洌骸笆撬?〉?”
刘仁静答：“是我选的。”
这是李汉俊获得的唯一的一票。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如此说：
“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并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
他的这段写于一九四二年一月的回忆，把书记记为委员长，把组织主任、宣传主任记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这种以后来流行的职务称谓当作当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职务称谓，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在于，周佛海自称当选为“副委员长”。
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把此事讲得比较清楚：
“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当时由周佛海代理书记，是因为散会之后，周佛海仍留沪度暑假。
在留沪的四人之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和他，选定由他代理书记。
司马璐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暨文献选粹》一书中论及周佛海自称“副委员长”时说：“周佛海在这个问题上有‘自抬身价’之嫌。”
另外，关于南湖会议的日期，亦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日期，许多当事人回忆是在法国巡捕马蚤扰大会的翌日——七月三十一日。现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也认为这一日期准确可靠。
不过，董必武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何叔衡的信中，写道：
“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查。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引者注：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这封信是董必武答复何叔衡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一些问题而写的。此信表明何叔衡很可能没有出席南湖的闭幕式，不然董必武用不着如此详细在信中答复他。
信中说“隔了一日”去南湖，则应是八月一日。除了董必武，张国焘、陈公博等的回忆，也说隔了一日。
不过，查阅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申报》，却报道八月一日下午嘉兴狂风暴雨，吹翻了南湖游船四五艘。八月三日、四日，《申报》还继续报道此事。然而，在所有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回忆中，都未提及狂风暴雨之事。这表明南湖会议不可能在八月一日举行。
也有人以为南湖会议在八月五日举行。如苏联k?b?舍维廖夫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八月五日在上海和嘉兴秘密举行。”舍维廖夫所依据的是驻赤塔红色工会国际代表Ю?Л?斯穆尔基斯写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的一封信：
“您大概已经知道，从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五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一九七二年第六期苏联《亚非人民》杂志首先公布这一保存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信。
斯穆尔基斯与当时在上海的尼柯尔斯基以及弗兰姆堡都有着直接联系，而此信又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后不久写的，有一定的可信性。
不过，依据当时的形势，那么多的来自各地的代表在受到法国巡捕注意之后，仍滞留上海多日，直至八月五日才去嘉兴，似乎不大合乎情理。
在南湖游船上的会议到下午六时结束，由张国焘宣布闭幕。代表们轻声呼喊以下口号：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二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当天晚上，代表们便乘火车返回上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南湖的画舫，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占领嘉兴之后，都被拉去当运输船，毁于战火之中。从此，南湖上再也见不到画舫。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南湖的游人才渐渐增多，汽船代替了画舫。
解放后，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一大”，在南湖湖心岛筹办纪念馆。不过，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画舫中召开的，没有画舫供后人瞻仰终是憾事。
于是，南湖革命纪念馆找了许多当年的摇船人、船娘开座谈会，回忆当年画舫的模样。又派人到无锡，找那些造过丝网船的老工匠开座谈会。这样，画出了图纸，做成了模型，送往北京审查。
模型得到了认可。一九五九年，中央拨专款三万元人民币仿制(不是复制)画舫，还另拨黄金二两，供舱内装饰之用。
经过老工匠们精心建造，一艘崭新的画舫出现在南湖。这艘画舫系在湖心岛畔，装了跳板，供瞻仰者进舱参观。
一九六四年董必武重游南湖，步入画舫，连声说：“很像当年那艘画舫，仿制很成功!”
从此，画舫从供内部参观转为了公开展出。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出入画舫参观，遥想当年在舱中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式的情景……
这艘画舫迄今仍停泊在南湖湖心岛之侧，烟雨楼旁。只是参观者太多，使舱板磨损加剧，不得不限定每日参观的人数，以保护这艘现存的唯一的画舫……
第七部分：成立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1
当代表们去嘉兴南湖的时候，陈公博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西湖游玩。
逛了两三天，也就腻了。酷暑之中的西湖如同蒸笼。陈公博和太太回到上海，方知中国共产党“一大”早已散会。
陈公博跟张国焘、李达、周佛海晤面，把大会文件抄去一份，带往广州给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陈公博自己也抄留一份大会文件——这也就是三年后他在美国所写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中的中国共产党“一大”文件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设在上海，而书记却在广州，因此开展工作诸多不便。虽说周佛海任代理书记，不过，他正沉醉于婚外恋之中——他原在湖南老家有结发之妻，生有一子一女。可是，他在上海偶然邂逅启明中学学生、湖南同乡杨淑慧，便跌入了情网。
周佛海是在李达家里遇见杨淑慧的，因为杨淑慧是王会悟的同学。
在周佛海的《往矣集》附录中，收入杨淑慧写的《我与佛海》，谈及与周佛海“一见钟情”：
“那时恰好暑假开始，王女士(引者注：即王会悟)是我的同学，有一天她硬要我到她新居去玩，她的丈夫李达，便请我们吃西瓜，因为西瓜刚上市。当我们正在吃瓜的时候，佛海便进来了，高个子，头发乱蓬蓬的，一套山东府绸制的白西装，背上已染成枯草般颜色，脏得不成样子。他的态度很随便，王女士把我向他介绍，他只随便点点头，径同李达谈起天来了。他与李达是同学，他们一面吃瓜，一面谈得很起劲。
“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一见倾心’的话，那么，我与佛海也许可以说正是属于此类或准此类的了。……
“我与佛海面对面坐在一起，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因为实在大家也并没有什么话可说。他的态度很随便，但随便之中仍不失温文潇洒，决没有丝毫粗鲁不懂礼的样子。他的衣服虽然脏，头发虽然乱，但在又脏又乱的衣服头发之外，却有一张英俊挺秀的脸孔，神采奕奕，令人尚不发生恶感。
“吃完了瓜，李达和王会悟，便纵〔怂〕恿佛海伴送我回家，那时我的家是住在卡德路(引者注：今石门二路)祥富里一○六号。一路上彼此还是默默无言，走着，走着，我不时垂头看自己的脚跨步子，他不时回转头去看街道一旁的铺子，也许是在瞧行人，好容易到了我家门口，我客气地邀他进去坐一会，他客气地推谢了，说是下次再来吧，我也不再留。
“从此我们又见面了几次，他送我几本自己著译的书籍，如《社会问题概观》等，我带回家去，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文字很锋利，能感动人，初不料见到他本人，却是那样沉默寡言。
“渐渐的我知道了他的历史，他是个共产党，在湖南曾娶过妻子……”
就这样，周佛海和杨淑慧热恋着。那时，李达住在渔阳里二号。杨淑慧对那幢石库门房子极为熟悉。事隔多年，当她领着沈之瑜去寻觅当年旧址时，她首先找到的便是渔阳里二号。她也曾随周佛海去过李汉俊家，去了几回。有时，是周佛海托她送文件到李汉俊家。这样，她认得李公馆，只是印象不深，因此解放后她在贝勒路徘徊多时，才终于把李公馆找到……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工作千头万绪，而设在上海的中央局群龙无首——周佛海不仅正忙于恋爱，而且以他当时的声望也担当不起代理书记之职。于是，马林坚决要求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务，回到上海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李达、周佛海不悦，张国焘不吭声，但马林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为了动员陈独秀返沪，马林派包惠僧去广州。
包惠僧坐海船来到香港，又改乘火车到达广州，依然落脚于广州昌兴马路二十三号二楼《新青年》杂志发行部。
包惠僧向陈独秀陈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那时，陈独秀在广州的处境亦不甚好。于是，他决定离开广州。九月九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为陈独秀饯行。
陈独秀和包惠僧一起回到了上海，仍住渔阳里二号。
这时，张太雷和杨明斋已经从苏俄回到上海。张太雷担任马林的翻译。
抵沪翌日，陈独秀便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去拜晤马林。这是陈独秀与马林第一次会面。
不料，他们见面不久，便争吵起来。陈独秀和马林都是脾气直爽而又个性极强的人。马林戏称陈独秀为“火山”，动不动会“爆发”。其实，马林自己也是一座“火山”。陈独秀跟维经斯基相处甚为融洽，那是因为维经斯基温文尔雅、待人和悦。
马林这座“火山”，曾在上海马路上“爆发”过：那是他见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怒不可遏，于是“火山”爆发，跟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可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马林与陈独秀在一起，如两只碗丁丁东东碰撞着。
据包惠僧回忆，争论的焦点是：
“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第七部分：成立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2
张太雷既理解马林的意思，又懂得陈独秀的心理，因此他在两座“火山”之间调解着，以求缩小分歧……
就在两座“火山”在一次次会谈中，彼此“爆发”着的时候，十月四日，一桩突然发生的事件，使会谈中断了。
那是陈独秀返沪之后，上海报纸披露了他的行踪，马上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
早在法租界巡捕闯入李公馆的翌日，就正式发出一份公告。一九二一年八月二日《上海生活报》曾揭载：
“前天(引者注：指七月三十一日)，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待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
显而易见，这是法国警察在七月三十日晚发觉李公馆内“中国团体”在开会而发出的警告式通知。
从此，法国警察加倍注意“中国团体”的动向。
渔阳里二号，恰恰又是法租界，在法国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内。陈独秀成了密探跟踪的对象——尤其是陈独秀一次又一次与马林密谈，而马林则是密探监控的重点人物。
十月四日下午，渔阳里二号的黑漆大门忽地响起敲门声。这显然是陌生客人来临，因为熟人都知道进出后门，不会去敲前门。正在客厅闲坐的包惠僧，赶快去开前门。门外站着三四个陌生人，一副上海“白相人”的派头，说是要“会一会陈先生”。
包惠僧见来者不善，推说陈先生不在家，欲关上大门，那班人便抢着进屋，把正在客厅里的杨明斋、柯庆施都看住。
陈独秀听见下面有吵叫声，便知不妙，连忙下楼，从后门出走。谁知刚到后门，那里已有密探看守。
于是，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都被押上警车，直奔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国总巡捕房。
在审讯中，陈独秀自称“王坦甫”，说是偶然来渔阳里二号，遭到误捕。
被捕另外四人，也报了假名，掩饰身份。
不料，在陈独秀等五人被捕之后，邵力子带着褚辅成去渔阳里二号访问陈独秀。褚辅成是社会名流，同盟会元老。一九一七年八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时，褚辅成是副议长。邵力子和他一进渔阳里二号，当即被密探抓获，也押送法国总巡捕房。
在巡捕房，陈独秀一见到褚辅成，正要打手势，示意不认识，哪晓得褚辅成已先开口：“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
这下子，“王坦甫”露馅!
不过，陈独秀仍旧为另四人遮掩，说他们是在他家打麻将，与他无关。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飞快传进马林的耳朵里。“火山”震惊了，全力以赴营救陈独秀。
马林请当时上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为陈独秀辩护。马林还动用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打通法国总巡捕房的各个“关节”，并交白银五百两，人银并保。
马林又让张太雷联络褚辅成(后来他迅速获释)、张继等社会名流出面保释。
折腾了半个来月，在十月十九日，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获释；十月二十六日，陈独秀获释。
经过这次共患难，两座“火山”之间建立起真诚的友谊——虽然有时因意见不合仍会“喷发”，但彼此之间已推心置腹，互以战友相待。这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和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携手合作，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陈独秀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开始正常运转：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同人公鉴：
中央局决议通告各区之事如下：
(一)依团体经济情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
(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二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
(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
(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画〔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使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
t?s?chen(引者注：即陈独秀)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这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虽然只短短几百字，却把党、团、工、青、妇以及宣传工作都抓了起来。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1
最初的一线曙光
躲躲藏藏地窥了
众生（底）心沸着
鼓着雄壮的勇气
狂热地跳舞着，起劲地歌唱，催太阳起身
我们的生活苦闷
我们的生活枯涩
你撒给我们爱和光
我们底（的）生命才得复活呀
但还有许多兄弟呢
他们底（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呀
亲爱的父亲呀
升罢升罢
快快地升罢
多多多多地给些光呀！
这首题为《天亮之前》的诗，是诗人汪静之所作，收在他一九二二年出版的诗集《蕙的风》中。这首诗，过去被人们视为爱情诗，没有给予注意。
然而，这却是第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
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汪静之这么加以说明：
“我那首题为《天亮之前》的小诗，写作日期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此前几天，我从一位要好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年七月成立的消息。我感到参加共产党的这些人很有志气，因此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收在爱情诗集里，敌人发现不了，但朋友们也将它当成爱情诗了。”《读者导报》，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汪静之的诗表明，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还很小，历史也很短，但是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名义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指出“明年七月开大会”。这“大会”，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二大”，曾传说是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出席者李达，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信中，明确否定了这一传闻。李达写道：
“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问题。我曾对胡乔木同志说过，开会地点是在上海，不是在西湖。听说中央方面已经改过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李达的回忆是富有权威性的，因为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二大”代表，而且会议就是在他所住的房子里举行的……
日月飞逝，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后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又是一片炎夏气氛。
在离上海望志路李公馆几站路，霞飞路之北，有一条南成都路。那儿有一条叫做“辅德里”的弄堂，成排成排的石库门房子，跟李公馆同一模式，就连墙壁也一样，用青红砖相间砌成。石库门的门楣上，雕刻着“腾蛟起凤”、“吉祥如意”之类的横批。
辅德里六二五号(今成都北路七弄三十一号)迁入一户李姓人家，也成了“李公馆”。此“李”，便是李达。自从陈独秀由粤返沪，李达和王会悟便迁居于此。幸亏当时李达迁走了，所以当陈独秀被捕时，法国警察在渔阳里二号没有搜查到中国共产党文件——有关文件在李达那里。
李达主管宣传，创办了“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大批“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十一种)。书上标明社址为“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其实，那是辅德里六二五号编印的。标上“广州”字样，为的是迷惑法国警察的眼睛——须知，辅德里也属法租界!
自从李汉俊家的渔阳里二号遭到法国警察搜查之后，李达家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尚未暴露的联络站。尤其是那里全是一排排红砖、青砖相间的统一格式的房子，侧身一闪而入，不易叫人辨出哪家哪户。
辅德里六二五号一楼一底，建筑面积为七十四平方米。楼上为李达书房和卧室，楼下为客厅。那排房子是一位姓韩的大房东建筑的，分租给别人。石库门房子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与他人无干。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在李达家的客厅里举行。这便是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提及的“明年七月”召开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会的代表十二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统、项英、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
据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其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
其实，毛泽东并非“没有如期赶到”，而是他当时在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呢？
这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内中以他对斯诺所说的最为准确：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四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当时，毛泽东是“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对赵恒锡的运动”。赵恒锡是当时湖南省长、军阀。
毛泽东“忘记了开会的地点”，这确实是一桩憾事。在两个月前，毛泽东还邀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是知道在七月召开中国共产党“二大”的。
据罗章龙在一九八一年回忆，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二大”。但是，有关文献上没有记载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罗章龙之孙罗星元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笔者信。。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九十五人。其中：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旅俄八人，旅日四人，旅法二人，旅德八人，旅美一人。在这些党员中，工人党员为二十一人，女党员四人。
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开会，不但每一次会议都改换地点，而且多开分散的小组会，保密工作比中国共产党“一大”做得好得多。闭幕式是在英租界举行。
第七部分：成立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2
中国共产党“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五人，即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和邓中夏。另有三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这一职务名称在当时不固定，有时也用原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上，则署“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二大”最主要的成果，是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一宣言是由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组成的起草小组起草的，陈独秀执笔，经大会讨论、修改、通过。
中国共产党“二大”相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大”来说在理论上的大飞跃，便是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指出的党的最高纲领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党的最低纲领是：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这最低纲领，亦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表明已经一周岁的中国共产党日渐摆脱了稚气，把革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二大”总共通过了十一种文件。除了《宣言》，比较重要的还有《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其中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既然“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那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接受并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
这与中国共产党“一大”相比，大大前进了一步。中国共产党“一大”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在“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一节中，只提到“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中国共产党“二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从组织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明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分子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所以强调了党的“中央集权”和“铁的纪律”：
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须依据左列（引者注：原文竖写，故称“左列”）诸原则：
（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引者注：原文漏“纪”字）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
（二）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央军队式的训练。
（三）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四）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
（五）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
（六）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
（七）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
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要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功一个党，不是学会，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引者注：原文如此，可能漏字）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差不多每年都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过去，笔者当年寻访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时，发现里面住着普通居民。内中有一户经营水产，弄得鱼腥味四溢。
如今，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上海不久前在建造成都路南北高架桥时，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本来在拆迁范围之中。为了保护这一历史性的建筑物，南北高架桥特地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使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避免了被拆除。
第七部分：成立国共携手建立统一战线1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二大”曾一度传说在杭州西湖召开呢？
其实，这倒是事出有因：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一个月，即一九二二年八月，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这次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格外重要，以至被误认为中国共产党“二大”。
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刚刚结束，就召开“西湖会议”呢？
“西湖会议”的“主角”是马林。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但是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马林正在莫斯科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的留克斯饭店。
在这个饭店里，有一群特殊的旅客在那儿紧张地工作着。马林是这群旅客中的一个。维经斯基也住在那里，有一些书，如《中国共产党党史简明辞典》说维经斯基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中国共产党党史简明辞典》，三九○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是不符合史实的。
原来，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撤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改为在莫斯科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直属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
共产国际办公室，便设在留克斯饭店里。
马林是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乘坐日本轮船“鹿岛丸”号离开上海的。他与维经斯基不同，不走“红色丝绸之路”，仍走海路，经新加坡、苏伊士运河、马赛，来到荷兰。然后经柏林来到莫斯科。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马林在莫斯科写下长长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详细汇报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况。
诚如本书第一章已经引用的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真理报》所载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介绍了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月十七日会议汇报中国之行的情况。
这样，由于马林的汇报，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得知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步的活动。
七月二十七日，当苏俄政府派出外交代表越飞来华时，共产国际派出马林与他一起来华。
一路上，马林格外留意的是他皮箱里的一件衬衫。
马林一到上海，便会见了陈独秀。两座“火山”一见面，马林便取出了那件衬衫。
借着灯光，陈独秀细细观看，这才看清衬衫上用打字机打印的几行英文——那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文件!
这件珍贵的衬衫，如今保存在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衬衫上的文件，全文如下：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七月十八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共产国际远东局
维经斯基
一九二二年七月莫斯科
文件中提及的“菲力浦同志”，亦即马林。
陈独秀看罢这衬衫上的文件，久久沉默着。
中国共产党“二大”刚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组织原则。看来，必须照这衬衫上的文件执行。
马林为什么要带这份文件来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为什么强调“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既然是“共产国际主席团七月十八日的决定”，为什么要以维经斯基的名义下达?
陈独秀对这一切，都非常明白!
陈独秀与马林的尖锐分歧，是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马林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达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步!
干脆，在四月六日，陈独秀直接给维经斯基(亦即“吴廷康”)去信，希望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反映他的意见，以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否定马林的意见。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信，全文如下：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引者注：陈独秀原信竖写?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