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成员，七种说法。查阅当年的报刊，则又有第八种说法，即这个“小组”名叫“社会党”。
一九二○年十月十六日《申报》上，曾披露这么一条消息：
“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和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申报》称陈独秀为“社会党”，倒是有根有据的，因为陈独秀在这个“小组”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宣称“吾党”即“社会党”。
那是一九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八卷第一号《新青年》，刊出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此文是由于“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于是“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左”。陈独秀的“略述”，令人诧异地提及了“吾党”：“吾党对于法律底〔的〕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此处清楚表明，“吾党”即“社会党”。下文，又一处如此行文：“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这位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的文章，本来就引人注意。他口口声声说起了“吾党”，警方马上意识到他组织了“社会党”。正因为如此，《申报》的消息用警方的口吻，称之“社会党陈独秀”。也有人称这个“小组”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不过，这是后人取的名称，并非当时的名称，没有被采用。现在对于这个“小组”的正式的、统一的称呼，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二○○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各地成立的小组均称为“早期组织”）。对于这个“小组”，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如此论述：“实质上，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党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是以列宁建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的工作方向，即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人，绝大部分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努力和工人群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逐渐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共产主义小组概述》，见《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这个“小组”推选负责人，众望所归，当然公推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而陈独秀正符合这个条件。这样，不论是“小组”的成员们，还是苏俄的代表，都一致以为非陈莫属。“小组”的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叫“主任”?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说应当叫“书记”。“书记”一词，在中国倒是古已有之。如《新唐书·高适传》：“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不过，古时的“书记”，是指主管文书的人。后来，中国的“书记”是指抄写员。
当杨明斋把维经斯基的意见译成中文，“小组”的组员们都感到新鲜。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从此以后，“书记”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广泛应用，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称之为“总书记”、“党委书记”、“总支书记”、“支部书记”，以至到了后来设立了“书记处”，设立了“书记处书记”。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了。就在上海小组诞生的那些日子里，列宁在苏俄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关切着世界的东方，关切着中国的革命。正因为这样，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便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派出维经斯基前往中国，虽然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毕竟不是共产国际直接委派的。列宁跟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刘绍周和安恩学晤面，在考虑着再直接派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第四部分：初创“sy”和它的书记俞秀松1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意味着向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迈进了一大步。
维经斯基来华的主要使命是“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建党已在上海开始了，紧接着的任务便是建团。帮助各国建团，原本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任务。那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共产国际之后，在同年十一月，欧洲十四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代表会聚柏林，成立了青年共产国际。苏俄共青团的十七岁的代表拉扎里·沙茨金在前往柏林之前，列宁与他作了一次长谈。沙茨金不负列宁的重托，艰难地穿越正处于战争之中的几个国家的边境，这才秘密到达柏林。开完代表会议，他又成功地返回了苏俄。
设在柏林的青年共产国际，那时还顾不上东方，没有派出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团。这样，建团使命也就由维经斯基兼顾。在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在上海诞生。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也是在上海诞生。那是一个炎热的星期日——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八位年轻人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聚会。陈独秀、维经斯基、杨明斋也来到了那里。陈独秀的身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书记，维经斯基作为俄共(布)远东局的代表，杨明斋作为翻译。那八位年轻人是“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据施存统自己说，“我于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去东京”，因此不可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他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创始人之一，则当之无愧）、袁振英、金家风、叶天底”。在这八个人之中，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六人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会议决定成立青年团，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亦即“sy”(“社会主义”和“青年团”的英文的开头字母分别为“s”、“y”)。青年团的名称，在中国有过几度变迁：一九二二年五月正式成立时，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年十一月，为了适应抗战形势，便于动员广大青年参加抗战，共青团改组，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一九四六年，试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四九年四月，正式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七年五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没有年龄限制，连四十一岁的陈独秀也是团员——凡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全部都是团员。直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也是如此，即党员同时是团员。
到了一九二二年底，这才明确团员有年龄限制，即二十三岁以下。这样，一批超过这一年龄的团员，退出了“sy”。个别超龄的而仍需留在团内工作的，称“特别团员”。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发起人之中，年纪最轻的是俞秀松，二十一岁。陈独秀指派这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年轻成员，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负责人的职务，根据维经斯基的意见，也叫“书记”。这样，俞秀松成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俞秀松这个后来跟斯大林有着友谊的人物，能干而思想敏锐。他原名寿松，字柏青，曾用过化名王寿成。他后来在苏联工作时，叫“纳利马诺夫”。他的浙江口音很重——他出生在杭州南面不远的诸暨，那里是西施的故乡。对于俞秀松来说，人生的重要一步，是在一九一六年跨出的。那年他十七岁。考入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成为“四大金刚”的门生。这“四大金刚”便是前面已经提及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四位具有新思想的国文教员——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这位来自小县城的农村青年，受到新文化的洗礼。他很快就博得一个雅号，曰“三w主义”——英语中的谁、为什么、怎么样都以“w”为开头字母，他遇事总爱问“谁、为什么、怎么样”，犹如“十万个为什么”。五四运动风暴骤起，消息从北京传入杭州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成了浙江的“北大”。满腔愤懑，总想一吐为快，于是俞秀松和一班同学筹备办一个刊物。参加者有二十七人，有第一师范的俞秀松、宣中华、周伯棣、施存统、傅彬然，第一中学的查猛济、阮毅成，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的汪馥泉、孙敬文、蔡经铭、倪维熊、杨志祥和沈端先。沈端先比俞秀松小一岁，他就是后来以笔名夏衍出名的作家。学生们没有钱，怎么办刊物?每人捐了一块“袁大头”(当年的银元上刻着袁世凯头像，人称“袁大头”)，又向校长经亨颐、向“四大金刚”、向沈玄庐募捐，拿到一点钱。
刊物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下旬开始筹办，定于十月十日出版创刊号，取名《双十》——因为辛亥革命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称为“双十节”。据夏衍回忆：“第一、二次集会的时候，我记得宣中华没有参加，但是《双十》出版之后，俞秀松和宣中华就明显地成了这个小刊物的领导人。俞秀松，诸暨人，比我大一岁，但比我们这些人老练得多，最少可以说，他和宣中华两个，已经不单是反帝的爱国主义者，而是明显的受过十月革命洗礼的斗士了。”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版。
第四部分：初创“sy”和它的书记俞秀松2
《双十》出了两期，编者们便不满足于“中华民国”了。他们转向激进，俞秀松提议把刊名改为《浙江新潮》。俞秀松亲自写了《发刊词》，表明了这群二十岁的热血青年们的热望：“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第二种旨趣，就是改造社会。”“第三种旨趣，就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这班“小青年”的活动能力倒颇大，从报纸中缝所载“本刊代派处”便可见一斑：广及上海、黑龙江、湖南、湖北甚至日本，内中既有“上海亚东图书馆”，也有“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毛泽东君”，均为这张小小的报纸的“代派”，亦即发行。《浙江新潮》第二期上，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使杭州城地动山摇。
《浙江新潮》第二期登了施存统写的《非孝》。
施存统又名施复亮，与俞秀松同龄，是浙江“一师”贩卖部的负责人。他事母甚孝，但对父亲的残暴甚为反感，于是有感而发，写了《非孝》。孝，向来是“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的四大支柱之一。这篇《非孝》一出，当即一片哗然。
浙江省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这批“大人物”都披挂上阵，指责这小小的刊物《浙江新潮》倡导“非孝、非孔、公妻、共产”。由于刊物上注明“本社通讯处由浙江杭县贡院前第一师范转”，而“大人物”们本来就视“一师”为眼中钉，因此借此发难，要撤办校长经亨颐，驱逐“四大金刚”。在学潮中，宣中华这位俞秀松的同乡，被选为杭州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领导学生们罢课，反抗浙江反动当局。
《浙江新潮》才出了两期，便被警察封存。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敏锐地注意到二十岁的俞秀松所主编的小报《浙江新潮》，在一九二○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发表一则随感，深为赞赏，全文如下：
随感录七四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双十》改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的内容，多半是讨论少年学生社会的问题。很实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杭州学生联合会周报》(引者注：这篇“攻击”文章署名“沈宰白”，即沈端先，亦即夏衍)——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
我读了这两个周刊，我有三个感想：
(一)我祷告我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二)中学生尚有这样奋发的精神，那班大学生、那班在欧美、日本大学毕业学生，对了这种少年能不羞愧吗?
(三)各省都有几个女学校，何以这班姐妹们却是死气沉沉!难道女子当真不及男子，永远应该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吗?独秀
陈独秀确实有眼力，看出了《浙江新潮》“这班可敬的小兄弟”的勇气和锐气。果真，《浙江新潮》的主编俞秀松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勇将；另一主编宣中华后来受到列宁接见，也是中国共产党骨干，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五日死于龙华；《非孝》作者施存统亦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角色；至于“那两篇文章”的另一作者夏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电影界地下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
《浙江新潮》在浙江被禁，俞秀松想在上海印第三期，但到了上海未能办成。正巧，看到报载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的启事，便在一九一九年底来到北京。
俞秀松在北京大学见到了陈独秀，并经陈独秀介绍，来到北京东城骑河楼斗鸡坑七号，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同时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在工读互助团三个月，难以维持生活。他下定了决心，在一九二○年三月写给骆致襄的信中宣称：“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他在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离京返沪，找到了老师沈玄庐，经介绍到星期评论社工作。这时，他的老师陈望道从浙江来到上海，也在星期评论社。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这四位来自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浙江新潮”人物，进出于渔阳里二号，团结于陈独秀周围，都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颇为赏识俞秀松的才干。正因为这样，在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之际，他指派了这位具有“奋发的精神”的俞秀松担任了书记。
第四部分：初创新渔阳里六号挂起魏碑体招牌
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那幢石库门房子，人进人出，变得颇为热闹。
戴季陶早就搬走了，只是那里的玻璃窗上，还留着他当年兴高采烈时，龙飞凤舞般题的诗。
杨明斋是这幢房子的新的承租人。不过，他只住在楼上小小的亭子间里。那里放着的一张写字桌、一张单人铺，便是他的一切。楼下，客堂间，居然放着一张可供十二个人同时围着进餐的紫红色的大圆桌。灶间，安上了大锅，居然还有专门烧饭的人。
楼下的厢房里，放了一排排长凳、课桌，挂起了黑板。楼上的厢房、客堂间，架起了棕绷，架起了铺板，有好多人住在那里。新渔阳里六号完全成了一个对外公开的机关。它居然还被登在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民国日报》广告上。那广告全文如下：
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
这里本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怎么忽地变成了“外国语学社”?大门口，真的挂起了白底黑字、魏碑体的招牌“外国语学社”!原来，这是一个特殊的“外国语学社”：社会长乃杨明斋。社秘书为俞秀松。俄文的教师最多，即杨明斋、库兹涅佐娃(即维经斯基夫人)以及王小姐。王小姐是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叫王元龄，思想也十分进步。日文教师李达。法文教师李汉俊。英文教师袁振英。至于学生，少时二三十人，多时五六十人。学生除了上海市的，还有从外地来的。外地学生有的就住在那里。屋里不时传出俄语声、日语声、法语声、英语声，真的像个“外国语学社”的样子。虽说在报上公开登了招生广告，其实，那只是使这个“外国语学社”合法化罢了。
这儿的学生，其实是通过各种途径介绍入学的。介绍者，往往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从外地来的，一般也都是由进步团体介绍而来的。来到这里学习的青年，大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外国语学社”成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场所，培养人才的场所。在这里以学习俄语的青年最多，为的是分批把他们送往苏俄训练，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未来的干部。在这批学生之中：有后来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他住在楼上厢房)。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被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的任弼时。有任弼时的叔伯兄弟任作民，后来任中国共产党湖南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
有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当时叫柯怪君，也住在楼上厢房。有在一九二七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又名罗觉)。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大将、国防部副部长的萧劲光。有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候补常委的作家蒋光慈(曾名蒋光赤)。有成为鲁迅密友、著名翻译家、散文家、北京大学教授的曹靖华。有在一九二五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的李启汉。
杨明斋除了在新渔阳里六号主办外国语学社，还在那里的亭子间办起了中俄通讯社(后来改为华俄通讯社)。这个通讯社把来自苏俄的大量报道译成中文，供给中国报刊刊登；又把中国的重要消息用电报发往莫斯科，沟通了中国与苏俄之间的信息。当时中国报刊上的《布尔什维克沿革史》、《列宁小史》、《列宁答英记者底（的）质问》等等，便是中俄通讯社提供的。
第四部分：初创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1
就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一九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一号《新青年》杂志，面目一新。
这一期的封面上画着地球和一东一西伸进画面两只紧握着的手，暗喻中国人民和苏俄人民手携手。这一期杂志新辟“俄罗斯研究”，由杨明斋等撰写介绍苏俄新貌的文章。这一期杂志推出了“重头文章”，即陈独秀的《谈政治》，把他和胡适、张东荪的分歧公开化了。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新青年》杂志的台柱。如今，《新青年》的主编在《新青年》上点名批判胡适，意味着《新青年》编辑部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的〕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陈独秀谈及了《新青年》：“外边对于本杂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陈独秀说及了胡适：“最近胡适之先生著《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些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胡适原先曾是陈独秀的“亲密战友”。正因为这样，当蔡元培恭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陈独秀却说他只是暂代，待胡适从美国归来请他担此重任。
胡适，曾与陈独秀有过亲密的合作，曾是《新青年》的一枝笔，擂响了新文化运动的鼙鼓，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振聋发聩的“文学革命八条件”，即不用典、不用陈腐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俚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即胡适致函陈独秀自我介绍的“八不主义”)。此文的发表，在中国平静的文坛上掀起一阵狂澜。胡适在《新青年》上积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张“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他用白话作自由诗，写白话文学剧本，写白话文，领一代之先。胡适在《新青年》上抨击孔教，抨击旧礼教，主张女子解放，提倡教育改革……倘若用“丰功”两字形容当年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并不过分。然而，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呐喊前进，陈独秀、李大钊向“左”转，胡适向右转，渐渐分道而驰。《新青年》在分化。
最初的论战在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展开。
那是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虽然暂停，但主持《每周评论》的是胡适。犹如一辆汽车换了个司机，胡适驾着《每周评论》仍在继续出版。胡适代替陈独秀编的《每周评论》离开了陈独秀、李大钊的“轨道”。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编成了《杜威讲演录》专号。杜威是胡适的老师，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
在第三十一号《每周评论》上，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表明了他对他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的不满：“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正在河北乐亭县大黑蛇村老家度暑假的李大钊(他在离京前看到第三十一号《每周评论》)，写下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和主义》，寄往北京给胡适。胡适把此文在第三十五号《每周评论》上登出。李大钊驳斥胡适道：“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引者注：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由，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阿鹦、阿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然而，胡适一边刊登李大钊写给他的公开信，一边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与李大钊论战。思想的裂痕已发展成为难以弥合的鸿沟。
第四部分：初创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2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作为书记的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作为这个小组的宣传阵地。于是，刷新《新青年》，不但以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李达这四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作为《新青年》编辑，而且在一九二○年九月一日的八卷新一号起，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写的《论政治》，公开与胡适决裂。
后来，当胡适垂垂年迈，回首往事，他这么追述道：“事实上，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扎维克(引者注：即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之后(引者注：指北京警察逮捕陈独秀)，便离开北京，一去不复返了。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但是无论怎样，自一九二○年一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的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vietrsia》(引者注：即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两位“老伙伴”不光摆开“铅字阵势”，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也争个没完没了。陈独秀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惟妙惟肖地勾画出这对“老伙伴”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那是一九二五年冬，胡适来到上海治痔疮，借住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回忆道：“这位总书记(引者注：指陈独秀)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引者注：应为实验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在《新青年》的“老伙伴”之中，倒是鲁迅仍与陈独秀同行。陈独秀一回回写信给周作人，请周作人敦促鲁迅为《新青年》写小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函)“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函)“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证正，寄来付印。”(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函)正因为这样，鲁迅后来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这么提及陈独秀：“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选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新青年》是当年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众的杂志，它的急剧地向“左”转，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推及全国。
第四部分：初创跟张东荪展开大论战
在大动荡之中，分化是必然的。不光是“老伙伴”胡适转向，“新伙伴”张东荪也转到了对立面。陈独秀的《论政治》之中，点了胡适的名，也点了几个月前还在新渔阳里六号高谈社会主义的张东荪的名。
就在《论政治》刚刚发表，英国的一位名人受梁启超之邀，来到中国讲学。他叫伯特兰·罗素(bertrandrsell，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七○年）。他成为名人，由于他同兼三种身份：他是道地的数学家，曾与怀特海合著《数学原理》三卷，他的“罗素悖论”对二十世纪的数学产生过颇大的影响；他又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创立“中立一元论”，在当时被誉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他又反对侵略战争，倡导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判刑下狱，获得人们的同情和赞颂。这么一位大名人光临中国，自然引起一番热闹。罗素在中国各地演讲，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guild，亦即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亦即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张东荪是梁启超的“老伙伴”，一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同创“研究系”。当这位由梁启超请来的贵客前往湖南讲演时，张东荪便专程奉陪。返沪之后，一九二○年十一月五日，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教训》。十一月六日，又发《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这两文蓦地引起一番论战，空前的激烈。与张东荪的论战，除了此前《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的《论政治》，早在一九二○年五月十六日，《星期评论》第五十号便已刊登署名汉俊(即李汉俊)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的〕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批驳了张东荪在五月七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一文，尖锐地指出张东荪“是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者”。算起来，这一回是第三次向张东荪开火，那火力格外的猛烈。张东荪的文章刚一登出，马上引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注意，决定立即组织反击。因为他的文章鼓吹：“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行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就在张东荪文章发表的翌日——十一月七日，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连发两文，批驳张东荪。两文的作者分别为望道(陈望道)和江春(李达)，言辞空前尖锐激烈。陈望道的《评东荪君底〔的〕“又一教训”》，那话火辣辣的，指出张东荪“转向”了：“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沈〔沉〕静，有些灰心，想要走旧路吗?“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沈〔沉〕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李达的文章比陈望道的更为尖锐，笔下毫不留情。文章的标题便叫《张东荪现原形》：“张东荪本来是一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这几年来，他所以能够在文坛上沽名钓誉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特长，会学时髦，会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他作（做）文章，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时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间的东荪与后一瞬间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总之，张东荪是文坛中一个‘迎新送旧者’。”李达翻出张东荪过去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与张东荪的“新作”相对比，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露了张东荪的“前言不顾后语”。紧接着，十一月八日，《觉悟》的主编邵力子也亲自披挂上阵，发表《再评东荪君底〔的〕“又一教训”》。邵力子毕竟是报人，跟张东荪是同行，话说得温和一些，但摆出一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