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共产党。王乐平虽说是进步的开明人士，却不愿加入共产党，更不愿出面组织山东共产党。他把此事转交给了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北杏村人氏(今属诸城县枳沟乡)，年纪比王乐平小得多，出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原名王瑞俊，字灼斋，天生一对大耳朵，得了个雅号“王大耳”。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曾这样谈及王尽美：“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王乃征、王乃恩：《怀念我们的父亲》，载《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其实，“王大耳”在二十岁之前，耳朵里听见的，只是一个小小村子里的声音。这位佃农的儿子，从小在倚山傍水的北杏村长大。十二岁进了私塾，一边种田，一边学点文化。十七岁便与李姓女子成婚。倘若他安于那小小的世界的话，可以在那祖祖辈辈生活的小村子里过一辈子男耕女织的生活。然而，望着潍河滔滔水，望着乔有山(即南岭)葱葱树，他的心潮起伏，赋诗言志：
沉浮谁主问苍茫，
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
铮铮乔有看沧桑。
他终于在二十岁那年，告别故乡热土，告别老母贤妻，前往省城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食宿。他来到了一个大世界。他的“大耳朵”听到了时代的呼声，听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呐喊。进校才一年，正遇五四运动，他成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成了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他跟王乐平有了密切的来往。
他来到更大的世界——北京。在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他迅速地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之下，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罗章龙曾这样追溯往事：“早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以后，‘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后期，我们北京国立八校院的学生会和外省的学生会建立了联系。起初我负责做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工作，山东的学生会经常有人来北京联系。我们北京大学学生会也经常派人去上海和南方，因为济南是沪京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常中途在济停留。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同山东学生会的代表王尽美同志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北京学生会的办公处设在校本部，王尽美同志为联系学生会的工作曾多次到西斋来找我。一九二○年三月，以北京大学为主，由国立八个校院联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美同志又来到了北京。我领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等处转转看看，还去看了一些外面来旁听的学生，同时，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在北京念书的学生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是北京的会员，在北京以外各省市念书的学生或工人被吸收入会的叫做通讯会员……王尽美同志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他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罗章龙：《我对山东建党初期情况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使王尽美的思想发生了跃变。他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在济南内贡院墙根街济南教育会那里，居然挂出了一块非同凡响的大木牌，上书“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是在一九二○年九月光景挂出这牌子的。创建这个研究会的主角，是王尽美。参加者最初十来人，后来发展到五十余人。内中的积极分子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王翔千比王尽美年长十岁，原名王鸣球，山东诸城人。王翔千跟王尽美，也有那么点亲戚关系——王翔千妻子的姑母是王尽美的婶母，所以他们早就相识。王翔千肄业于北京译学馆，但古文底子颇好，擅长诗词歌赋。受他的影响，王翔千的弟弟王象午也加入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翔千的女儿王辩(后来改名黄秀珍)，也很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陈独秀给王乐平去函，希望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的时候，李大钊从北京派来陈为人，找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商议如何在山东建立共产党。“南陈北李”都关注着山东。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了欢迎陈为人的茶话会。陈为人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陈为人当时是北京《劳动者》的编辑。
在“南陈北李”的帮助下，一九二一年初，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最初的成员除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外，据查考，可能还包括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贾乃甫等人。
第五部分：响应水族青年邓恩铭
下大雨，
涨大河，
大水淹到白岩脚，
掩住龙脑壳，
鲤鱼虾子跑不脱。
这首儿歌的作者，便是邓恩铭——王尽美的亲密战友。
邓恩铭比王尽美还小三岁，生于一九○一年一月五日（《辞海》一九七九年版“邓恩铭”条目，误为一九○○年生。邓恩铭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冬月十五日，换算为公历，一九○一年一月五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年轻的人物之一。
邓恩铭不仅年轻，而且是水族人。他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水族集居村寨水浦村的板本寨。那里离荔波县城大约二十公里。水族是中国人数甚少的少数民族。据一九五七年统计，中国的水族只有十六万余人，聚居于贵州三都、荔波、榕江、从江、都匀、独山一带。水族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水家的山歌唱不完，夜连夜来天连天。”邓恩铭从小说水族话，唱水族山歌。他的奶奶是水族歌手，教他学会一支又一支水族山歌：
砍柴一刀刀，
担柴一挑挑。
谁知一餐饭，
多少眼泪抛。
如此琅琅上口的水族山歌，绝不亚于唐朝诗人李绅那首“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邓恩铭从小在这些水族山歌的熏陶下，懂得人世间最质朴的爱与憎。他出生在医生之家。祖父邓锦庭、父亲邓国琮都行医。他原名邓恩明，字仲尧。他六岁时进私塾，十六岁时入荔泉书院。识字知书，他写起山歌来：
种田之人吃不饱，
纺纱之人穿不好，
坐轿之人唱高调，
抬轿之人满地跑。
据《邓恩铭烈士专集》（《邓恩铭烈士专集》由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一九八三年三月在都匀印出内部参考本）查证，这是邓恩铭十五岁时的作品。以此看出，这位水族少年的爱憎已很鲜明。
十六岁那年，邓恩铭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走出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寨，作千里远行。那是他的二叔黄泽沛热情来信，邀他到山东济南上学，他便与叔母、堂弟一起，经香港、上海，抵达济南。黄泽沛是清朝进士，后来到山东当县官。他其实姓邓。他的父亲邓锦臣与邓恩铭的祖父邓锦庭是亲兄弟。由于他过继给姑母家，于是改姓黄。邓恩铭到了他家，也取了个黄姓名字，叫“黄伯云”。离开水族村寨时，邓恩铭赋诗言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是青山。
邓恩铭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抵达济南，便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是山东的名牌中学，
使邓恩铭知识猛进，大开眼界。进入省立一中一年多之后，五四运动山呼海啸般爆发了。山东成了全国注视的焦点。十八岁的邓恩铭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被同学们推举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时，他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从此，他俩肩并肩，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
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在一九二○年秋，组织了“励新学会”。王尽美被推举为《励新》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励新》半月刊在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创刊。《发刊词》中，励新学会的宗旨是“对于种种的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的，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为着更进一步“和黑暗环境奋斗”，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的邓恩铭不过二十岁，而王尽美也只有二十三岁。
第五部分：响应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当共产主义之火在中国的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逐一点燃之际，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广州，也出现了共产主义“幽灵”。广州是当时中国的一片热土。共产党的种子，最容易在那里萌芽。因为那里是孙中山的大本营，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当维经斯基率领那个“记者团”抵达北京之后，便兵分几路：他自己率“主力”前往上海；马马耶夫夫妇和鲍立维去了武汉；那位从哈尔滨奉命赶往北京的大胡子、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则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之后，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热浪在广州澎湃，只有傍晚时一场豪雨骤降，才使人舒了一口气。一九二○年九月，在寒带长大的斯托扬诺维奇初来乍到广州，很不习惯。对于满街戴着尖顶斗笠的广州人，对于人行道上便于遮雨的骑楼，他感到非常新奇。
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改了名字，叫nhop，即米诺尔。他与另一位俄共(布)党员Пecлnh，即佩尔林，一起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此外，还有那位既会讲法语又懂中文的越南人。斯托扬诺维奇用法语与那位越南人交谈。斯托扬诺维奇此行的目的，是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不过，他的公开身份是“远东共和国”记者。这个苏俄在远东临时建立的缓冲国，给人以“中立”的印象，也就使人们难以想到他会是俄共(布)党员。他和佩尔林在广州市中心永汉北租下了“光光”眼镜店二楼(今广州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他真的干起了记者行当。在那里办起了俄华通讯社。
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四处活动，寻找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便着手在那里组织共产党。不过，他不像维经斯基那么顺利，因为维经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扎根串联”那“根”都“扎”得很准。也许是缺乏工作经验，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在广州所“串联”的，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黄尊生、谭祖荫，国文教师刘石心，当过漳州教育局局长的梁冰弦(他的原先的秘书便是刘石心)，在报馆当校对的梁一余，他的弟弟、雅号“生意佬”的梁雨川，还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区声白。这七位，全是无政府主义者。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细细探究起来，是因为来广州时找错了“向导”。陪同他们来广州的，是广东台山籍的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黄凌霜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加入过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又退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自然的，黄凌霜引见的是广州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在那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行，都举起了反军阀之旗，都要求民主。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组织共产党，使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的计划落空。
当事者谭祖荫在一九八一年的回忆，十分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情形：“两个俄国人(引者注：指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同我们每周开一次会，多数在‘光光’二楼开，有一次在黄尊生家开。我们开会是汇报本星期宣传的经过，下一步应如何做。会上使用英语，一般由区声白当记录，区当时在岭南大学教书，有时他来不了，就由我当记录。黄尊生的英语好，由他当翻译，梁冰弦和我也会听、讲英语。当时两个俄国人知道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讲的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事情，并由波金(引注者：即佩尔林)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传的提纲，内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来斗争，也讲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然后由区声白、黄尊生翻译成中文，由黄尊生、刘石心去协同和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作宣传。这个俱乐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过一二次，只是旁听，没讲什么。梁冰弦不常去，区声白没去过。记得有一次是讲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剥削，听众有三四十个工人。工人没有发言，因为听完时间已经很晚，就散会了，也没有组织工会。此宣传活动是半公开的，没有准备组织工人罢工。后来才有机器工会，但我没有参与。我后来只当教师，不问政治。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和我们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我们与共产党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如果提出组织就会马上反对，我们不要头头，谁要做头头，马上有人反对。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两个俄国人和我们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组织了广东共产党，是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这是误会了。当时确实是没有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不主张受什么组织、纪律约束的。”《谭祖荫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由于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这样，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最初没有建立起来。说实在的，两个不懂汉语的俄国人，对广州又是人地生疏，在那里找错了对象也是在所难免的。陪他们来到广州的那位黄凌霜，是来自李大钊身边——就连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也曾吸收了黄凌霜!
第五部分：响应北大三员“大将”南下羊城
其实，广州也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消读一读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连载于《广东中华新报》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篇长文，便可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了解。兹照原文，摘录若干片段：“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一八四八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一八六七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此文署“匏庵”，乃杨匏安的笔名。写此文之际，杨匏安二十三岁而已。他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耿直的他，看不惯校长贪污学款，予以揭发。然而，他却因此遭到校长忌恨，反而被诬入狱。出狱后，他极度愤懑，欲寻求真理。于是，他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日渐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回国后，他在澳门教书。不久，在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他是广州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正因为这样，他写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可惜，斯托扬诺维奇没有发现杨匏安。杨匏安是一九二一年在广州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之后才加入的。后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一九二五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三一年被捕，死于刑场，终年三十五岁。
广州着手成立共产党，是从北京大学的三员“大将”抵达这南国名城之后开始的。
这三员“大将”原本都是广东人，都考上北京大学，都在一九二○年暑假前毕业，从北京经上海到了广州。三员“大将”之一，便是本书小引中提及的那位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的作者。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广西当过提督。受父亲的影响，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他读了许多中国古书，练就一枝笔，所以他后来擅长写作；他也学会武术，会骑马，身强力壮。此外，他从十五岁起学习英语，为他后来留学美国打下了基础。他的父亲因参与反清，在一九○七年被捕入狱，陈家陷入困顿之中。陈公博靠着当家庭英语教师口。
辛亥革命之后，陈致美跃为“省议会议员”、“提督府军事顾问”，年仅二十岁的陈公博居然也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如他所言：“那时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不过，他的父亲仍要他去求学。他在《寒风集》中曾这样回忆：“我的家庭内，母亲很是严肃，而父亲倒很慈和，我自有记忆以来，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并且也不曾骂过我。可是在辛亥反正之后，看我那样趾高气扬，便忍不住了。父亲对我虽然素来慈和，可是严厉起来，却秋霜满面，凛然令人生畏，一天他正色对我说，你拿什么学识和资格去做参谋，去当县议会议长？你这样不知自爱，终有一天翻筋斗跌下来，就是地位不跌下来，人格也会堕落。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算为人罢，自己没有学识，为人也为不了。自然父亲那时叫我什么都不要干，而去读书……”陈致美虽然在一九一二年九月去世，陈公博毕竟还是听从了他的话，当了两年教员之后，于一九一四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一九一七年毕业之后，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在那里拜识了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尤其是五四运动，给了他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中，曾作如此描述：“对我来说，回忆这一时期的活动是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我处在巨大的浪潮中，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激进的运动，目睹了群众不满情绪的加深和反抗的顽强性。此情此景在壮丽和忧伤方面与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冬俄国大学生的总罢课多么相似!”不过，又如他在《寒风集》中《我和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在北京时他“静如c女”，还没有完全投入革命活动。他埋头于读书。后来，他才“动如脱兔”。陈公博的同乡观念颇重。他的活动圈，大都限于同乡之中。跟他住在同一宿舍的，是他的广东老乡谭平山。谭平山年长陈公博四岁，号诚斋，别号聘三，广东高明县人。他和陈公博在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他是三员“大将”中的另一位。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这么写及谭平山：“平山的原名本叫谭鸣谦，别号聘三，自然是三聘草庐的意思，后来他改名平山，也是由聘三谐音来的。那时我因为他留了一撇小胡子，免不了开玩笑的叫一声聘老。迩时北京有位王士珍先生，别号聘卿，就是世间所传的王龙、段虎、冯狗，三杰之一，声势煊赫，报纸常书聘老而不名。我也唤平山做聘老而不名，并且时常对他说笑，谓南北两聘老遥遥相对。而平山为了报复罢，唤我做猛野，广东人叫利〔厉〕害是猛，而野呢广东是家伙的意思，所谓猛野，就是利〔厉〕害的家伙。这样彼此称呼，差不多好几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汉口重遇平山，还是叫他做聘老。平山的为人，年纪比我大几岁，世故也比我老练多，只是他具有一种名士风，充满浪漫气息，不大修边幅，在北京某一时期，也曾发狠大做其新衣服，可是时机和兴趣一过，又依然浪漫不羁。后来在广州替共党工作，倒是一个努力不懈的人物。……”三员“大将”中，还有一位便是谭植棠。也是一九一七年进入北京大学。
谭植棠跟谭平山沾亲带故，算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七岁，也是广东高明县人。他曾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提及谭植棠：“至于植棠倒是朴实无华，忠于待人，信于所守，他是学史地的，因平山的关系，我才认识他。我对于植棠的印象和交谊都比别人为深，至今怀念斯人，犹恋恋不释。”
第五部分：响应陈独秀在广州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关于广东共产党如何诞生，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作过一段说明：“谈及广东共产党的起源，很多人传说，广东的共产党发源于北京大学，以为广东的共产党远在我北京时代就有了组织，其实这是误传的。大概因为广东共产党开始只有三个人，就是我，谭平山，谭植棠，而三个人都是北大的同期毕业生，因此附会流传，遂有这种推想。实在我们在北大时，一些组织也没有，除了谭平山参加过‘新潮’社，我和植棠，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广东共产党的诞生，跟《广东群报》有着密切关系。这家报纸是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这“三驾马车”办起来的，创刊于一九二○年十月二十日。在创刊号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敬告广州青年》，这也表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跟陈独秀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如此回忆道：“谈起广东共产党的历史，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它的机关报《广东群报》，可是群报在创立当时，远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当我们在北大毕业的时候，我和平山几个人便商议回广东办一个报馆，当日办报纸的动机，并不在于营〔赢〕利，我于报业是有经验的，尤其在广州办报只有亏本。我们的动机也不在自我宣传，那时我们刚在学校毕业，只想本其所学，在学校教书，根本并没有政治欲。我们的动机的确在于介绍新文化……“我这个人除非不干，一干便不会回头，无论成败，出了版再说，因此在千辛万苦之中，终于出版。主持群报的就是平山、植棠和我三个人，以经验的关系，推我作总编辑，平山编新闻，植棠编副刊，这样便宣告出版。”《广东群报》出版了，在广东产生了影响。至于广东共产党如何成立，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一文中这么谈及：“仲甫先生终于在沪上和俄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了，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策源地，非常注意，于是俄国便有两个人以经营商业为名到了广东。说也奇怪，那两个俄国人当时首先在广东往来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区声白是研究无政府主义的，遂连带和我们往来。那时广东虽然粤军回粤，内部的暗潮动荡不宁，在政治有胡汉民先生和陈炯明的磨〔摩〕擦。在军事有许崇智先生和陈炯明的磨〔摩〕擦，而在改组前的国民党，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我们觉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国前途殊可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苏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广州共产党，并开始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在广州宣告成立。”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重要人物南下广州，使广州共产党，亦即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士气大振。
这位重要人物，乃是“南陈北李”的“南陈”!那是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陈独秀出现在广州大东酒店。当天夜里，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便赶到那里，跟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共叙师生之情……陈独秀此行，并非路过广州，而是前往广州赴任。
那是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再三敦请陈独秀，他终于离沪南下，到这里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在一九二○年二月，陈独秀从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原先便是准备去广州的。那是为了去广州筹办西南大学。后来，章士钊、汪精卫从广州来沪，说校址设沪，不必去粤。西南大学没有办成，陈独秀在上海滞留了十个月。正是在这十个月中，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陈炯明久慕陈独秀大名。此时的陈炯明，尚是一派左翼色彩。再三电邀陈独秀南下，自然也是为了装潢他的革命门面。陈独秀呢，也看中广州一片革命气氛。特别是在这年十月二十九日，陈炯明率粤军打败桂军，占领广州，孙中山也离沪赴粤，在那里重组军政府。这样，陈独秀决心离沪赴粤。离沪前，陈独秀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给了李汉俊，把《新青年》编辑部交给了陈望道。离沪那天——一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陈独秀写信给北京的胡适、高一涵打招呼：“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不料，胡适见信，大为不悦。胡适本来就已不满于《新青年》向“左”转。陈望道加入《新青年》之后，又“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去，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胡适终于“看不过，忍不住了”。他提出把《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他致函李大钊、鲁迅说道，“《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不要把《新青年》放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胡适所说的“素不相识的人”，不言而喻，指的是陈望道。《新青年》编辑部分化了。陈望道仍把《新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来编辑。
胡适与《新青年》分道扬镳了。陈独秀来到广州之后，迁入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二楼。他与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见了面，决定坚决摒弃无政府主义者。那两位俄国人，这才终于找到了建党对象。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广州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书记先是由陈独秀担任，后来改由谭平山担任。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也加入了这一组织。最初有党员九人。后来，逐渐扩大。
另外，当陈独秀由上海经香港去广州时，有三位香港青年上船求见。他们是香港政府“视学员”林昌炽、皇仁中学毕业生张仁道、小学教师李义宝。后来，这三位青年在香港跑马地黄泥涌蒙养小学校李义宝家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第五部分：响应周佛海其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很快由国内发展到海外。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中，出现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是所有共产主义小组中最小的一个——只有两名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
施存统在杭州因那篇《非孝》，闹得沸沸扬扬，无法立足，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在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前往日本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了日本小组。如他所回忆：“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至于那位周佛海，是谜一般的人物：最初他站在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之中，忽地变成中国国民党的要员，最后又成为汪精卫汉j政权的显宦。
在本书小引中，曾写及周佛海的妻子周杨淑慧帮助寻找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这个谜一般的人物，究竟当初是怎样走入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之中的呢?一八九七年，周佛海降生于湖南沅水之侧的沅陵县。他家在沅水南岸，离县城二十多里。在上中学的时候，他便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曾在沅水中洲的龙吟寺墙壁上，题了这么一首诗：
登门把酒饮神龙，
拔剑狂歌气似虹。
甘处中流拦巨浪，
耻居穷壑伴群峰。
怒涛滚滚山河杳，
落木萧萧宇宙空。
不尽沅江东逝水，
古今淘尽几英雄。
那时，他已颇为“留心政治”，所以诗中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气概。他的《往矣集》中的《苦学记》一文，也写及小小年纪的政治抱负：“袁氏(引者注：指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了。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使他可以跳出那小小的县城，远走高飞，去闯大世面。那一天，成了他命运的腾飞点。他在《苦学记》中这么叙述：“民国六年(引者注：即一九一七年)五月某日，照例返家，遇着山洪暴发，沅江水涨，不能渡河进城。于是在家住了四天，等着水退。那晓得我一生的命运，就在这四天决定了，而我还在乡下，一点不知。等到到了学校，一个朋友对我说：‘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学去了，最近就动身。’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他说：‘你不相信，我和你去见校长。’见了校长，果然是真!原来我有个同班的朋友，他的哥哥在东京，前一年把他叫到东京去了。他来信说东京生活程度并不贵，每年只要百五六十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后，就可以考取官费。我的好友邬诗斋便发起凑钱送我去……”父亲早亡，周佛海告别老母远行，做了一首诗：
溟濛江雾暗，寥落曙星稀。
世乱民多散，年荒鬼亦乱。
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
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
他头一回出远门，和两个同学同行。三个人不会讲一句日语，居然也从上海来到了日本。经过短期补习日语，他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在那里，他开始从杂志上读到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
一年之后，预科毕业，他分发到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
在风景如画的鹿儿岛，他在功课之余，“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他开始译书，写文章。“当时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办有《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登载出来，稿费非常丰富。这种稿费，大都寄回家养母，一部〔分〕拿来买书。”就这样，他开始钻研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跟梁启超(即梁任公)、张东荪有了联系。周佛海在他的《往矣集》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十分详细写及他进入中国共产党阵营的经过：“民国九年(引者注：一九二○年)夏天，决心回沅陵省母。……那晚得一到上海，便不能再往前进了。因为那时张敬尧督湘，我们的湘军，群起驱张，战事紧张，道路梗塞。……“既然不能回家，打算到杭州去玩玩。动身之前，去时事新报馆访张东荪。他是《解放与改造》的主持人，我因为投稿的关系，和他常常通信。我到了报馆，他还没有到。……后来东荪来了，却谈得非常投机。他们当时组织‘共学社’，翻译名著，请我也译一本，我便担任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到西湖住在智果寺，每日除译书、百~万\小!说外，便和几个朋友划船、登山……住了三个多星期，因为热不可耐，仍旧回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仲甫本是北大教授，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为当时的当局所忌，所以弃职来沪，《新青年》也移沪出版。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代表俄人吴庭斯基(引者注：即维经斯基)在座。……”后来的情况，便如同本书第二章所描述的：维经斯基明确提出，希望组织中国共产党。张东荪不愿加入。周佛海、沈雁冰同意加入。这样，周佛海便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周佛海曾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中，谈及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动机：“我为甚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abition。在一高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锋〔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