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称当时他们认为圣玛丽中学对我会更好一些，那儿对学生更关心。但事实是我不够聪明不能去戈夫上学。
假如我去了戈夫，事情也许就不一样了；至少，大部分孩子都有着和我一样的背景。但是圣玛丽正好位于切斯亨特两处巨大的由地方理事会建造并租赁给房客的廉价公寓之间。不住在那儿的人称其为“伦敦过剩人口”。这些孩子从没遇到过我这样的人，我也从没遇到过他们那样的人。
大约在我开始在圣玛丽上学前一周，小学的一个女孩儿，她的名字叫安杰利娜·福利，她认为我能见到别的要走的人真好。她长着一头金发，很成熟。我记得她假期到我家来，说：“你公共汽车吗？”她什么意思——你公共汽车吗？我不懂她的意思，所以我没回答。不过当然，每个人都这么说，她的意思是每天乘公共汽车。我一辈子从来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这样。不。我要乘劳斯莱斯去。
然后还有校服。他们给了我们这个明细表。第一天，我穿着丝毫不差的校服上学了：圣玛丽书包（妈妈甚至还缝上了一个徽章）、符合要求的鞋、符合要求的袜子、符合要求的领带。现在我意识到了，其他没有人能买得起。他们只有一些旧的灰裙子和套头衫以及一只特斯科店里买的拎包。你可以选择穿灰色、打褶的裙子，或是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大部分孩子只有其中的一条，而我两条都有。你要穿白衬衫；大部分人的衬衫都皱巴巴的，我的衬衫总是熨得很平。我的领带总是打得很规范，不会赶时髦把领带打得要么很短，要么很粗。我太没有叛逆精神了。在冬季，你可以选择：要么不穿外套，挨冻；要么穿胶布雨衣，一种灰色可怕的东西，一直拖到膝盖以下；要么你可以穿一件带有一顶大帽子的粗呢外套，装扮得像一个巴丁顿熊。信不信由你，我认为胶布雨衣会新潮得多。但是，不。我穿那件巴丁顿熊一样的衣服，因为妈妈、爸爸说“站在操场上”会暖和些。他们太对了。因为当其他每个人闲逛或者和他们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一个人站在操场一角的水坑里，穿着这件巴丁顿熊外套，扣上所有的扣子，看起来像个十足的小丑。
我完全呆错了地方。没有人愿意跟我讲话。上体育课时，我就是那个贴墙站着、没有哪个队愿意要的人。在班上，我是那个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坐的人。
我在乎什么？我不需要朋友，我有我的家人。我的意思是，瞧瞧他们那样子。再说，谁愿意跟他们那样，肮脏不堪，衬衫拖在外面，衣服掉了扣子，鞋子磨破了？他们以为是什么样子？他们没有母亲照顾他们吗？
我当时可能尽量看起来好像不在乎。但是，这伤害了我，即使我假装没有。对他们来说，到操场上去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刻。对我，这就像被发配到了北极的冰川上。在班上，即使没有人要坐在我边上，至少我还能继续做我的事。但是，在操场上，其他每个人四处跑着，这就像是地狱。在小学，至少我能在休息时间训练我的舞蹈。在这儿，我不能——至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在跳舞。但是，我在脑子里跳舞，计划一些新的舞蹈动作，从常规动作开始直至舞蹈动作练到最佳。跳舞的时候我的身体好像属于我，但是一个人站在操场上，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好像不是一个整体，每个部分都感到笨拙、太大；好像有时在你睡觉之前，你感觉每个部分都比实际尺寸大了一倍，好像是铅做的。其他人好像对他们的样子都满意，好像他们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他们的。我感到我的每一个部分是一个并不真正匹配的零件。我的每一个部分都丑陋。肯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做我的朋友呢？总有一天，我要做给他们看。总有一天我会出名。那时，他们会感到遗憾的。
我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好像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事实上，我认为他们愚蠢。我并不只是在找一种应付孤独的方法。我确实那么想。我发现功课并不容易，因此，上课的时候我要集中注意力，不像其他大部分孩子那样混时间。我那时就很刻苦了。
学习努力、做家庭作业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有名列前茅，我从来没拿过不折不扣的a但是，在最后一年，我被任命为管理员，在圣玛丽学校这就相当于班长。那只是因为我学习用功，并且向校长打其他孩子的小报告，我才不在乎呢。我也许不聪明，但是我总是很负责，老师们也知道这一点。我得好好组织那些充斥着我的校外生活里的好多事。
参加舞蹈或唱歌也同样相当不舒服。到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要参加某个舞蹈班或排练：踢踏舞、芭蕾舞、摩登舞、爵士舞，还有民族舞——爱尔兰舞、苏格兰舞、波兰舞——跳这些舞你得穿上某种靠不住的长裙子和木底鞋。
放学后，大部分孩子都会在卖土豆片或白酒的商店附近闲逛，男孩子们抽烟、接吻。而铃声一响，我就走了，走到汽车道的路口，祷告妈妈会在那儿，我不用等她。因为，有些日子，那些通常被老师说成是“野孩子”的男生威胁要打我。
老师为了不让我挨揍，不得不陪我走到那个路口。
除了校服、劳斯莱斯、跳舞、打别人的小报告，我没有朋友的另一个原因是粉刺。扎辫子的丑小鸭现在是有粉刺的丑小鸭。无论何时我描述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会提到他们完美的皮肤。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了吗？那是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东西，你就会注意到它。我有这些粉刺好多、好多、好多年了。你或许已经想到这些粉刺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恐怕已经消失了吧，既然我为人凄、为人母，还是那对光彩照人的名人夫妻“高贵和小贝”中的一半。但是，没有。它们显露出来只是提醒我，钱不能为你买来任何东西。我上床、刷牙、洗脸、照镜子——什么都没有。然后，到了早晨，它们又在那儿了，就像该死的蘑菇在草坪上说：这就是给你的教训。
从我大约13岁起，粉刺就开始控制我的生活，不化妆我决不出门。我有各种各样的洗面奶、润肤露、化斑霜、祛斑霜、遮斑霜，更不用说粉底霜了，厚得像油彩。布茨公司（世界化妆品、保健品及礼品的主要零售商之一）肯定从我这儿赚了不少钱。我至少比我妹妹早起床一个小时才能把这一切做好。但是，每天点名后，我都会被叫去做同一件事。到洗手间去，“把那层化妆品刮掉”。因此，作为一个好女孩儿——我确实是个好女孩儿——我就会到洗手间去，刮掉那层化妆品。接着，到了中午，我就又回到洗手间，再化一次妆。那时的洗手间满是香烟味儿，挤满了叼着香烟吞云吐雾的女孩儿，冒着染上肺癌的危险，更不用说操场后面的怀孕以及各种各样性传播疾病了。然而我总是被她们赶走。
另外一件我总注意到的东西是|乳|房。同样的原因。这是因为我没有，从来就没有过。我直到12岁都是完全的平胸，光杆子一根。
圣玛丽是一家英格兰教会学校，我们每周得去一次教堂，就在我们边上。第一学期是个小阳春天气，很热，我们走来走去都只穿衬衫而不是夹克或有纽扣的外套。男生有一个游戏，那就是用手在你后背上摸，看看你有没有戴胸罩。
当然我没有。我十分尴尬，问妈妈我能不能买一只。它被称为实习胸罩，装在标有双a的盒子里，包括两个棉制的三角。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和钱——我没有东西往这里面放。
但是我从来没有像担心我的粉刺那样担心我的|乳|房，因为练跳舞的人都没有|乳|房。事实上，重要的是不要有|乳|房。跳起舞来，我一点都不感到另类，我甚至有朋友，有我自己、露易丝·皮克林（她妈妈在霍兹顿开跳舞用具商店）、林赛·格里顿以及洛琳·威德豪格。虽然他们住在布罗克斯堡，我住在戈夫橡树，我们都十分熟悉，我们的父母也经常交往。威德豪格夫妇甚至现在还是我妈妈爸爸的朋友。
到这一阶段，我有时一个晚上参加三个班。我妈妈就像一个司机，因为那些班并不总是在同一幢楼里。她刚回家给爸爸做好饭，就又得掉转车头再回来。她开车走过的路多得让人难以理解：若干、若干英里。她知道我想做什么，她对我非常支持。无疑，我感觉每件事情都得归功于她。那时，她让我妹妹也跳舞了——虽然露易丝从没像我那样喜欢舞蹈，但是她更听话。妈妈在一家模特训练班为我们两个都报了名。他们喜欢有着可爱的雀斑、完美的皮肤以及拳曲红发的露易丝，但是不喜欢那个有粉刺的容易发脾气的老女人。
我和林赛可能是我们这批人里最好的，在比赛一类的事情中也通常是竞争对手。实际上，她跳得很好。她的声音很棒，舞跳得也确实很好，已经参加过几次伦敦西区的演出了。我们的舞蹈生活受考试驱动着。你从一级一直考到六级，然后是前初级、初级、中级和高级。我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如果你在毕业时还没有完成所有的考试，你可以在大学里继续。接着你可以参加芭蕾舞、踢踏舞、摩登舞教学考试。
我想现在还一样。教那三种舞我都能胜任。可能我的踢踏舞、摩登舞跳得更好。但就是芭蕾舞考试我也总能拿到“荣誉奖”（最高奖）或者“高度赞扬奖”。
贾森学校一年进行两次表演，叫做“让我们给你享受”，有些节目我们自己设计舞蹈动作，我总是喜欢那个；毕竟，我8岁时就在操场上这么做了。事实上，在最后一年，我赢得了“高级自编舞蹈奖”、“莎士比亚盾”以及“个性杯”。（但是，正如你看到的，没有那个小小的紫罗兰杯。）这些奖项由校长乔伊丝·斯普里格斯女士颁发给我。
贾森舞蹈戏剧学校的戏剧表演很有限——说实话，我也不想操那份心：那些即兴表演都是装腔作势。但是当地方业余戏剧社团在他们的音乐剧中需要一个合唱团或是跑龙套的角色时，比如《国王和我》或者《绿野仙踪》，那是特别出色的。“布罗克斯堡市民中心”听起来没什么，但其实它是一个正规剧院，崭新的，有后台、顶棚和蝴蝶幕。
在《绿野仙踪》里，我扮演小矮人，跳吉特巴舞。我的小矮人服装是一件粉红色有裙撑的衣服配一顶红色高帽，跳吉特巴时穿一条紫色紧身连衣裤，领圈和手套是鲜艳的绿色，还有一条短裙，用一种很亮的、难看的材料做成，看起来几乎像塑料。因为这些是大型演出，所以有无数次的排练，虽然大部分时间你只是闲着。但是我喜欢这一切。考试很辛苦，但是表演，登上真正的舞台，听到观众鼓掌而且知道有些掌声也许是给你的——这让一切都值了。
我13岁时，妈妈在每周出版一期的娱乐业报纸“舞台”上看到一则“yst”广告。yst是“明天的年轻明星”的缩写。
这是给年轻人看的舞蹈表演——在伦敦西区进行三场慈善演出。要进入yst，你首先得通过预演。这些是开放式的预演，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参加。预演在金斯克罗斯附近的约克路伦敦音像中心举行。这是我参加过的首场大型预演。多数开放式预演都有同样的模式：首先由坐在桌旁的一个人记下你的名字、地址，然后给你一个号码。接着——至少yst是这样——有人会问你想跳什么舞，比如踢踏舞、爵士舞还是芭蕾舞。然后，你将进入一个教室，他们开始进行淘汰。
一旦从一个班出来，你就可以开始另一个班。从头到尾，妈妈和其他一些家长就在一个房间里等着。经验老到的孩子就自己来。
听到我入选的消息，我非常兴奋。其实，我连续两年都人选了：一次在威尔士王子剧院，一次在布来克弗里尔的“美人鱼”剧院。第一年我人选了爵士舞和踢踏舞。我没能人选芭蕾舞。跳芭蕾的尽是一些精英，都是一些好像一生从未碰过壁的女孩儿。有一年，我人选了民族舞，拿着一篮子假鱼跳了一段葡萄牙舞。
排练安排在每个星期天，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有些人得走很长一段路，我记得一个女孩儿来自诺丁汉，还有一个来自约克。虽然我们用不着走那么远，但是，每个星期天我妈妈都得早起，把我送到金斯克罗斯。我排练一整天，然后，她再来把我接回家。她绝对是个好人。有一次她让我乘火车，但是我吓坏了——记住，我连公共汽车都从没乘过。
结果是，爱玛，后来也进了“辣妹”演唱组——那一年也在爵士舞小组——和我同在一个叫“小里埃”的节目中，但是在那儿我从不认识她。因为她有她的一小圈朋友，我有我的一小圈朋友。你不会每个人都认识。
第二次我人选了所有的小组，包括我最不擅长的芭蕾。
因此，这场很长的芭蕾舞持续了20分钟，其中有我，只是在不起眼的位置上一个不重要的角色，最后一个出场。但是，谁在乎呢？我表演芭蕾舞了，而表演芭蕾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演得像那个角色并不难。我不要知道所有的姿势，我不要知道手举到空中的法语名称，我只要跳舞。
我不知道我曾应征过多少角色，但是，不可否认当你处于那种年龄的时候，事实上，无论你处于哪个年龄，预演是很难的，总是遭到无情的拒绝，从来不会感觉好得很。“叫下一个。我们会打电话给你的。”总是那样。
无论你经历过多少次，当你被拒绝的时候，你总是会伤心。我不常哭，至少上汽车前不会，但那是因为我时刻为那个“不”准备着——这并不难，因为它出现得如此频繁。但是有些人经常容易落泪。回到换衣服的化妆室里，总会有红红的眼睛，至少有一个人在哭。
但是在某些方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任何人都有失败的时候。只有最好的才能顺利过关，无论你的地位有多高，这一条不会变。如果你不能忍受被击败，你就不应该到那儿去。
那时我的雄心是在伦敦西区的音乐剧中跳舞。在剧院的感觉太好了。克里丝廷·莎士比亚狂热地喜爱戏剧，所有·的戏剧她都带我去看：《星光快车》、《西贡小姐》、《猫》、《悲惨世界》。她总对我另眼相看，好像我值得她这样做一样。我们首先会去吃点东西，在某个地方比如大英博物馆旁边的比萨饼快餐店。总是她付钱。然后去看演出。无论我们去看什么，在看下一场之前，那一场总是我最喜欢的。我喜欢《星光快车》，因为它如此现代，节奏很快。里面所有的歌曲我都知道，我还买了活页乐谱，这样我在家的时候也能唱。至少，在亚当斯夫人家那些可怕的钢琴课意味着我能看懂音符。
露易丝和我还学会了同轴溜冰，但是，我们看《星光快车》最近的地方是在沃尔瑟姆克罗斯举行的沃尔瑟姆·福雷斯特滚轮溜冰节。（后来我参加演出了bbc一台制作的名叫《身体要素》的系列剧，剧中我扮演一个穿着冰鞋的抗体，身穿带着尖刺的盔甲，就像一个中世纪的骑士。）
另一个我最喜欢的戏剧是《猫》。我肯定已经看过五六遍了，先是和克里丝廷·莎士比亚一起看，再和我家里人一起看。当然，我真正想演的是那只白猫。但是这完全是幻想。
扮演白猫的总是来自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员，必须很出色。那时穿着白色紧身连衣裤的我肯定是最让人生厌的一个：我看起来肯定像一个被拖上岸的鲸鱼。因为那个瘦得皮包骨的8岁女孩儿不知怎么的已经变成了一个肥肥的15岁女生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暂时性肥胖，妈妈这么称呼它，虽然后来我们发现我有多囊卵巢——意思是卵巢周围有许多小包囊，起到了激素的作用，这就是我变得这么肥的原因。
并不是说那时我真的介意我的长相，但是那种状况一定要改变。
第四章给弱者的话
八月里，看到商店里挂满“开学了”的标牌就让我不舒服。有时我真的不舒服——我的耳朵总是发炎。有时我就只能让妈妈去开一张病假条。现在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恨学校、那些教师、学生，每一个人。因为我的粉刺、因为我和男生没有任何瓜葛（性冷淡而又难对付）我遭人谩骂，甚至有人说我不是爸妈亲生的，因为我有一个“黑人的鼻子”和深色的皮肤。
在圣玛丽我从来没有那么多朋友，只有两个：布伦达·艾克勒波希和萨拉·巴克尔。但就是她们也经常围着男生痴笑、在课间玩无挡板篮球。
直到十四岁我才对我的外表开始感兴趣。起先是化妆，然后又发展到头发。原先乏味、棕色的一头稀发现在成了乏味、棕色的厚发。这是我对80年代的贡献。我妈妈的朋友苏，一个理发师，一天晚上来为我烫了发，但是为了得到理想的发型，我不得不每天早上洗头，把头发卷起来，用一个烘干器把它烘干，再涂上定型剂把发型固定住。现在我得到的不仅是那句通常的“刮掉那层化妆品”，而且还有“把你头发上黏糊糊的东西也除掉”。
在穿着上我也开始时髦一些了。为了既穿着舒服，而又有腿套的外观，我开创了穿两双袜子的潮流。因为袜子必须是白色的，所以没有很多创新的余地。先穿一双过膝的袜子，把它拉到小腿中部；然后在上面套一双短一些的袜子，拉得更低一些。这样，你就能做出很多皱折，看起来既像袜子，又像腿套。有些袜子穿起来的效果更好一些，因此，每天早晨我和妹妹都会为穿什么袜子而争吵。
我的裙子开始变短了。不是短很多，因为女校长经常让我们跪在地板上，我们的裙子必须得完全靠到地面。
我那个学校的女生总是被男生迷住。但是我从来都不那么感兴趣。好像还有女生抽烟，而我对那个也不感兴趣。
她们总是在角落里咯咯地笑、喷吐着烟、窃窃私语。但是，对男生要退避三舍，我下定了决心——直到1990年春季学期初弗朗科的到来。他是一个美国人，切斯亨特，圣玛丽的新任教区牧师的儿子。
他相当高，留着短短的黑发，戴着棕色眼镜。每个人都对他十分倾慕，一部分只是因为他是美国人，带着口音，也因为他长得不难看而且脸皮特别厚。
因为我从没有过男朋友，情人节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我也从没收到过情人节卡片，只有妈妈经常寄一些给我和露易丝，因此，我们并不感到被遗忘了。
男生和女生都不靠近我——我并不是怪他们，因为我确实有点让人不愿接近。我的意思是，粉刺、烫发、涂在脸上像房屋外墙上嵌有小石子的灰泥一样的化妆品——那能有多少吸引力？
这是一个特别的情人节，1990年2月14日，我不只是得到一张卡片，我收到了七张，我听课的每个班级都有一张。
这是圣玛丽学校的听课方式，你从一个教室换到另一个教室听不同的课，你总是有你固定的学桌。打开我坐的每一个学桌时，我都发现这样一个信封：用大写字母写着“给维多利亚”，底下划了一条线。而且信封相似，哦，我的上帝。这样的事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没有人知道它们是谁送的。接着开始有了一些传闻说是弗朗科。接着，就在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一节课，我又收到了最后一张情人卡。不像其他卡片那样只有一个问号，而是一个问题：星期六跟我约会好吗？
结果是放学后我跟他说话了。我几乎不记得和男生说过话，我感到非常笨拙。我们出去了，天很黑；即使这样，我感到我的粉刺仍在发光。
我们为什么不去沃尔瑟姆克罗斯看电影呢？他提议，他将会来接我。我同意去看电影，但是没有同意他来接我。我去他家。我不可能让他来我这儿，让我的弟弟妹妹盯着瞧，好像他是一个外星人，更别说我的妈妈和爸爸了。
作为新任教区牧师的儿子，他就住在学校对面，学校在教堂旁边。我用了好长时间考虑这个重大场合穿什么，最后决定穿一条牛仔裤、靴子和衬衫。
我妈妈让我下了车，她很高兴，但没有表现出来。我走近前门，按响了门铃。我正在暗自希望她离开，门开了，我差点跌到门里边，我对妈妈挥了挥手，她终于开车走了。
“你好。弗朗科在家吗？”
这是弗朗科的爸爸，那位教区牧师。在他身后，弗朗科跑下了楼，那么狼狈，而且——哦，上帝，我无法相信。他穿着一条肥大的牛仔裤——这么开始实在令人不快——白袜子、鞋头上翘的丑陋的运动鞋，最糟糕的是，一件星球大战t恤衫塞在裤子里，一件短茄克式衬衫拖在裤子外面。此前，我只看到他穿校服。
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让人恐惧的事。因为没有人相信他约了我出去，我所谓的朋友们说她们要到电影院去探个究竟。
那么，我们怎么去那儿呢？乘公共汽车。我一生从没坐过公共汽车。我一点也不知道该死的公共汽车是怎么回事，在哪儿买票，车费多少——任何事。而且我得坐在这个十足的卑劣小人身边。自然，当我们到沃尔瑟姆克罗斯的时候，她们已经等在那儿了，正做着她们一辈子都在做的事，在汽车停靠点附近闲逛。
“你好啊，维珂（维多利亚的简称）？”
“你好啊，弗朗科？”
我能感到她们都在得意地笑。我恨不得当时就死掉。看完电影他要带我去麦当劳，但是，我感到太难堪了，只想回家。所以我们就又回到公共汽车上，返回切斯亨特，然后，他说你想进屋等你妈妈来吗？我从电影院已经打过电话给妈妈，让她来接我。
因此，我进了屋，就坐在大厅里，坐在弗朗科打开的电视前。我没有见到那位牧师或者牧师太太。所以，我只是坐在那儿，我在想，千万不要吻我。求你了，无论你做什么，只是不要吻我。我这么大还没有吻过什么人，我可不要你成为我的第一次经历。我感到非常紧张，好像要崩溃了。
然后，他说：“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哦。”一个男生给我买了一个礼物。
“那么，是什么呢？”
他拿出一个小珠宝盒，有一个弹簧盖的那种，里面是一个带金链子的金十字架。
“哦，谢谢你，弗朗科。”啊，啊，啊。
这时，我听到妈妈在屋外按汽车喇叭。因此，我戴上这个金十字架，很快地在他面颊上吻了一下就走了。
“那么，怎么样啊，维多利亚？”
妈妈问。
“那么，怎么样啊，维多利亚？”
爸爸问。
“那么，他吻你还是怎么了？”
露易丝问。
我刚洗完澡出来，妹妹正在努力想发现爱情的秘密。
“那是什么，托莉（维多利亚的简称）？”她指着我的脖子说。
“弗朗科给我的。”
“不是那个十字架，你这白痴，它下面那个绿色的标记。”
“不可能有绿色标记，这是金的。”
“不，不是。他爸爸做坚信礼时免费赠送数百个这样的东西，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它们都是金子的，他就成百万富翁了。”
我抹去镜子上的水珠，自己看了一下。哦，我的上帝，我不相信。一个大大的绿色十字形标记。
“但是这是真金的，不是他爸爸的那种。”我辩驳说，“弗朗科为我买的。只是我的皮肤让它发生了有趣的反应。”
那就是我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学校罗曼史。电影院的一个晚上。这算得上一个记录吗？
接近中学教育通用证书考试了，我正在补习法语。一天，我正喝着茶，一个男孩儿进了厨房。以前我曾经见过他，他是防盗自动警铃修理工的儿子，我很喜欢他，他看起来就像空手道选手。那时妈妈正忙得团团转，同时她对我说，如果布罗克斯堡额外的法语课我不想迟到的话就得准备动身。
因此这个男孩儿说他住在哈洛，到布罗克斯堡顺路，为什么不让他送我呢？但是，我妈妈说不，没事，她反正要出去。
“你为什么那么做，妈妈？为什么你不让他送我？”我们一上车我就对她说。我很沮丧。我无法相信。我和这个我确实喜欢的男孩儿单独相处的机会被我妈妈彻底毁了。
他名叫马克·伍德，大约比我年长三岁，长得不难看，约莫62英尺高，乌黑的头发往后梳并用发胶定了型。但是真正的吸引力是马克与众不同。自从弗朗科之后，我还和其他几个男生约过会，但只是学校里的男生。马克不是当地那种长粉刺的十五岁男生，不像学校里和我约会的那些人到处吹嘘穿过哪个女生的内裤。马克实际上是一个成年人，哇噢，好像还会开车。
我记不得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他是否打电话了，还是又来修警铃。但是，几个星期后，他约我出去。
他驾驶的那辆货车在车顶上通常有梯子，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场合，他把梯子卸掉了，虽然他对车身侧面公司的名字无可奈何：特尔·马克。他爸爸名叫特里。我们去了一个叫维拉的地方，一个酒吧，我想是在沃尔瑟姆斯托的什么地方，靠近“埃平森林”公园。我记不得穿着什么衣服，那时，我对着装的感觉不很好，但是我太激动了。忘了弗朗科和公共汽车吧。这是一辆小汽车。当然，与公共汽车相比，它很不错。
“那么，你想来点什么，维多利亚？”
惊慌失措。
“请来点伏特加和水，马克。”
这是惟一我能想到的东西。去酒吧时我爸爸总是喝这个。再来一杯吗“的时候，我都说”是的“。我喝得越多好像就越放松。现在我只要喝一杯伏特加和水就会倒在地板上，但是那时，我的块头要大得多，事实上相当胖，因此能喝几杯。我不记得那以后发生了什么，但不管怎样，我开始和他约会。
又过了大约六七个月，我和他上床了，而他从来没有强迫我那么做。
我不仅要补习法语、在学校努力学习，而且我还要决定今后做什么。自从我开始跳舞，我就向往上一所舞台表演学校，比如意大利亚孔帝，或者特林的艺术教育学校，或者西尔维亚青年艺术学校。这些学校通常是十一岁入学，除了学习歌唱、舞蹈、表演外，还修习所有常规课程。“辣妹”中的爱玛进的就是西尔维亚青年艺术学校。现在我仍然想我本来也该上那所学校的，那样我周围的人就会和我一样，我也肯定会开心得多。但是，我妈妈坚决反对；她要我接受“正常教育”。而且，综合起来考虑，他们可能也付不起学费。
另外一个选择是上大学。这里还是要做出选择。意大利亚孔帝和艺术教育学校不仅是戏剧学校，它们也开设大学课程，然后还有多林伯德、斯怠拉曼以及雷恩戏剧艺术学校。我看过它们所有的夏季演出，我想上的学校是雷恩。事实上，雷恩开办了一个夏季学校，前年我在那儿呆了一个星期。那儿有一个非常酷的男生，叫克雷斯琴·豪斯福，绝对帅气，而且才华横溢。
第二年春天，我参加了所有学校的选拔预演。那年冬天，克里丝廷·莎士比亚确实帮了我的忙，因为，正如她一直提醒我的，在参加预演的数百个人里面，有些大学只招收十名。
正是克里丝廷告诉我：“如果你进雷恩，你就选对了。”
雷恩是最专业的，甚至现在我也总能辨别出哪个是雷恩的女生。她们总是很漂亮，又高又瘦，相当整洁，出门时总是要化妆。但是我没有被录取。我被列人备选名单。但是我被多林伯德录取了，这是我的第二选择。
我毕业时拿到了五张中学教育通用证书以及烹饪奖。
（是的，你们这些好挖苦人的人以为可怜的老“高贵”甚至连鸡蛋都不会煮，烹饪奖，你们听到了吗？）几天以后从雷恩传来了好消息。有人退出了，而我被录取了。除此之外，我幸运地得到了赫特福德郡奖学金来付我的学费。
结果我发现大学与中学很相似，在某些方面更糟，因为我不得不离开家独自生活。尤其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我的外婆和外公刚去世不久。这真叫人非常伤心。真的，我只记得他们老了。外婆患有老年痴呆症。她一直都那么漂亮、完美无缺，但是，最后没有一件衣服她穿着得体，她会露出胸罩的带子，紧身裤只穿一条腿，而另一条腿露在外面。她会忘了戴假牙。
可怜的外公经常很难堪。他尽力照顾她，但这确实是一个全天候的工作。人们以为老年痴呆症只是健忘，比如——今天又到星期几啦？——但是最后外婆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她会对妈妈说：“那边那个年轻女士是谁？”而那个年轻女士正是我。
我记得有一年圣诞节，电视里播放的某个片子里正在进行枪战，她转向外公，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好像她要溺水了一样，说：“那个拿枪的男人。他要打死我。”她非常、非常害怕。
妈妈也被弄懵了。我记得在厨房里，她正在做着礼拜天的晚餐，显然很紧张，也很沮丧，外婆坐在大厅里已经神志不清了，我正在问妈妈事情；很简单的事。而她说：“哦，我想不起来了。”因此我说：“你怎么变得像外婆一样。”
她一下子哭了起来。要知道我正在谈论的可是她的母亲。而那时我想，你哭什么呢？你为什么这么沮丧呢？现在我才明白。她显然过分担心她自己也会这样，因为在这个家族里老年痴呆症迅速蔓延，不断蔓延。年轻的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你在说什么。
雷恩学校设置的是三年制课程。第一年，我住在爱普森的一个人家里，常常在每个周末回家。正如我喜欢每天都练一整天的舞蹈一样，我同样多地盼望着周末。我呆的那一家很好，但是，这和在家不一样。一些小事情，比如他们吃的那种饼干，甚至那种炸鱼条和早餐的麦片粥我都不习惯。
我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萨拉·斯图亚特，一个留着长长的金发、很漂亮的爱尔兰姑娘。但是朋友不多并不特别困扰我。我习惯了。当我看到一大群女生在一起，傻笑、抽烟，我当然不想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我惟一想做的事就是训练。我从来没有忘记克里丝廷·莎士比亚的话。“如果想有所成就就得刻苦训练。”我会有所成就的，你就等着吧。
天赋的不足我用刻苦训练来弥补。早起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难事，我总是在上课前一小时就到了练习室，在那些最受青睐的学生收拾好东西结束一天的训练后，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训练房。
在其他任何一个学校，这本来已经足够了，但是，在雷恩，要想真的出人头地、出现在所有的演出中而且能被看到，你必须是最受青睐的。而校长贝蒂·雷恩从来不隐瞒谁是她最喜欢的学生。我不在其中。在跳舞、唱歌或是戏剧表演方面，我从来都不是最好的。我的憾事在于太胖。那时，我一定有140磅，更有可能是168磅，而不是140磅。但是，我并不是那么在乎。有些女生总是唠唠叨叨地谈论卡路里等等，但是我通常什么都吃：玛司条、麦当劳、土豆条。我吃巧克力，能吃得耳朵里都冒出巧克力来。也许我有了一点双下巴，但是，我终于有|乳|房了。对此我特别高兴。我的男朋友也高兴。
有资格说“我的男朋友”感觉真好。
“这个周末你想做什么，维多利亚？”
“和男朋友约会。”
好的，这就去了酒馆，和他的朋友一起看足球、整晚做猜谜游戏。关于四五十年代的音乐剧我不了解的，我可以记在啤酒杯垫子上。
我们经常去哈洛，马克和他的家人生活的地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这个酒馆里，“哈洛作坊”酒馆。
马克所接受的教育和我完全不一样。他的父母比我的父母年纪大得多，是地道的伦敦东区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酒馆、参加宴会或是跳舞，他妈妈总是坐在那儿喝啤酒，而他爸爸坐在吧台边。尤其是他父亲，情绪波动得可笑。
我从来没有和他们相处得特别和睦，他的妹妹总是怀有敌意。她经常看到我穿着短裙子之类的衣服出去，接着就品头论足。她更属于那种明智地穿上长裙和开襟羊毛衫的类型。甚至当我块头更大的时候，我也总能穿着短裙而不遭人议论，因为我有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