美国的教授们谁会注意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学生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呢?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陈公博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上海复旦书店一九二八年版)，萧旭东(萧瑜)的《毛泽东和我都是穷人》(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沈云龙的《中国共产党之来源》(台北，一九五九年版)，汤良礼的《中国革命内幕史》(伦敦，乔治·拉特利奇——森斯有限公司一九三○年版)……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关于陈公博更加详尽的身世。
韦慕庭着手写作论文。他的论文，作为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绪言。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一九六○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三十六年前的论文。
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而附录一和附录二就是——我认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三十六年的论文，走出了冷宫。不过，陈公博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因此美国所发现的是中共“一大”文件的英文稿。
这些新发现的中共“一大”文件，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在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之间，竟缺了第十一条!韦慕庭只能作如下推测：“陈公博的稿本无第十一条，可能是他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十条以后排错了。”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
不论怎么说，美国韦慕庭教授的发现和研究，是对中共党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不过，在一九六○年，哥伦比亚大学印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在美国除了几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有点兴趣，并没有多少人注意这本书。
当时，中美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韦慕庭的论文，被浩淼的大洋阻隔。大洋此岸，并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献在美国被找到的消息。
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们，也在寻觅着中共“一大”文献……一九五○年，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此文的写作时间，比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晚不了多少时候。葛萨廖夫当时在中国，跟第三国际来华代表有过接触。这篇文章，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这么一篇历史文献，竟是从一部蓝色封皮、线装的书中发现的。那部书的书名颇为惊人：《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这是一部文言文写的书。没有标明什么出版社出版。
经过查证，此书“来历不凡”：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突然包围、袭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抓走了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他们还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非法搜去许多文件，内中便有葛萨廖夫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文。
张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译成中文(文言文)，编成一本书——《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这本印数很少的线装奇书，在解放后被找到一套。于是，那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见天日。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提到了中共“一大”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谈及关于纲领的激烈的争论——可惜，没有收入第一个纲领的原文。
不过，发现葛萨廖夫的文章，毕竟使人们对中共“一大”的纲领，有了一些侧面的了解。重大的进展，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
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从莫斯科运回了几箱档案。
中共党史专家细细检视这批档案，居然从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开之际，第三国际派代表出席会议，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查遍几箱档案，没有发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于是，俄译稿被还原译成中文。在当时，中共“一大”的文件属党内重要机密。还原译成的中文稿经过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再三斟酌，刊载于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上。为了鉴定从苏联运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还原译成的中文表述是否准确，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派陈铭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里，请这位历史亲历者作鉴定。整整一个月之后——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董必武认可了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因此，在美国教授韦慕庭发现陈公博的论文之前，中共已经发现了“一大”的文件俄文稿。
美国教授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也难怪，因为中共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发现“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严格地说，美国韦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献英文稿的第一个发现者和鉴定者。
不过，韦慕庭教授的发现，过了十二年之久，才传到大洋此岸来……那是一九七二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了城里。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他已好多年没有机会查看外国文献了。回到北京之后，他才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翻阅资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这位三十一岁的壮实男人，从十八岁起便在革命博物馆当解说员。喜欢钻研学问的他，渐渐对中共党史发生兴趣，着手研究。他看到《东洋文化》刊载藤田正典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全大会、二全大会、三全大会文件的研究》，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尽管他不懂日文，感谢“老天爷”，日文中有一大半汉字，使他能大致猜出文章的意思。比如，“一全大会”显然也就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不光看正文，而且连文末的注释也不放过。从一条注释中，他得知重要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他求助于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
周一峰何许人也?周作人之子!他日语纯熟，而且当时正在北京图书馆里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翻译。然而，一向小心谨慎的周一峰一听要翻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文，而且又涉及什么陈公博——当年周作人曾与陈公博一样都当过汉j，他理所当然地推辞了，要李俊臣“另请高明”。
李俊臣看出他的顾虑，赶紧说道：“你来讲，我来记。出什么问题我负责。”好不容易，周一峰答应了。当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国韦慕庭教授在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李俊臣赶紧查找韦慕庭在十二年前编的那本书。一查，北京图书馆里居然有这本书!就像当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冷置”了多年一样，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在北京图书馆“冷置”了多年，无人注意。于是，韦慕庭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被译成了中文。跟俄文版还原译成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有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十一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同源于一种中文稿!当然，那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十一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条误编为第十二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十一条；也可能是第十一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这个历史之谜，要待有朝一日发现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时，才能判定。
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苦苦追索，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那次极端秘密、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而又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一大”，这才渐渐“显影”，被时光淹没的历史真相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一大”文件，只是这些年来苦苦追索中的两桩往事。
这些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课题，成为中外学者们竞相探讨的“热点”：中
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幕?中共“一大”在哪一天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究竟是十二个还是十三个?那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的代表尼柯尔斯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虽然中共“一大”的召开已经是八十多年前的往事，然而这些追索迄今仍在进行中。就在笔者着手采写本书《红色的》时，尼柯尔斯基尚是一个谜。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告诉笔者，在任何档案中都没有查到关于尼柯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可就在笔者采写本书的过程中，忽又闻这个被称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的身世查明了，于是，便赶紧前往北京作详细了解……笔者正是在中外众多学者专家数十年来研究中共“一大”的基础上，着手写了这本《红色的》。
第二部分：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