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
此外，这些年轻女子还怀着许多美妙的幻想，如想学古代从军的妇女。原女生队学生胡兰畦回忆说：“过去大家都羡慕古代从军的妇女，曾经有过很多幻想，很多希望，但结果却总是一场空梦。今天，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打垮了直系军阀，军校招收女生终于成了事实。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军人生活了，心里那股高兴劲，简直别提多美了！”（《胡兰畦回忆录》）当时30名四川籍女子参加复试，有两人落榜，其中名叫柯银珠的，因落榜竟活活气死了。
这批20年代初期的青年妇女，虽然投考军校的动机不尽相同，但她们在当时能脱去罗裙，走出闺阁，换上戎装，背枪当兵，仅就这一行动本身来说，就非常了不起。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兰陵街两湖书院（现解放七道中段）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宋庆龄、吴玉章、于树德等出席大会。全校学生及入伍生共6000余人到会，除引人注目的女生队外，还有从黄埔本校迁来的第5期政治、炮兵、工兵科3个大队和分校招收的政治科两个大队。次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场之上首设台一座”，“学生千余人，整队分列台前”。200多名女生，同男生一样，着深灰色军装，紧束着皮腰带，带着军帽，打着绑腿，并肩站立。她们是中国第一批军事院校的女兵。长期封建积习的影响，中国少女一般不抛头露面，离家上学已少见，入伍当兵和男兵一样跌爬滚打、刺刀见红更是开启社会风气的创举。恽代英赞扬她们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和榜样”。
新生入校后首先需要受3个月的入伍教育，被编为1个大队的女生，与新招收的政治科两个大黄埔六期生张瑞华在北京家中队统属第6期入伍生总队。女生队下分3个中队，9个区队，每个区队3个班。在黄埔本校第1至第5期时，没有设指导员。武汉军校第6期学生入校时，首先在女生队设置了指导员。女生队长郑奠邦，中队长杨伯珩、张麟书等，指导员彭漪兰、钟复光、唐维淑等。
女生队和分校本部同住武昌两湖书院，女生队全体学生住在这个大书院东部一个院落的两层楼里。楼上是宿舍，楼下是饭堂。女生队的宿舍、饭堂、课堂和操场是单独的，除此之外，女学生与男学生穿一样的服装，过一样紧张的军事生活，没有特殊的地方。军校纪律非常严格，生活节奏非常紧张。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个豆腐块，摆在木板床正中央。10分钟一切要收拾完毕，然后进行操练。在饭堂里吃饭也要军事化，只要队长放下筷子，学生们必须全体起立，没有吃完的要受到批评。从早上5时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9时半睡觉，根本没有休息时间。每天8节课，4节学科，4节术科。
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还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女生拿的步枪，有的比她们的个子还要高。有些裹过小脚的女兵，跑起步来，要比别人付出多倍的辛苦。她们接受军校的一切严格训练，要做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当年的武昌街头，经常可见一群头剪短发，身着军装，腰扎皮带，打着绑腿的女兵，英姿飒爽地行进。
军校为了使男女学生在服装外表上有所区别，原决定让女生打黑色绑腿，军服双袖缀上红色字母“w”标记，并发短枪。许多女生表示坚决反对，她们说：“我们都是革命战士，男女应该平等，但是我们在革命政府之下，如果连穿衣服都得不到平等，还要拿一个字母来表示区别，这又算什么呢？”军校最后只好决定取消这一提案。如此统一服装，女学生除了留有短发之外，男女生在外表上很难看出区别。特别是戴上军帽后，几乎分不出男女。军校为了照顾女生生理特点，女生有例假时，只要戴上一个袖章就可以不用出操，不用参加军训。但是女生坚决不戴，她们凭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参加摸爬滚打的艰苦训练。有许多女生发出这样的呼声：“试问革命军人是受人怜念的吗？我们要拿出百折不挠的精神来，我们要接受学校的一切严格训练，我们要做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培养，是军校女学生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占有重要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而使得大多数女学生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武汉分校成立时，中共中央即派出许多人到军校工作，如恽代英任政治主任教官，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叶镛、陆更夫在政治部担任重要工作，政治教官高语罕、谭平山、沈雁冰、李达、李汉俊、许德珩等，也多系共产党员。分校中的中、下级军事和政治干部大半是共产党员，如徐向前任政治大队第1队队长，彭漪兰、钟复光任女生队指导员，李鸣珂任党的联络员，陈毅表面上当文书，实际上是校中的中共党委书记。当时的分校校长由邓演达代理，蒋介石只是挂名校长。军校校长制改为委员制以后，恽代英是三常委之一，军校日常工作由恽代英实际主持。特别是在校一级领导人中，由恽代英专门分管女生队。中共党的方针政策在分校中得到了积极地贯彻，充分体现了党对分校的直接领导。
武汉分校女生大队指导员钟复光，
后为全国政协委员。女生队隶属于政治大队，学习以政治课为主。在恽代英等领导下，学校非常重视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开设的政治课有：《社会主义史》、《社会发展史》、《妇女解放运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世界妇女运动史》以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这些课程分别由许德珩、吴文祺、沈雁冰等讲授。恽代英经常给学生上课，组织编写辅导材料，有时还和学生一起参加听课，以考察教学效果，提出改进教学的意见。他还邀请当时的革命领袖和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进步人士来校作政治讲演，如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萧楚女、陈潭秋、郭沫若、吴玉章、瞿秋白、宋庆龄、何香凝等，都曾应邀来校作过报告或讲过课。从而提高了分校学生的政治素质，使其自觉地忠诚于革命事业。
中共党在抓好政治教育的同时，从组织上注意在女生队中发展党员，并注意做好对女生党员的教育。恽代英特别指示女生队党支部，做好组织和发展工作，他在校务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亲自到女生队参加党的生活会。陈毅在同女学生胡兰畦谈话时，特地问她入党了没有，并为她的入党问题，向军校党组织作了介绍。党的联络员，经常到女生队党支部联系工作，传达党的重要指示。
为办好女生队，中共党派到军校的领导人在认识上是明确的，因而对于女生队的建设，在各个方面都予以关注。恽代英对女生队的负责人说：“军校成立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军20年代初期的陈毅事教育史上的创举。办女生队阻力很大，丁维汾（国民党右派）等人反对，封建势力拼命阻挠，守旧的人也不赞成。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要努力呀!”他又特别关照说：“女生的身体比较弱，她们不仅在校内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还要到校外去进行革命活动，体力消耗大，要注意她们的饮食和作息时间。”据原武汉分校部分女学生回忆，当时按照恽代英的指示，女生队的伙食办得很好，除早餐外，中午和晚间都是大米饭，四菜一汤，节日还加菜。
武汉分校依旧本着黄埔本校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女学生在校中所学的课程主要分军事、政治两种，每天基本上是半天上军事课，半天上政治课。课余时间（主要是晚上）有时自习，有时开展文娱活动，有时召开政治讨论会。她们如饥似渴地钻研理论，提高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坚定了为之献身的决心。在进行紧张的学习和训练同时，女学生们还经常参加校外政治活动。
1927年“三八”妇女节，武汉军校女生队参加了湖北省妇女协会在汉口举行的庆祝会，她们结合收回汉口英国租界的意义，向武汉三镇市民进行宣传。在卫戍武昌的过程中，她们和男同学一起，到汉阳的龟山、明月堤、晴川阁、鹦鹉洲，汉口的大智门、循礼门、玉带门、桥口、江汉关、刘家庙一带担任宣传工作。3月间，在武汉中山公园举行的武汉各界欢迎英国工会代表汤姆先生的大会上，宋庆龄致欢迎词，女生队派了20多名学生担任保卫工作。北伐军和冯玉祥在郑州会师后，一些女生自愿要求参加北伐战争的救护和宣传工作。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正当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时，蒋介石一方面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分三路进攻两湖，另一方面勾结反动军官为内应。蒋介石唆使军阀夏斗寅叛变，勾结四川军阀杨森，企图里应外合颠覆武汉国民政府，以达到其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武汉当时仅有卫戍司令叶挺1个师的兵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叛军很快到了离武昌只有10多公里的纸坊，形势危急，迫在眉睫。军校决定由留在后方的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迎击叛军的进攻，并把军校全体同学编为中央独立师，军校女生队编为政治连，分为救护队和宣传队，分别隶属军医处和政治部，并受叶挺指挥，开赴前线。这200多名娘子军，要求和男兵一样，全副武装起来，持枪杀敌，与男兵并肩作战。当时因病或在调养时期留在学校的女生，也都向校领导要求参战，有的女生还因未被批准到前线参战而痛哭。
军校师生全副武装，除带军毯、雨衣外，米袋子中装满了子弹。胡筠在宣传队出征前夕，挥笔写下了一首充满战斗g情和必胜信念的诗篇：
绿阴深处无暑炎，席地看报也谈天；
男女穿上军装服，革命阵营意志坚。
保卫后方有责任，支持前线勿迟延；
三镇基地金汤固，快听貔貅奏凯旋。
这首诗歌抒发了女战士誓为革命上战场的豪情壮志。
5月，女生队参加了西征叛军夏斗寅的战役，这是女子队短暂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活动。在这次作战中，200多名女兵和男兵一样，全部武装起来，持枪杀敌，与男兵并肩作战。胡兰畦在《大革命时期武汉军校女生队参加平叛战斗侧记》一文中回忆说：女兵的任务更重，不但要拿枪打敌人，还要做唤起民众的宣传工作，另外还要担任救护。
谢冰莹著《女兵自传》封面女生队的宣传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她们沿途张贴标语，自编歌谣，向群众宣传，调查情况。有时她们将群众引到打谷场上，讲革命的道理，讲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讲反革命的新老军阀如何祸国殃民，有问有答；有时她们还到农家去拜访谈心，与老百姓相处得如同一家人。为了吸引群众，她们经常变换宣传方式，有时先唱歌或演双簧戏，尔后再开始讲述要宣传的内容。如此丰富多彩的宣传形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咸宁是叛军夏斗寅洗劫过的地方，群众一看见武装的军队来了，吓得四处逃窜。女生队学生抓紧时机，向群众宣传，“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大众的”。经过反复宣传，革命军终于受到群众的理解和爱戴。当地妇女主动给革命军送水、送饭。
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女生队的学生们紧跟冲锋在前的男学生部队，投入紧张的抢救伤员的战斗。她们勇敢顽强，不顾子弹在头上飞过，把受伤的战友抬下火线，熟练地为他们包扎、换药、喂药。
女生队参加这次作战，从出征到返校共34天。在此期间，女学生们历尽艰难困苦，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点燃了本人人生道路上的耀眼亮点。经过艰苦的战斗，革命军终于击溃了叛军，女生队也立下了战功，获得了写有“开历史新纪元”6个大字的锦旗。
西征历时1个多月，女生队在战火中经受了洗礼，没有遇到惨烈的惊险场面，也没有大的伤亡。但在撤回武汉的途中，却出了大事故，两批撤回的女兵中，第一批所乘坐的轮船在武汉附近的金口失事，船上的女兵全部遇难。这是黄埔军校也是中国妇女精英的一次巨大损失，如果这一半的女生生活战斗到新中国成立时，那当有更多的巾帼英雄闻名于世。
参加此次西征，是女生队最大的一次实战锻炼，也是这些年轻女黄埔六期生黄杰在北京家中战士第一次与敌人真枪实弹地开战。因此，这次作战，不仅使她们得到了锻炼，而且给她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女学生谢冰莹在参加西征战役结束后，专门写了一本女兵的《从军日记》，记述了她们当时的战斗生活。她这样称颂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学生们：“你们背着数十斤重的军人行李：饭盒、水壶、粮食、包袱、菜箱，每天在炎天烈日之下爬山越岭，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你们的汗珠润湿了你们的每根头发，由头发上如贯珠般掉下。你们的脸儿已晒得红紫发烧，白皮时脱。你们的腿儿虽跑得酸痛交加，但终无一人落后，终无一人叫苦。你们渴时便蹲下池边田里，以手代杯掏饮脏水。饿时便买几个铜板的麦粑充饥。你们的床铺是地板，是草地。你们在雨天打着赤脚，穿上草鞋。呵呵，那时你们的精神是何等令人颂扬，令人钦佩！”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凯旋班师回校后，取消了中央独立师的番号，仍恢复武汉分校的名称和建制，但是“学生中的那种激昂气概似乎消失”。1927年7月，武汉局势恶化，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发表声明反共，一些进步的领导人脱离武汉政府，中共中央准备把共产党的力量撤往南昌发动武装起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每个学生发一张黄埔军校第6期的毕业证书。女生队被迫解散时，恽代英召集女兵开会，宣布凡领到毕业文凭的女生可以自由离校，可以在地方上继续上学或找工作，愿意回家的现在就可以走，愿意留校的则跟部队撤离武汉。女生中有一部分被介绍到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中做政治工作，有4人安置在教导团的军需处，其余的则发给5元国库券听任自由行动。表示愿意留校跟部队撤离武汉，最后到达南昌和广州的女生有20多人。
巾帼英雄千古流芳
大浪淘沙，造就了英雄，淘汰了落伍者。
黄埔军校女生队从1927年2月12日分校开学到7月中旬分校停办，共有5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短，但在许多女生的人生道路上却是一段不平常的经历。她们中也有个别人在后来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成为落伍者，甚至成了变质者，但风起云涌的时代，终于把这个群体中的真正英雄推到了历史舞台的前面，造就了近现代中国的第一代女革命军人。她们不仅在大革命高涨时期表现突出，而且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斗争，除少数学生外，有的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有的回到地方坚持斗争，参加工运、农运等革命活动，还有的在白区做地下工作。
1927年7月20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颁发的毕业证书黄埔军校在所培养的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而浴血奋斗，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而奔走呼号的众多黄埔生中，很快产生了一批令人景仰的女军官、巾帼英雄。武汉分校女学生英雄辈出，有的成为喋血沙场的革命英烈，有的成为难得的红军女将，有的成为闻名全国的抗日英雄，等等。著名的革命英烈有游曦、胡筠、赵一曼等人。
游曦（1908～1927），原名游传玉，出生于四川省巴县嘉陵江畔的大阳沟(后划入重庆市)的一个手工业家庭。1924年，她考入重庆女二师学习，在萧楚女老师的启发教育下，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冬，她考入重庆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即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党支部委员和共青团中法大学支部书记。1926年初，她负责重庆市妇联的筹备工作，同年4月被选为重庆市妇联宣传部主任。暑假期间，她动员女学生中的党团员到磁器口、菜园坝的丝厂去做女工的教育工作，并在磁器口办起了夜校，建立了工会组织。1926年底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四川招生时，她毅然投笔从戎，入选名单在《新蜀报》公布后，她的母亲和亲友都劝她不要参军。她说服了母亲，顶住世俗偏见，乘船东下武汉。武汉分校解散后，她随叶剑英等领导的教导团南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任第4军军官教导团女兵班班长。在广州长堤的一次阻击战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浴血奋战，女兵班除1人奉命回指挥部报告，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游曦牺牲时年仅19岁，实践了她投笔从戎时“献身革命”的诺言。
胡筠（1898～1934），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入武汉分校。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政治处宣传员。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平江老家，组织了一支秘密游击队，在幕阜山下发动农民暴动。她自任暴动委员会主任，4个月组织20万农民暴动，点燃了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1928年7月，彭德怀领导发动平江起义，胡筠率游击队协助作战。起义胜利后，大家一致推选她首任平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都是她属下的委员。不久宣布成立的平江游击司令部，她青年时代的赵一曼又兼任总司令，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此后，她又相继担任红5军第1纵队党代表、红16军独立团团长、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红军学校第5分校女生团政委等职。她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湘鄂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革命坚决，打仗勇敢，被誉为红军的“难得女将”。1934年1月的“肃反”运动中，胡筠被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以“反革命”的罪名秘密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李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宜宾人，1926年从重庆投考武汉分校，正是在军校求学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大革命失败离开武汉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天回国，在上海、江西等地做地下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黑龙江地区。1935年春任珠河县铁道北区区委书记、满洲总工会组织部长，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等职，同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被俘。她在狱中坚贞不屈，绝不向敌人低头。1936年8月，她在临就义前给年幼的儿子写下一封信：“宁儿：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丨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在你长大成丨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8月28日，赵一曼在珠河英勇就义。她走上刑场时，许多老百姓掩面流泪。她牺牲后，老百姓开始传说，赵政委没有死，她是骑上一匹白色的飞马，飞到深山老林里去了。这位黄埔女兵、著名的抗日女英雄，正如她遗诗中所写：“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学员、时年82岁的胡兰畦题字。武汉分校女学生中还有不少人成为千古流芳的巾帼英烈，如郑梅仙、陈觉吾、廖德璋、盛业煌、邓苏、李蕴瑞、邱继文、王也华等。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这批女学生中，又有许多人成为20世纪中国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如传奇人物胡兰畦、谢冰莹、危拱之等。
胡兰畦（1901～1994），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祖上胡大海是明代洪武皇帝的开国功臣，是“反清复明”的世家。她记事时母亲就教她背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懂事时就崇拜革命女杰秋瑾，“五四”时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洪流。武汉分校女生队遣散后，她走过的人生道路坎坷曲折。她先是在上海、江西一带参加平民教育运动，之后参加邓演达的反蒋运动，是大革命时期四川第一个妇女联合会的组织者，妇联主席。1930年留德，在德国由廖承志、成仿吾介绍加入德共中国语言组，并加入中共党组织，1931年又被开除。为参加反法西斯活动，她被捕入德国女牢。后经宋庆龄、鲁迅等名人在上海以人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后，才获释。获释后被驱逐出境，先后流落到法国、英国、苏联。在柏林，她曾两次会见过世界妇女领袖蔡特金，在莫斯科以中国作家身份，参加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并多次见过高尔基。高尔基逝世时，她为之执绋到红场送葬。回国后，为实现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而奔走于国民党上层之间。她当过李济深的代表，做过宋庆龄的助手，办过报纸，组织过群众运动。1937年曾与黄埔军校时的校友、多年的知己陈毅建立过恋爱关系，后终生未婚。抗日战争时期，她组织了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辗转于7个省的抗日前线，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少将军官视察抗日战区。解放战争中，她不顾个人安危去抢救被捕的同志，四处发动国民党将领起义。上海解放前夕，为保护住上海的各界名流，而尽过职。她一辈子做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大事，后在成都度过了她的晚年，著有《胡兰畦回忆录》。
谢冰莹谢冰莹（1906～2000），湖南新化人，喜欢写作，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写了大量的文章，是著名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在武汉分校西征间隙，完成了《从军日记》，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使她名噪一时。1930年夏，与潘漠华等共同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京分盟。“九·一八”事变后，从日本回国参加救亡运动。1932年1月，她与鲁迅、茅盾等43名左翼作家在上海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抗日。1940年，在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1948年，到台湾从事教学和创作，1972年移居美国旧金山。
危拱之(1905～1973)，又名危玉辰，化名林淑英、魏晨，河南信阳人。她7岁入私塾，9岁进教会小学。禀性刚强，为了学好体操课，毅然扯去裹脚布，争得一双“解放脚”。1922年到汝阳道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1926年11月到武汉，加入共青团，后考取武汉分校女生队。广州起义时，她和女生队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攻坚战斗。在红4师政治部当宣传员时，参与创办《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1929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在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后任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八一剧团委员会委员、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组训了几十个红军剧团，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中央红军长征时，她跟随干部团行动。1936年在延安任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兼导演。在延安时期与叶剑英结婚。“西安事变”时，她作为中共代表团内务成员驰往西安。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河南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赤峰市委副书记、书记。1949年初，因过本书作者1991年与黄杰老人在北京柳阴街寓中合影度劳累，积劳成疾，她的肺结核病很严重，不能坚持工作而休息。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
此外，后到第4军教导团中的曾宪植、张瑞华、黄杰、黄静汶等10多位女生队学生，参加了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有的后来还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她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从事了军事、政治、妇运等各方面的工作，成绩卓著。她们中有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一些部委和全国妇联、中纪委的领导岗位。其中，曾宪植曾任邓颖超的秘书、全国妇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委员等职，黄静汶任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国家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等职。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培养出这样一支优秀的女生队，首先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时代召唤和锻炼了军校女学生，当年“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使得她们从一些普通的女青年，在短时间内迅速锻炼成长为时代的精英；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重视是她们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女生队的许多战士，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同圣洁的革命花，开遍祖国的大地。她们无论在当时或者是在后来，多是大有建树，为当年黄埔军校的盛誉美名，增添了更加夺目的光彩。她们敢为天下先、英勇无畏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办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千秋颂扬的。原武汉分校女生队一些女学生自豪地说：女生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批女兵”，是“20年代青年妇女的骄傲”。黄埔军校前几期毕业的老大哥评价说：“女生队的出现，的确在中国妇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那时封建保守的社会风气，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旧址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这不仅是震惊中国的大事，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是创举”。
自黄埔军校《中国军人》杂志掀起“女同志军”的争论，中国20世纪初的女兵思想起源于黄埔岛后，其浪涌就像那珠江入海口岸边的大潮，唤起了无数中华女性，以勇于捐躯的壮举，向世俗观念展开了挑战。黄埔女生们考入军校时，正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之时，她们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由衷的报国之心，毅然投笔从戎。其情其行，令人可敬可佩。
黄埔军校从1924年成立至1949年迁往台湾，军校在大陆招收的23期学生中包括4届女生，毕业的女学生总数约为800人。她们分别是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的黄埔武汉分校（第6期），1938年抗战时期的黄埔第7分校（第15期），1939年黄埔第3分校（第16期），1940年黄埔成都本校第18期第2总队（驻苏干部培训班）。第15期的女生，于1938年2月、3月间分两批考入，共200多人，编入黄埔军校（时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7分校第2总队特科大队女生队，在陕西凤翔县受训，1939年4月全队奉命转入西安战时工作干训团第4团，同年5月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工作。第16期的女生，于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随第3分校辗转迁移到后方正式开学，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经过短期培训后于1939年冬毕业。第18期的女生，于1940年初招收，共60余人，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8期第2总队，1940年2月在江苏东台县入学，由第3分校第16期毕业的张祖年担任女生队长，1940年毕业时还剩有24人。抗战时期入校的这3期女学生，宣布毕业后即马上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
黄埔军校在20世纪初首倡女同志军、招收女学生的伟大功绩永垂史册。
第八章校军东征北伐
黄埔军校孕育的校军“黄埔军”，是国民革命时期的新型军队，是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和主要部分。国民革命军正是以第1期黄埔生600余人为骨干，不到两年即由两个团扩充为旅，进而扩展为两个师，以此作为基本部队，建立起庞大的国民党中央军，削除盘踞各省的军阀部队，奠定了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基础，成为维系国民党在大陆22年统治的军事支柱。
校军的组成
黄埔军校校军，有两个范围上的不同概念：在东征之前，通常是指黄埔军校教导团；在第一次东征中，是对参加作战的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教导第2团、第2期在校学生的1个步兵总队、1个炮兵营、1个工兵队、1个辎重兵队、第3期入伍生营的总称。本书所说的“校军”，指的是由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成建制的大概念的革命军。
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黄埔军校是培养革命军干部的学校。在成立黄埔军校时，孙中山即考虑到，有了革命军之干部，还要成立军队，以树立党军之楷模。1924年9月，孙中山把大本营由广州移至韶关，准备再次北伐。平定商团叛乱后，孙中山更加感到建立革命军的必要，于是他又筹划编练新军。他由韶关写信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说：“练兵（即编练新军）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枪支处理当以此事为准。”蒋当即复信孙中山，告之两个月内就可练成一支劲旅。孙中山原准备在韶关编练新军，接蒋信后遂决定在军校编练，故又复蒋一信称：“兄言两月内可练一支劲旅，如现实已经开始训练，则不必移训练地到韶，因迁移费时，则两月断难成就，果期两月可用，则就现地加工便可。”又说：“兄之新军两月练好之后，立调来韶，听我差遣。若西南局面日有发展，当先巩固西南，然后再图西北。”
接孙中山的信后，蒋介石、廖仲恺等立即筹办成立教导团，派人到上海、江苏北部、浙江东部、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招募士兵。并决定，新军的高级干部由黄埔军校教官担任，下级干部由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担任。新军的武器，长短枪、轻重机枪、山炮、野炮、弹药等，一部缴自商团，一部由苏联运来。在兵员与武器基本具备后，1924年11月11日，首先组成了第1营。9天后，又成立第2、第3营。何应钦任团长，沈应时、陈继承、王俊分任3个营的营长。12月3日，再成立第2团，以王伯龄任团长，3个营长为顾祝同、林鼎祺、金佛庄，独立营营长杨天樗。新军仿效苏联红军建制，团、营、连3级都设有国民党党代表。两个团的中级军官，多数由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官和学生队原有官长担任，所急需的下级军官多数由刚毕业的黄埔军校学生担任。第1团党代表为王登云，后为缪斌；第2团党代表为张静愚。第1期毕业生大部分分配在教导团中任党代表、排长、副排长等下级军官职务。
因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之邀请，迅速北上，新军在编组训练完成后，没有能按原计划北调韶关，即留在黄埔军校内，用来教导毕业生和在校学生练习带兵技术，故称“教导团”。教导团是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与意志，建立起来的第一支名副其实的中国国民党党军，因其隶属于黄埔军校，因而常称之为“校军”。
教导团建立后，虽然没有先用于北伐，但适逢其时地用在了广东境内的东征作战中。这一时期，军校第1期毕业生和第2期学生、第3期入伍生大部随军校教导团参加了第一次东征，他们从最基层的排长、连长干起，东征成为他们军事指挥生涯的。
第一次东征
广东革命政府的第一次东征，是中国近代战争史上重要战役之一，它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北伐战争，以及国民革命军的成立与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黄埔军校校军是这次战役的主力军之一，由于这支军队充分发扬黄埔精神，全体官兵英勇顽强，不避艰险，不怕牺牲，纪律严明，与许崇智的粤军相互配合，取得了这次决定广东革命政府命运的胜利。这次胜利，在黄埔军校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5年1月，盘踞在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所部，在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北洋军阀段褀瑞的支持下，趁孙中山北上商定国是的机会，自命为“救粤军总司令”，在汕头召集军事会议，以其7个军6万余人进攻革命根据地广州，把防线布置到石龙、东莞附近，准备随时由博罗、石龙、石滩一线向广州进攻，妄图摧毁革命政权。
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广东革命根据地尚不巩固，革命政权的最大威胁即是来自这盘踞在广东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势力。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支持下，为了打破陈炯明进攻广州的反动企图，巩固基地，决定清除叛逆。?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