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是她的忠实歌迷，我感觉像一个孩子第一次见到了圣诞老人。当我和妈妈一起在约翰刘易斯幻想有人在问我要签名时，谁会想到有一天麦当娜居然会知道维多利亚·亚当斯是谁，那个来自戈夫橡树、脸上长粉刺的十几岁的姑娘。在学校里谁都不愿意和我讲话，更别提麦当娜了。
她给我介绍的第一个人是迈克尔·乔丹，一个巨人。我们握了手，那是一双世界上最大的手，有西餐盘那么大。我看看大卫，他简直就是呆住了，充满了敬畏。而我好像在说，大卫，不要让我尴尬，把嘴巴合上，把舌头从地上捡起来。
接着她让每个人看我的婚戒，显得那样自然，一点也不做作。
在场的还有一个家伙，但是我们由于看到迈克尔·乔丹太过惊讶了，因而我没听到他的名字。后来我们意识到那是瑞奇·马丁，客气点说，他本人比电视上显得略胖一点。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让你最感孤独的地方是时装模特走的t型台。现在回想起来，我答应在2月份伦敦时装周上参加玛丽亚·格拉茨沃格（著名时装设计师）的时装秀，不是疯了，就是个十足的受虐狂。但这是我欠下的一笔债，如果你不反对我这么说的话。
回过来再说1997年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玛丽亚借给我一件迷人的连衣裙，让我穿去领奖。这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裙子，蛛网式的上衣，雪纺绸的裙子，开着高高的叉。买下它得花两万英磅。她很担心我会撕破裙子，因为它实在是太精致了——说实话，我也很担心。但我保证我会相当小心的——只在颁奖典礼上穿，我甚至不会穿着它去参加后来的派对。就在我们上台之前，我正说着它是如何的容易坏，卡罗琳·阿荷尼，那时以一曲《莫顿夫人》非常受欢迎，正在听我说话——她就在我们后面，因为她要颁发下一个奖项——当我走上台去领奖时，她踩住了我的裙子。我确信那绝对是个意外。幸运的是裙子没有被扯破。
玛丽亚为我妈妈做了在我的婚礼上穿的精美的礼服，因此当她问我能否参加她们的时装秀时，我真的觉得欠她一个人情。她第一次邀请我是在几年前，但当时我没有时间。现在我又有了另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在说我太瘦了，所以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在伦敦时装周上让自己站到那个该死的t型台上。
我并不需要什么宣传，恰恰相反。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每做一件事，必有摄影记者跟随。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出现在报纸上。似乎国人患上了不健康的“‘高贵’和‘小贝’”强迫症。但那些记者们和摄影师们如何得知我们会去哪儿，倒是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一次我们担心的不是谎言，而是好多事情他们掌握得都是如此精确无误。无论何时当我们坐下来，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时，除了我们的家人，总会有某一个人知道：司机、旅行社的职员等，或可能把消息传出去的某个人。我们的结论是每个人都可能被收买。
甚至连新闻界都觉得有些奇怪，认为是有人泄密了。
《镜报》的马修·赖特声称那个人是露易丝，她向《泰晤士报》透露了消息，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们这样引述，说她是“一家人的朋友”。可怜的露易丝，这太伤害人了。但肯定有那么一个人，一个与我们很近的人。我开始注意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观察他们的眼睛，脑子里在想，是你吗？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感觉。
不，我需要公开露面，就像英国需要下雨一样。这将对玛丽亚·格拉茨沃格有帮助。这又不是整个时装界都在参加亚力山大·麦克奎恩（目前为巴黎名牌服装纪梵希的首席设计师，此外，他还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的时装秀。玛丽亚是个年轻的设计师，她做得非常出色，但当时她还是个新手，甚至没有人知道她。我事先声明，只有在预先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我才会参加表演。我不是天生的衣服架子，不是那种穿什么衣服都好看的人。因此我想参与设计过程，玛丽亚对此非常高兴。
甚至到现在，她还为我做许多衣服，尤其是我出席大场面需要一些特别服装时。我喜欢她设计的服装，因为它们非常女性化。她喜欢让女人看起来像女人，她的服装非常性感，但是非常时髦。
除了我的家人，我谁也没告诉，甚至没告诉那几个“辣妹”。这将是我独自做的第一件事，如果我跌倒了（从字面上看有可能），我可不想让全世界的媒体在那儿拍照，然后大书特书。
因此，当我坐车前往演出地——自然历史博物馆时，我听到首都电台的广播：“高贵辣妹‘不久将莅临伦敦时装周，参加时装秀。”
立刻，我感到腹部疼痛，当我们到那儿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卫生间。发生什么了？我谁都没告诉呀。天知道我在里面呆了多久。我只记得坐在博物馆后面院子里的那个简易卫生间里，露易丝在外面砰砰敲门，催我快点儿。
我则像个石头人一样呆坐着。这件事本应该绝对低调的。我没有去排练，什么也没做，我甚至都没有试穿一下那些服装。
我是说，我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
因此，我走进帐篷，天非常冷。我是那儿惟一长着粉刺、|乳|房很小的模特。事实上，我一生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个侏儒，连五英尺八都不到，更别说五英尺十一英寸了。因此，我说了声“你们好”，但是我倒像是在跟一排圣诞树说话，她们谁也没理我。我想时装真是个该死的产业。也许她们害羞，可我不这么认为。
玛丽亚为我圈起了一小块地方。我的第一身服装是紧身短裤和短上衣。我记得我站在舞台边，感到很脆弱。我没有安排好的动作，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该上台、该做些什么。我能想到的就是海盗们走在甲板上的样子。玛丽亚说她会推我一把。太好了。
音乐响起来了，我辨别不出是什么音乐，有点像摩洛哥人的音乐。因而我站在那儿，想像着这就像你预备跳伞等候在敞开的机舱门边上的样子。我在想那会有多难？这个叫做“走路”的玩意儿我已经训练了25年了，那么现在我总该会走路了吧。
“好了，走。”玛丽亚推了我一把，我走上舞台。
真是该死。我穿着4英寸高的高跟鞋和紧身短裤走在舞台上，灯光不停地变化、闪烁，过了一两秒钟我才弄明白那不是灯光烟火技术的作用，而是摄影记者们的闪光灯。
噢，真是太好了，他们等的就是这个。我的短裤缩到了胯上，但是全世界的新闻界都看着你，你想往下拉一拉都不行。
这张照片登在了每一份报纸的头版，包括《独立报》和《泰晤士报》。它甚至上了《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真是令人惊讶。是的，很多都是关于我的样子。但事实上大多数评论是肯定的。有些人说，是的，她看起来太瘦了；还有些人说我肯定每天都去健身房（而我没有），我的双腿相当有力。
其中有一张极好的照片，是我一直最喜欢的照片之一，我会把它放大，挂在我的新房子里的。这并不能算是我的照片，照片上，所有的摄影记者都在大喊，而我只有一个黯淡的轮廓对着他们。你能看到的只是那些摄影记者以及我的屁股，我的双手搭在髋骨上——还有我的妈妈、爸爸和妹妹坐在前排在鼓掌。
第二天早晨，玛丽亚收到英国两家高级百货公司——哈罗兹和夏菲尼尔打来的电话，说要购进她的服装。瞧，这场时装秀有效果了。
“维多利亚的秘密”节目中我的另一位客人是迈克尔·帕金森。我，一个绝对的新手，来采访访谈者中的顶尖高手。
现实生活中的他和电视上一样的迷人，尽管我为这件事伤透了脑筋，事实上我们进行得非常好，以至于他问我是否愿意上他的节目。
“帕金森”这档节目一般在播出前几天录制，因此它仍有新闻价值，但他们可以剪掉一些令人乏味的片断，也可以插入一些宣传片。
在开始前大约一个小时，他来到我的化妆间，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有什么想谈或不想谈的，我说没有。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喜欢预先知道他们会问我些什么，因为我认为现场自发的东西会更好些。我也从来不喜欢强调我不想谈什么，因为你知道他们首先就会问那样的问题。
参加“帕金森”节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我坐在化妆间里，面对着他们给你的一大盆水果时，我当时的感觉是，哦，我的上帝，迈克尔·帕金森。但我一直喜欢看这一档节目——让我喜欢的是他们有一支现场演奏的乐队——上“帕金森”节目实在是一种荣耀。
人们总是对我说我在镜头前多么放松。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一直都很怯场——跳舞的时候，有时我的脑子会一片空白。但是坐在沙发上面对演播室的观众那情形同样让我紧张。
更让我伤脑筋的是，当我走进演播室，我发现我旁边坐着主持烹调节目的两胖嫂之一，克拉莉莎·迪金森·赖特。我就知道会有关于我体重以及我吃什么的问题——甚至在这些问题还没有开始之前，光是坐在她旁边就够让我尴尬的了。我一看到她，我就知道提问将如何进行了。
“啊，维多利亚，”迈克尔·帕金森微笑着开始了，像个慈祥的叔叔那样拍了拍我的膝盖，“有三个问题大家都想了解。”
问题开始了：1，2，3大卫还穿你的内裤吗？你做过隆胸手术吗？你有厌食症吗？
起先我只是处于守势。尽管效果相当不错，但这采访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应付。我从未独自一人做这样的事——没有其他几个姑娘做伴——在采访过程中，我面对如此直率的问题感到十分震惊。内裤的问题好办。说到隆胸，我说，如果我做了，我会给自己买一个比b杯大点儿的东西。不，我没有厌食症。
这时，克拉莉莎·迪金森·赖特转向我，追问了一句，那么除了莴苣叶你还吃点别的什么吗？所有人都大笑起来。我要为自己辩护，而又不失体面。如果我转过头对她说，那你除了薯条和比萨饼以外还吃点别的什么吗，那会怎样呢？想像一下大家的嘘声吧。你可以拿瘦人开玩笑。但是你却不能说胖人什么。她其实是个很好的女人——天生的喜剧演员。
因此我对她的话没有认真回应。但要为自己辩护是很难的。
不过，总体来看，访谈进行得很好。迈克尔·帕金森是个真正的绅士。他不会竭力去挑你的毛病，像一些年轻的访谈者所认为的那样——贬低你会让他们看上去很了不起。他想做的只是把你最好的东西挖掘出来——同样这个节目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我仍然难以相信，只有我一个人时居然也有人对这个节目感兴趣。
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对我、大卫和布鲁克林的恐吓在逐步升级。绑架的恐吓和死亡的恐吓。这些恐吓通常是寄过来，里面有一些剪碎的照片和图画，通常有绳套和脖颈，或者是子弹把血从我们的脑袋里打得喷出来。我是说，你可以想像一下。想像一下那是种什么感觉。想像一下有人如此恨你，一个你甚至见都没见过的人。但也许这个人你见过。
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是我会被射杀在舞台上。那么多人尖叫着，音乐声又很大，你甚至都听不到枪声。
3月1日，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前两天，一封信寄到了我妈妈、爸爸的家，那笔迹看上去像出自一个孩子之手。但写信的绝对不是个孩子。此人以前寄过东西给我。
维多利亚，你这只母狗。我恨你，你去死吧。3月3日在伦敦的伯爵庭院举行的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见。
第二十一章卑鄙的家伙
四年前，我们作为维京的客人第一次出席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四年后，“辣妹”演唱组被授予终身成就奖，还将在典礼中演唱。
我打开信的第一反应是给警察打电话。但马克说别打。
“你疯了吗？”当我告诉我爸爸时，他说，“你必须告诉警察。我是说，万一发生什么事，而我们又没有告诉他们，那怎么办？”
“但马克说绑架的消息可能就是从警察局泄露出来的。”
（这段故事后来在报纸上有更多的报道。）
“我才不管马克说的什么玩意儿呢。”我爸爸真的生气了，因为他从来没有骂过人。“那样的事你绝对不能瞒着警察。他们知道该怎么做，派个保镖或其他什么。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要告诉警察。”
不超过一小时警察到了。我给了他们理查德·琼斯的联系号码。我想我们的巡演主管是联系警察和伯爵庭院方面的最佳人选。我也告诉了其他姑娘们，她们真的很关心我。
我的状态很糟糕。前一夜我几乎没睡：伯爵庭院是个很大很古老的地方——很难保你绝对安全。但我能做些什么呢？说我患了感冒？
为了让马克能专注于安全方面的事务，那天我换了个司机，叫约翰，来自曼彻斯特。当我们出现在伯爵庭院时，我抖得像只果冻。约翰让我和他呆在一起，马克也这么说。我不知道该信谁。我也不知道还能相信谁。
我一到伯爵庭院就直奔化妆间。在那儿警察对我详细讲了可能发生的事。他们说整幢大楼里里外外都检查过了。
全天都会有一些警察暗中保护我，无论我到哪儿。演出时他们也会在场。
我真要感谢上帝没有听马克的话，告诉警察是对的。我在想：我究竟做了什么，受到这样的优待？离开家时，我吻了布鲁克林；汽车出门时，我回头看到我妈妈正抱着他站在门边，他挥舞着胖胖的小手，我想：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的双眼霎时充满了泪水。我差点就不去参加这个典礼了。但我爸爸说那正是这些人期望的。他们希望你不要出现。他们想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你决不能让这些人控制你的生活，中午时，我和姑娘们共进午餐，如果你能把一包炸薯条和一只桃子称作午餐的话。我无法咀嚼，嘴里没有足够的唾液。我向她们详细解释了发生的事。我不想让她们觉得我太夸张了，现场惟一的一个走来走去保镖都如影随形的流行歌星。但这一切现在听起来很理智，纯粹就事论事。但当时我并没有这种感觉，那感觉就像是幻觉，那种你连着几天睡不了觉以后就会有的感觉。
化妆间只是一个用薄板隔开的小间，是为演出准备的。
地板上铺了地毯，角落里有一束花，让你感觉自己很重要，一台小小的暖风机，因为天气真的很冷。我们得等一会儿。
因为这是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如果你误了彩排或迟到的话，你会被罚款。
“‘辣妹’上场。”扩音器的声音在整个伯爵庭院回荡，而我却开始颤抖。沿着巨大的坡道走四五分钟，然后向右急转走上舞台。马克像胶水一样黏在我身后。在那儿我们与伴舞和乐队汇合了，因为我们要现场演唱。
一切都很顺利。但我似乎只有一半心思在上面。因为只是彩排，灯光没有演出时那么明亮。在阴影里，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礼堂里移动着，而有些人本不该出现在那儿的。
接着我们返回化妆间，那儿的发型师和化妆师已经准备好了，因此我只是沿着坡道往回走，正在这时，不知怎么的，我低下头，看见胸前闪着一束红光，我想都没想，就沿着光束看过去，一直看到伯爵庭院顶部悬挂舞台灯具的钢架，我能看到这束红光就是从那儿照过来的。
我看看马克，但他正看着别的地方。一切都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那绝对像是电影《保镖》中的场面。我在想：我有警察保护，马克就在我身边，却没有人看见这个玩意儿在我胸前闪着。就这么完了。
我浑身发凉，从头凉到了脚，僵住了。我转向马克，我的感觉就像在做慢动作，我指指这个红点，他抓住我，把我一推，一下子把我推下了坡道，坡道的尽头正是化妆间的门。
我坐在化妆台前，直打哆嗦，我盯着镜子，这部恐怖片还在我身后继续上演。警察进来了，马克告诉警察发生的事，警察出去了，跑上坡道，迅速爬上通向灯具架的梯子，他们的脚步声在大厅里回响。他们发现消防通道已经被人撬开了。
我给大卫打电话。但我知道他认为我在夸大其词。而我清楚，那只是时间问题，今天，今晚，我就要死了。
赢得了终身成就奖，“辣妹”最后上场。我们被隐藏在舞台侧上方一只巨形蛋里。听到提示“现在——有请‘辣妹’”，那只蛋就开始震颤，然后一声巨响，听起来像是蛋要爆裂的声音，灯光照过来，照在每样东西上，接着蛋裂开，我们出现了——“辣妹”。爱玛扎着小辫子，非常可爱。梅兰妮·b站在那儿，低吼着做了个恐怖的造型。梅尔·c做了个空手道的踢腿动作，我胳膊前伸，手指向观众。所有人都在微笑。我能看到的就是各种红色的光，照相机上的，地板上的，吊架上的，每一盏灯都循着一定的轨迹在移动，我觉得我的胃揪到了一起。
停顿了好一会儿，乐队演奏起《辣翻你的天》。我们唱着“啦，啦，啦”，做着“辣妹”的动作，走下台阶，走到舞台上，在那里，我们各自的伴舞迎了上来。通常我会与摄像机打个照面，而这一次我真的希望整件事快点结束。我活着的每一秒钟都在想下一秒钟我就要死了。我能想到的就是大卫和布鲁克林，布鲁克林和大卫，大卫和布鲁克林，哦，我是多么的爱他们。
唱完《辣翻你的天》，我们又唱了《怨》，我们在圣诞节前的演出中已经唱过这首歌。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到底在这个舞台上做什么？最后一首是《再见》。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支单曲，也是去年圣诞节我们拿到的最后一个排行榜第一。当我们在唱《再见》的最后一个合唱部分时，我听到了枪声——砰，砰，砰，砰，砰。我紧紧捂着肚子。我被击中了。我知道我被击中了。马克开始往台上跑，尽管我感觉自己还在继续，我能看见警察也跑起来，每个人都像通了电一样，人们开始往舞台这边拥过来。我弯下腰，已经停止了演唱。但是枪声并没有停止。砰，砰，砰。一声又一声。我拿眼角一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伯爵庭院的天花上覆盖着肯定有上千只气球。在表演最后一个节目的时候，他们正在用什么方法让这些气球爆裂。他们预先并没有告诉我们会有这样的安排。每一只气球爆裂的时候就发出“砰”的一声。有几百声——砰，砰，砰。
当我意识到自己没有死的时候，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泪水从我的眼睛中汩汩地流了出来。接着威尔·史密斯走上台，给我们颁了奖。第二天报纸上有几张照片，我在舞台上弯下腰，眼中充满泪水，那是“‘高贵’感动得哭了”，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因获奖而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之所以激动是因为我知道我还活着。我曾非常确信自己被击中了以至于我竟然在找弹孔。这无疑是我最糟糕的一次演出。甚至“‘高贵辣妹’不会唱歌”的情况也许是真的。
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的第二天是布鲁克林的生日派对。我们在曼彻斯特给他庆祝生日，因为我们认识的大多数宝宝都是球员的孩子。但是有一些人是从伦敦赶来的，有梅尔·b的小女儿菲尼克斯、大卫的姐姐林娜的女儿乔治娜，当然还有利伯蒂。
利伯蒂和布鲁克林就像姐弟一样。他们出生日相隔只有九个月。我父母家的后面建起来几栋新房子时，我紧挨着他们的房子买了一栋，这样一来，克里斯琴、露易丝和利伯蒂现在就住在隔壁。只要穿过墙壁上的锻铁大门就可以过来了。利伯蒂叫布鲁克林“兵兵”，而布鲁克林叫利伯蒂“碧碧”，所以他们就成了“兵兵”和“碧碧”，也许一直就是了。住在伦敦时，布鲁克林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盯着墙上的铁门，开始高叫“碧碧，碧碧”，他在等她走过来。而利伯蒂则在墙的另一边，做着同样的事。他们在一起玩时，非常可爱，出去的时候总是拉着小手。
生下来只有几个小时我就看到了的那个看起来有点滑稽的婴儿已经长成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许多方面与布鲁克林是相反的——一个真正的小女孩，她喜欢化妆，用喷发胶。我看着她，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她不仅长得像我，而且也是个爱炫耀的家伙。去年她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一双亮闪闪的小号高跟鞋，她非常喜欢，还把指甲涂成与之相配的颜色，然后穿着新鞋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但说到勇敢；布鲁克林的确是个男孩。比如说，有一次，我、露易丝、布鲁克林和利伯蒂去参观我妈妈家旁边的一个农场，布鲁克林径直走向大肥猪，而利伯蒂则站在后面，要是有只苍蝇飞到她跟前，她会很厌恶。要是露易丝和利伯蒂不住在隔壁，我真不知道我们会做什么。而现在布鲁克林总是有人玩。
因为我一直在忙，生日派对的大部分事务都由马克来安排——他的一个朋友经营一家旅馆，有这项业务。马克是总负责人。所有必须的或得额外再增补的保镖都由他聘用，并由他让受聘者在保密协议书上签了名。
任何一个为我们工作的人都要签一份保密协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私下里说的话不会出现在报纸上。从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上回来才一天，因此马克对安全问题深感忧虑，甚至说他将搜查整个旅馆，看看是否装有窃听器，尽管我弄不懂为什么有人会录下一个孩子的生日派对。
我想让派对进行得像一个杂耍表演，因此我们请来了小丑、变戏法的人、魔术师，而人们要化妆成各种角色。真是个奇妙的想法。可是，过去几周的压力开始给颜色给我看了。我已十分疲惫，疲惫不堪。主要是因为我得来回跑曼彻斯特，但如果我要工作，那就免不了旅行。而就我来说，比起布鲁克林很小的时候，我现在可是轻松多了，那时候我只能穿运动服，整天呆在公寓里。
我们有那么多时间不能生活在一起，最难过的是大卫。
他可不是个只说不做的父亲，和布鲁克林告别让他受不了。
大卫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和他呆在一起。
正是由于大卫决定把布鲁克林放在第一位才导致他和阿莱克斯·弗格森发生了激烈、公开的争执。这发生在2月份一场对阵利兹的英超比赛前几天。大卫正在伦敦，他打算第二天早起，然后开车去曼彻斯特。当然，不是他开车，马克开车——大卫可以在后座上睡觉。
就这样，布鲁克林的一夜开始了。这一次他病得不轻，每十分钟我们给他换一次尿布，他的尖叫简直能让你的血凝固起来。甚至大卫给他揉搓后背也不管用。大卫就那么抱着他走来走去。因此大约凌晨两点钟，我们只得请来了医生。是肠胃炎。医生给了些药，但是又过了几个小时布鲁克林才终于安静下来。
因为第二天一早大卫得早点出发回曼彻斯特，所以我接过孩子来回走着，抚他的后背，好让大卫去睡会儿。能让布鲁克林安静下来的惟一途径好像只有紧紧地把他搂在胸前，让他听着我的心跳。
六点钟，大卫和马克走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大卫又回来了。
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喝茶，布鲁克林睡在我腿上。
大卫踮着脚尖走进来，吻吻我的头。他说，他不能这样留下我和一个生病的婴儿。他来换我一会儿，他说，这样我可以去睡一下。
“那你的训练呢？”我说。
“九年来我的训练只缺一天。”他说。于是，我上床去睡觉了，而大卫和布鲁克林呆在一起。我起来的时候，布鲁克林正睡在他的小床上。此时已近中午。我们弄了些吃的，然后大卫又出发去曼彻斯特了。
由于布鲁克林的腹泻，我们所有的尿布都用完了。洗衣篮里满是脏了的婴儿套衫。我妈妈说她来照顾布鲁克林，我到马克斯和斯宾塞超市再买些回来。
我回来时，他已经醒了，看上去非常高兴、平静。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几小时前又哭又闹的那个孩子。但是孩子都这样，每个父母都知道的。应该说除阿莱克斯·弗格森以外的每个父母。
第二天，大卫照常去训练，却受到弗格森的痛斥，说大卫真让人丢脸，还有更坏的话。弗格森后来告诉媒体说，他生气是因为大卫为了照看孩子而不参加训练，可他的妻子却到伦敦时装周去闲逛。把它和时装周联系起来真是奇怪，一名摄影记者设法目睹了这一切，接着这件事就像皮疹一样遍布各家媒体。
不错，我出席了伦敦时装周的招待会，但那时大卫早就：返回了曼彻斯特。这是早就定好了的事，我不想让人们失望。如果布鲁克林还病着，我是不会去的。但他病好了。我等他睡着了，才到招待会上露了一下脸，颁了个奖，立刻就走了。我只离开家几个小时。当我回家时，布鲁克林还睡着。
问题的关键在于：阿莱克斯·弗格森一直在等一个籍以发难的借口。
大卫早已知道，由于他好像总是在旅行，“头儿”对他很生气，声称频繁的旅行影响了比赛。但那纯粹是胡说，大卫刚刚踢了个精彩的赛季。任何一个与大卫·贝克汉姆交往的人都知道，他绝对不会做任何影响比赛的事。对他来说，足球和曼联就是一切。
弗格森就在球场上向他发难、让他出去，事后大卫去他的办公室找他。
我不在场，因此我只能转述大卫回家后告诉我的事。既然弗格森在他的平装本自传里从他的角度描述了此事（此前，他曾在公众场合说过那件事到此为止，他不会再提及此事），似乎我也得从我们的角度说说这件事，那才公平。
大卫非常、非常沮丧：弗格森说大卫对自己的俱乐部不尽责，他这个不做，那个不做。作为惩罚，他将不让大卫参加下周六与利兹队的比赛，并罚款五万英镑。
大卫说他那么爱曼联队，他那么努力地工作。一上球场他总是投入百分之一百一的精力。比赛前的晚上他总是早睡。而弗格森却对大卫说他那儿没有对俱乐部不尽责的人的位置，没有哪个球员比俱乐部还重要，他赶大卫走。
回家时，他的状态很糟糕。一个引领了他多年的人，对他来说好似他的第二个父亲，却对他说，滚开。
要不是我说，不，大卫，你得咬紧牙关留下，他很可能会照阿莱克斯·弗格森说的话而离开俱乐部。又不是说他无处可去：看看世界上任何一份报纸的最后几页，你会发现他们排起长队、捧着支票本等着与大卫·贝克汉姆签约。
那为什么我不抓住机会要他离开曼联队呢？因为似乎每个人都认为我穷尽一生都在密谋此事。如果我说不喜欢住在伦敦，那是说谎。但当我刚开始与大卫约会时，我就知道那是我得牺牲的东西。只要能和大卫在一起，我愿意住在垃圾桶里。曼彻斯特、苏格兰、德里、迪拜，我会住在任何地方，只要他最适合大卫。
因此，大卫从阿莱克斯·弗格森的办公室回家后几乎要发疯了。我知道我得劝他留下。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儿基本上还是开心的，他的朋友们都在那儿，从16岁起，他就一直在那儿。我不能责怪曼联队的球迷看着我想“你这个可恶的女人，你竭力想把大卫拽走”，因为有人让他们产生了那样的印象。但那不是事实。
阿莱克斯·弗格森是曾经出现过的最成功的足球主教练，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强。他通过控制他的球员来实施他的工作，那是他成功的关键。我想他更喜欢把这看作是在保护他的球员。但我怎么知道呢？在我认识大卫的四年里，他只对我说过“你好”。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与这位主教练发生冲突——假如媒体的报道能被人相信的话。
当你在一个俱乐部呆了十年时，你会有一个纪念年。这通常包括专门为你举行一场比赛。你可以拿走全部比赛所得而不用付税。这也包括其他一些活动。比如，为阿莱克斯·弗格森举行的是一场高尔夫球比赛，（大卫也是），还有一顿纪念性的晚餐和一场舞会。
那是在尼里克斯，一个巨大的体育场。当时有数千人买了票。只有球员不用付钱，只需到场——捐赠一些物品用来拍卖。大卫捐了一件签了名的衬衫，拍价达一万五千英镑。
但是我和大卫去迟了一点。第二天的头版新闻是：“高贵”轻慢弗教头，等等。
我没有轻慢弗教头。事实恰恰相反。为了出席晚会，我把前往洛杉矶的行程推迟了一天。问题出在布鲁克林身上。
我请了我妈妈的一位朋友，住在斯托克港的帕特来照看布鲁克林。那天晚上他又是不停地哭。要是有可能，我会在把他交给任何人之前哄好他。但当时他哭得太厉害了，以至于气都喘不过来。我可不能这样离开他。
因而我们迟到了，但只迟了几分钟：晚餐会还未开始，人们甚至还未就坐。首先，一面巨大的电视屏幕播放弗格森的足球生涯集锦，接着阿莱克斯爵士将在苏格兰风笛手的伴奏声中开始他那盛大的入场式，而我们到的时候这还没开始。
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是这样的报道，说我在他的餐会和舞会上多么失礼。我真不能理解。
4月初，我去洛杉矶和一些歌曲作者见面。我带上了布鲁克林、我妈妈、露易丝和利伯蒂，当然还有马克。
自从我遇到那些姑娘们，这么多年来，人们总是说我无用，称我的才艺还不如一只椰子，这让我完全丧失了勇气。
我从来都没有信心去考虑单独从事演唱事业。但大卫不断地劝我考虑录制自己的专辑，办公室的南希也很支持，为我操办了所有事务。这只是一次探路式的旅行，去见见人，找些思路，而不是真正去写歌。
去过洛杉矶后，我们又飞往迈阿密，去和爱玛、梅尔·b汇合一起制作那部新专辑。梅尔·c在纽约，以后再把她的演唱部分加进来。我们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和罗德尼·杰金斯一起来完成这个专辑，他只有22岁，却已是音乐界炙手可热的词曲作者之一，他创作过许多热销的歌曲，演唱他的歌曲的人中有惠特尼·休斯顿、托尼·布莱克斯顿（美国著名女歌手）、“真命天女”（美国城市蓝调音乐四人演唱组）和迈克尔·杰克逊。
他的整个家族都在这个圈子里，除罗德尼之外，还有他哥哥弗莱德、他父亲杰金斯牧师、他表弟李·西恩。他们不吸烟、不喝酒、也不骂人。你总能认出他们的歌来，因为歌词中总会有“黑男孩”，那是他们唱片和出版公司的名字——像一种下意识的广告。他们通常不让你与他们一起写歌，但对“辣妹”，他们破例了：因为我们只唱有我们自己合创的歌曲。事实上，我们和他们第一次在伦敦合作时，我真的感觉整个创作集体有些可怕。但我知道这几天将会很美好，尽管在演唱方面他们确实会逼迫你发挥到最大限度。
我们到的时候天色已晚，迈阿密海滩的闹市区是迈阿密的“红灯区”：闪亮的霓虹灯，到处都是酒吧，女孩们穿着撩人的比基尼走在大街上。我们的旅馆在哪儿呢？你猜对了。就在中心大街上。
在人口处，我们有机会与一条大蟒蛇合影，付费一点五美元。我在想，里面可能不会这么糟。错。到处都是水泥地，小孩子的膝盖和指关节很容易受伤。我的房间临街。布鲁克林和利伯蒂本该睡觉了，但马路对面俱乐部传出的噪音大得可以听着它的节奏跟着跳舞。每隔几个鼓点窗户都会震得哗啦哗啦响。我给爱玛的私人助理莎拉打电话，这次旅行中她负责照料我们三个。她们去哪儿了？
“那个旅馆糟透了，”她说，“我们正在找其他地方。”怪事，真是怪事。
我决定那一夜我宁可呆在汽车里，也不愿呆在这个旅馆。因此我们离开了。马克仍在楼下，和汽车、行李在一起。
我们把那些好一点的旅馆一家一家地看过来，像丹兰奴这样的地方。全部客满。原来学校放春假，所有的大学生都出来度假，到处都被预订了。我们倒不是为自己担心，主要因为孩子：梅兰妮带着菲尼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