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圉之臣皆务一切，幸而不为大害，则欣然而喜，无复有为万世之利，建难胜之策者。顷者陛下赫然发奋，激厉将士，云中之战，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日：“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乘战胜之气，为豫防之图，在此时矣，而迄于无闻。所谓边备未修者此也。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壑难盈，司农屡屡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虽至过费，何遂空乏乎？则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语日：“三寸之管而无当，不可满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谓财用大匮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为此特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在居正奏疏中，这是初次，也许在世宗一朝，除了例行章疏以外，居正上疏，也只有这一次。这里充分地表现居正底政治才能。他看定当时政治的症结，应当说的已经说了，然而没有得罪世宗，也没有得罪严嵩。这便和杨继盛、海瑞不同。杨继盛攻击仇鸾，攻击严嵩；海瑞攻击世宗：从直言极谏底立场看来，当然没有丝毫的遗憾，但是在事实方面，继盛所得的是弃市，海瑞所得的是下狱，这是居正所不愿为的事。蜗牛底触角伸出了，但是觉得空气不利，终于还是收回，居正只是再埋头于朝章国故的探索，对于时政，便不更置一辞。
嘉靖二十八年居正上疏的时候，才二十五岁，我们因此遥想到汉文帝时一个二十余岁的洛阳少年。然而居正究竟不如贾谊。贾谊《治安策》论众建诸侯以遏乱萌，这是汉代政局的对策，但是在明世宗的时候，要说宗室骄恣，真是太可怜了。武宗的时候，亲藩造反确有两次，但是即以宁王宸濠那样的声势，也是不久即灭，亲藩底威力，已经过去了，其实没有什么尾大不掉之势。在这个时期里，世宗正在崇奉道教，于是徽王厚爝也奉道，世宗封他太清辅元宣化真人；辽王宪【火节】也奉道，世宗封他清微忠教真人。这只是讨皇帝欢喜的一种可怜相，还有什么远大的志趣呢？也许居正念念不忘宪【火节】，在这个机会里，给他放一枝冷箭，但是他却忘去关于宗藩的一个大问题。明代宗藩的问题是宗禄。太祖二十六子，除懿文太子外，其余皆封王，王底长子当然也是王，其余便封郡王，如是一代一代地递降，除长子袭封以外，便有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王和郡王底女儿是公主、郡主，递降还有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公主底丈夫是驸马，郡主以至乡君底丈夫是仪宾。这一切人都有岁禄，从王底一万石到乡君及仪宾底二百石，单单一个王府底岁禄，已经是非常骇人。而自成祖以后，每经过一个皇帝，当然又要添若干王府。在宗室媵妾没有限制的时侯，他们底子女，也没有限制。太祖二十六子、十六女，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但是晋府庆成王奇浈便有子七十人，虽然没有打破田常七十余男的多子记录，比太祖已经多出三倍。一切王、郡王、将军、中尉，真把整个的国家吃穷了。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才指出“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二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上，（字应作下，《明史·食货志》引作上）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为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议于朝，且谕诸王以势穷弊极，不得不通变之意，令户部会计赋额，以十年为率，通计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数，共陈善后良策，断自宸衷，以垂万世不易之规。”林润底见地，便比居正中肯了。以后神宗万历六年，居正奏定宗藩事例，在这方面，才建立了一些规模。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庄敬太子死了，居正集中有《庄敬太子挽歌》。（诗三）但是这一件事留给居正的不是一首五律而是毕生的事业。世宗八子，五子早夭，成立的只有次子载壑、三于载垕、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立载壑为太子，（《明史·庄敬太子传》误作嘉靖八年。）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十年以后，太子死了，谥为庄敬。这时当然是裕王晋封太子了，偏偏世宗认为册立太子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所以无形地耽搁下来。当时得宠的道士陶仲文又提出二龙不能见面之说，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所以世宗索性不立太子，裕王、景王也看不到他们底父亲，从此裕王们便真真莫睹龙颜了。在太子的地位没有确定以前，裕王、景王成为急切的竞争者，幸亏他们都只是平庸到无可奈何的人物，所以宫庭以内，不曾演出流血的惨剧。这一件事直到嘉靖四十年，景王归藩，四十四年景王死去，才算告一段落。但是从二十八年到四十年的这个段落中，裕王底地位，实在是非常地不安。景王夺嫡的计划，在宫闱中已经是公开的事实。首辅严嵩对于裕王也是相当地冷淡。裕王应得的岁赐，一直拖欠了三年，自己当然不敢和父亲世宗提起，只得由左右先送银一千两给严嵩底儿子严世蕃，才能补发。可是严嵩对于裕王，还是不很放心。一天世蕃对裕王讲官高拱和陈以勤两人说：“听说裕王殿下对于家大人有些不愿意，是怎样一回事呀？”
这是一个霹雳。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见面，严嵩在世宗面前说一听一的时候，要是严嵩感到裕王底威胁，一切的演变都不是意外。高拱正在设法移转世蕃底注意，以勤只是沉静地说：“国本久已决定了。裕王殿下底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亲王讲官，旧例只有检讨，（见《明会典》）但是裕王讲官，兼用编修，和其余诸府不同，这是宰相底意思。殿下常说惟有首辅才算得社稷之臣，请问不愿意的话从何而来呀？”
这一席话，保全了裕王底地位。其后高拱、以勤入阁，都是因为裕邸讲官的关系。嘉靖四十三年居正为裕邸日讲官，其后隆庆元年，居正入阁，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大学士严嵩七十岁了，这正是他炙手可热的时候，居正有《寿严少师三十韵》。（诗六）从“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风云神自合，鱼水契无前”几句，可以看出世宗对于严嵩信任之专。同篇“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也指明严嵩那一番谨慎小心的态度。直到这时，居正对于严嵩，还保持相当的好感。
这一年春间，居正曾经请假回江陵一次。《宜都县重修儒学记》：（文集九）“庚戌之春，余用侍从，请告归故郡”，可证。明弘治间规定两京给假官员，除往回水陆程外，许在家两个月。那时北京到江陵，交通困难，所以往回水陆程期再加在家两个月，居正回京的时候，已在秋间，因此有名的庚戌之变，居正大致恰巧看到。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间，俺答寇大同，八月入蓟州，攻古北口，同时从黄榆沟溃墙入境。巡按顺天御史王忬出驻通州，调兵死守，一面向北京告急。本来从成祖初年，弃福余、泰宁、朵颜三卫以后，北京已经站在国防第一线了。蓟州失陷以后，敌人再从古北口取道通州进攻，对于北京，完成围攻的形势。北京原是明代第一个要塞，一切都是取的战时体制。成祖设京卫七十二，计军四十万，加以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中部大宁、山东、河南班军十六万，一共八十余万军队，当然不会感受任何的威胁。但是成祖底规模已经不在了，京军由三大营改为十二团营，再改为东西官厅，额军由三十八万再减为十四万，世宗初年京营额军只剩得十万七千余人。武备是一天一天的废弛了。等到俺答逼到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汝夔清查营伍，只有五、六万人。丁汝夔下令出城驻札，但是这一群残兵，一个个只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战争没有把握了，世宗才下诏勤王。第一个奉诏的，是大将军咸宁侯仇鸾，从大同带了大军二万入援，以后各地勤王军一共来了五、六万，总算有了一点声势。但是给养方面，没有什么办法，饿死的兵士，正是日常习见的事。俺答到了北京城下，仇鸾不敢开战，派人和他接洽，只要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承认。俺答当然有他底要求，但是和清朝中世英国侵略者东来的故事一样，称为要求“入贡”。世宗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到西苑便殿，手持俺答求贡书，问他们底办法。
“这是一群饿贼，皇上用不到操心，”严嵩说。
徐阶郑重地说：“军队一直驻到北京城外，杀人和切草一样，不仅是饿贼了。”
世宗皇帝只是点首，一面问严嵩看到“求贡书”没有。严嵩也有一份，从衣袖里递出说：“求贡是礼部底事。”
“事是礼部底事，但是一切还请皇上作主，”徐阶说。
“本来是和你们商议的，”世宗说。
“敌人已经到了近郊，要开战，要守城，什么都没有准备，目前只有议和，但是惟恐将来要求无厌，这是困难，”徐阶底话逐渐地具体了。
“只要于国家有利，皮币珠玉都给得，”世宗慨然地说。
“只是皮币珠玉，事情便好办了，”徐阶说，“万一还不满意，怎样处分？”
世宗竦然地说，“卿可谓远虑。”
计划是决定了。徐阶主张，指出俺答底“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日后不能做讨论底根据，而且也没有临城求贡之理，只要他开出长城，改用鞑靼文写，再由大同守将转达，一切可以商量。当然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日子拖长了，四方勤王的军队开到北京，朝廷便有决战的实力。日于拖长了，鞑靼的骑士，掳掠已多，俺答也失去决战的热情。终于有一天，俺答整顿辎重，作退却的准备。这时世宗正在接二连三地催促兵部作战。丁汝夔问严嵩，严嵩说北京和边疆不同，在边疆打了败仗，不妨报功，在北京近郊打败了，皇上没有不知道的，那时怎样办？严嵩决定等待俺答掳掠饱了，自己退出，可是世宗也决定趁此大变杀戮大臣，“振作纲纪”！俺答一退，丁汝夔立即下狱。汝夔向严嵩求救，严嵩肯定地说：“我在，你决定不会死。”然而世宗底决心，没有挽回的余地，严嵩也没有援救汝夔的意志。直到弃市的时候，汝夔才知道被严嵩出卖了。兵部尚书受讯，兵部底参谋长官——职方司郎中王尚学例当连坐，汝夔只说“罪在尚书一人，与郎中无预”，因此尚学免死远戍。汝夔还没有知道，临刑的时候，很关切地问左右道：“王郎中已经免死吗？”广王尚学底儿子王化在旁跪下道：“承尚书大恩，家大人免死了。”汝夔叹了一声道：“你底父亲屡次劝我速战，但是我为内阁所误，以至于此。现在你的父亲免死，我可以安心了。”丁汝夔底冤枉，是当时大众俱知的事，后来到了隆庆初年，才得追复原官。
经过这一次大变，居正认清了兵备是怎样地废弛，边备是怎样地重要，以及应付俺答的对策是怎样地急迫。他认清了严嵩误国卖友，对于严嵩，确是断念了。蜗牛底一个触角及时收回，但是另一个触角就趁此时伸出。他已经发见一个友人，这是他任庶吉士时底翰林院掌院学士，现任礼部尚书徐阶。在翰林院的名分上，徐阶是居正底老师，但是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居正底政友。他们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万历十年居正身殁为止。
徐阶，松江华亭人，短小白皙，一个典型的江南人。在政治上，他正是严嵩底敌手。严嵩柔佞，夏言刚愎，柔能克刚，所以夏言失败了。但是一味地柔佞，柔到和水一样，便唤不起信任。大难临头的时候，柔佞的人只是推卸责任，这样最容易引起轻视。徐阶不是这样。他不是钢铁，也不是水，他是一方橡皮。橡皮是柔的，遇到坚强的压力，能屈服，能退让，但是在压力减轻的时候，立即恢复原状。对于外来的力量，他是抵抗，但是永远不采取决裂的态度，即在退让的时候，他也永远不曾忘去撑持。这是政治上的一种风度，以后张居正、张四维，都曾经采取过。申时行维持九年的政权，也是采取这个风度。
这个时代，恰是阳明之学盛行的时代，徐阶不是王守仁底学生，但是他底朋友很多阳明一派的人。他曾和聂豹、欧阳德、程文德等，在北京灵济宫讲学，听讲的人有时多至五千，是北京讲学的盛会，但是他底良知之学，和他底侍从世宗，修治斋醮，好象不曾发生冲突。他讲求经世之学，但是他也精心结撰青词，好象也役有矛盾。他正在准备在政治上和严嵩争斗，然而表面上只有和平。时机还役有来，他正跧伏着。
嘉靖三十年是明代对外关系中可以纪念的一年。二十九年俺答入侵，终于在饱掠以后退出长城了，但是对于北京正是一个随时可发的威胁。大将军仇鸾不敢开战，只有设法避免战争，主张采取马市底办法。马市是由俺答岁进若干马，朝廷岁给若干币帛粟豆。在表面上，是通商，在事实上，俺答所得的是生活必需的资源，明朝所得的是不能作战的马匹。三十年三月，开马市。第一个反对的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继盛奏言十不可、五谬。世宗召集大臣会议，仇鸾大声地说：“杨继盛没有看过战争，把事情看得这样容易！”最后的决定还是认为既经和俺答约定了，无从反悔。继盛也就在这次贬为甘肃狄道典史。继盛是徐阶掌国子监时的门生，但是徐阶看到仇鸾结纳严嵩，正在得宠的时候，一句话没有说。就是居正，也在这个时期为严嵩赋三瑞诗；一篇称颂严家瑞竹、瑞芝、瑞莲三物的诗。最后的几句：扶植原因造化功，爱护似有神明持。君不见，秋风江畔众芳萎，惟有此种方葳蕤！
这时是夏言已倒，徐阶未起的时候，世宗底力量，正在维持着这一本江西贵溪的瑞莲。
马市的事实，对于朝廷毕竟是一种侮辱。世宗衰迈了，也许有一些苟且，然而经不起这一个刺激。高傲的血液里，激荡着复仇的气息。仇鸾没有知道，还在庆贺自己底成功；俺答也没有知道，还在和平的气氛中，不断地进攻大同、怀仁。战争的呼声又起了，沉没了世宗苟安的杂念。三十一年三月，他一面派仇鸾赴大同巡视边防，一面用礼部尚书徐阶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徐阶看清世宗对于仇鸾的信任已经起了变化，首先便把仇鸾贻误大局的策略揭破。五月召仇鸾入京，八月收仇鸾大将军印，九月罢马市，朝廷和鞑靼间，恢复作战的体制。世宗对于仇鸾的反感，一切都看在严嵩底眼光里。严嵩本来也感到徐阶底威胁，正在打算借徐阶、仇鸾平时接近的关系，给他们一个一石两鸟之计，却想不到第一个推翻仇鸾的却是徐阶，被他占了先着。于是他把一腔仇怨深深地埋藏下去，再伺候适宜的机会。徐阶也趁此时机，结纳居正。周圣楷《张居正传》称：“时少师徐阶在政府，见公沉毅渊重，深相期许”，便是这个时候。《明史·张居正传》称“严嵩为首辅，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徐阶和居正，方在计划推倒严嵩底政权，但是表面上还是平和。严嵩看到居正在那里做《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冬至表》、《贺元旦表》那些不痛不痒的文章，有时便吩咐他代拟一道，居正那些“臣等秩首班行，恩深眷遇，涵濡德泽，同万物以生辉，拜舞衣冠，仰九天而称贺”，（奏疏十三《贺元旦表》二）“臣等叨尘密勿，夙荷生成，念岁月之既多，感宠恩之愈厚”，（同卷《贺元旦表》五）都是在嘉靖三十一、二年代辅臣拟作的。在严嵩底眼中，居正只是一个应酬诗文的作家，这又证实严嵩不如徐阶的敏感。
嘉靖三十二年，居正是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但是他底抱负，已经把他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诗集《拟西北有织妇》一首，大致是这年作的：西北有织妇，容华艳朝光，朝织锦绣段，暮成龙凤章。投杼忽长吁，惄焉中自伤。绵绵忆远道，悠悠恨河梁，远道不可见，泪下何浪浪！春风卷罗幙，明月照流黄，山川一何阻，云树一何长。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
究竟是少年人，在一首通篇比兴的诗后，透出志在宰辅的抱负。幸而严嵩不会看到此诗，可以不必顾忌，他只在那里等待江南来的长风，把他送进内阁。
二十九年俺答包围北京的时候，仇鸾不敢开战，是严嵩底同志；马市开了，世宗一意听信仇鸾底话，仇鸾便成为严嵩底威胁，所以杨继盛攻击仇鸾，间接也给予严嵩一种安慰。三十一年仇鸾失败，继盛便由狄道典史，一升山东诸城知县，再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升刑部员外郎，四升兵部武选司；从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一岁四迁，严嵩看清这次继盛一定是感激涕零了，偏偏继盛也看清严嵩只是一个辜恩误国的权j。到任一个月，他弹劾严嵩十大罪，又说：嵩有是十罪而又济之以五j。知左右侍从之能察意旨也，厚贿结纳，凡陛下言动举措，莫不报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纳也，用赵文华为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阅，然后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转遮饰。是陛下之喉舌，乃贼嵩之鹰犬也。畏厂卫之缉访也，令子世蕃，结为婚姻。陛下试诘嵩诸孙之妇，皆谁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进士非其私属，不得预中书、行人选；知县非通贿，不得预给事、御史选。既选之后，入则杯酒结欢，出则馈赆相属，所有爱憎，授之论刺，历俸五六年，无所建白，即擢京卿。诸臣忍负国家，不敢忤权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也。科道虽入牢笼，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学诗之辈，亦可惧也，令子世蕃，择其有才望者罗置门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报嵩，预为布置，连络蟠结，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哉！至如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也。
继盛上疏之前，斋戒三日，满以为一诚上达，为国除害。但是他却忘去了世宗底存在。世宗任用严嵩，这是世宗底认识；继盛指摘严嵩底j贼，便是指摘世宗底认识错误。这一点徐阶看得清，但是徐阶对于继盛底上疏，也是无可如何，只有坐看严嵩底挑剔，和刑部尚书何鳌底罗织。继盛经过廷杖一百以后，系刑部狱三年，最后在嘉靖三十四年，附着毫无关系的都御史张经案中弃市，这是后话。
居正是一个深沉的人，从继盛下狱以后，处处感到危机。对于时局，他底愤懑已经达到极点，可是偏偏不许流露。他底抱负是伟大的，可是在这个政局里，只要他做不关痛痒的文章，用不到他底抱负。平生底知己，剩得徐阶，然而徐阶只是那样地小心翼翼，纵使居正有什么主张，他一概不问，永远是静静地待着；而严嵩底政权，正在日新月异地，因为受着世宗底栽培而滋长。
这是做诗的时机罢！居正充分地把一腔哀怨交给他底诗囊。
述怀
岂是东方隐，沈冥金马门？方同长卿倦，卧病思梁园。蹇予柄微尚，适俗多忧烦。侧身谬通籍，抚心愁触藩，臃肿非世器，缅怀南山原。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山中人不归，众卉森以繁。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百年贵有适，贵贱宁足论。（诗一）
适志
有欲苦不足，无欲亦无忧，羲和振六辔，驹隙无停留，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芙蕖濯清水，沧江漂白鸥。鲁连志存齐，绮皓亦安刘，伟哉古人达，千载想徽猷。（同上）
蒲生野塘中
蒲生野塘中，其叶何离离，秋风不相借，靡为泉下泥。四序代炎凉，光景日夜驰，荣瘁不自保，倏忽谁能知。愚暗观目前，达人契真机，履霜知冰凝，见盛恒虑衰。种松勿负垣，植兰勿当逵，临市叹黄犬，但为后世嗤。（同上）
在那个时代里，政治界的人物，大都是热中的。无疑地，居正底整个政治生活，充满热中的气息。然而这时他居然恬淡了。他没有忘去鲁连存齐、绮皓安刘的伟业，但是眼前正留着种松负垣、植兰当逵的炯戒。归去罢，归去罢，江陵底山水正在向他招手。
据敬修《文忠公行实》，居正元配顾氏，继配王氏。他第一次结婚在那一年，不可考。从诗集编次看，大致嘉靖三十二年，顾氏已经死去一年了。诗题：“余有内人之丧一年矣，偶读韦苏州伤内诗，怆然有感。”这首诗很流露了居正夫妇间的爱恋：“蹇薄遘运屯，中路弃所欢，嬿婉一何促，饮此长恨端”四句，指明他们相处的时期，并不太长，然而已经永别了。“离魂寄空馆，遗婴未能言”，正写出寄榇北京的情形，遗婴是否就是敬修，也不可知。（王世贞《首辅传》卷七言居正以妻丧请急归，与居正言不合。）
顾氏死后，不久居正又结婚了，这是王氏。正和一切再娶底情形一样，人生底缺憾是无法弥补的。居正诗集中《朱鸟吟》底最后两句：“仙游诚足娱，故雌安可忘”，是一个证明。
归去罢，归去罢！平生的抱负无法实现，当朝的权j无法扫除；同年的杨继盛已经下狱，自己底前途毫无保障；少年的伴侣，已被死亡夺去；感情底创痕，又无从弥补。嘉靖三十三年的居正，只是一个三十岁的青年，然而已经认识了人生底痛苦，纵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疾病，他已经感觉到衰病缠绵。（诗集《送黎忠池》—首之二：“余有归与兴，抱病淹朝秩”可证。）终于在这一年，他告了病假，仍回江陵。临行的时候，他对徐阶留下一千几百字的一封长信。他说：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词林即负重望，三十余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内无琐琐姻娅之私，门无交关请谒之衅，此天下士倾心而延仕也。然自爰立以来，今且二稔，中间渊谋默运，固非博识可窥，然纲纪风俗，宏谟巨典，犹未使天下改观而易听者，相公岂欲委顺以俟时乎？语日：“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窃见向者张文隐公刚直之气，毅然以天下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殁。近欧阳公人伦冠冕，向用方殷，亦奄然长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养，然二三年间，相继雕谢。何则？方圆之施异用，愠结之怀难堪也。相公于两贤，意气久要，何图一旦奄丧，谁当与相公共功名者？况今荣进之路，险于榛棘，恶直丑正，实繁有徒。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不亦难乎？盍若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若天启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无期，即抗浮云之志，遗世独往，亦一快也。孰与郁郁顑颔而窃叹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则言不行，近年以来，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论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则？顾忌之情胜也。然其失在豢縻人主之爵禄，不求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动人主，必不可几矣。愿相公高视元览，抗志尘埃之外，其于爵禄也，量而后受，宠至不惊，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于众，则身重于泰山，言信于其蓍龟，进则为龙为光，退则为鸿为冥，岂不绰有余裕哉！（书牍十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
究竟经验是跟着年龄来的。三十岁的翰林编修，已经迫不及待，拂衣而去了；五十二岁的内阁大学士，却认清楚还得忍耐，还得忍耐。“披腹心，见情素”，固然是一个办法，但是在固执己见、阿护前非的世宗面前，指摘严嵩，便是激怒皇上。杨继盛底例子在那里，这个使不得。“抗志浮云，遗世独往”，也很好，可是在和严嵩决裂以后，要想退居林下，安然自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事实，不是徐阶底过虑；徐阶去位以后，遇到高拱当国，高拱去位以后，遇到张居正当国，都经过很大的危难，何况严嵩是一个比高拱更有办法，比张居正更无顾忌的人呢？不错，为了国家底安全，为了自己底安全，徐阶一步造次不得，他终于还是跧伏着，一切还是和平。他想到居正信中最后的几句，简直有些讽刺自己固位希宠了，他只是深切地沉吟：青年人不知道自己底苦衷，临去的时候，连辞行的礼貌都没有，那么，就让他去罢。徐阶依旧是“内抱不群，外欲浑迹”。
第三章休假三年
嘉靖三十三年，居正请告归江陵，暂时脱离了政治生活。在这一年，俺答还是不断地向大同进攻。东南方面，倭寇底侵扰更加积极。由太仓溃围的残贼，夺海船再入江北，大掠通州、海门、如皋这一带，前锋直到山东境上。江南一带、海盐、嘉兴、嘉善、松江、嘉定，到处都是倭寇。总督浙福南畿军务张经和巡抚浙江副都御史李天宠正在积极地堵御。到冬天，严嵩底义子赵文华上奏，倭寇猖撅，请祷祖东海，镇压暴寇。异想天开的对策，从专事斋醮的世宗看来，正是合理的策略。赵文华奉命南行，沿路马蚤扰，一面上疏弹劾张经，不肯办贼。张经正在调兵杀敌，等到三十四年五月在王江泾大破倭寇，斩贼一千九百的时候，赵文华上疏底结果也揭开了。张经被逮入京，不久李天宠也被逮，十月间，二人弃市，附带着杨继盛也趁此被杀。弹劾严嵩的和不善伺候文华的，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是当时的政治。东南方面和西北方面的敌人同时进攻，这是当时的情势。这一个有抱负、有主张、有办法的三十岁的青年，已经退出政治生活，在诗酒往还中消磨他底岁月。
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自称“甲寅，不肖以病谢归，前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六年指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为止，。只是一个大概的计数。其实三十六年，居正已经销假，《种莲子戊午稿序》（文八）称“往甲寅，不佞以病谢归”，又称“丁已，不佞再泰朝列”，可证。实际上三十三年至三十六年，居正整整度了三年的优闲生活。三十七年便道归家，大致三十八年仍回北京，连同以前的时期，称为前后山居者六年。
敬修《文忠公行实》对于前期三年的生活，有以下的记载：
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既得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椽，种竹半亩，养一癯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遂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
周圣楷《张居正传》亦称“终日闭关不起，人无所得望见，久之，益博极载籍，通当世之务”，当然是根据敬修之言。《明史》本传对于此节，完全略去。其实居正底生活，并不这样恬淡。诗集、文集里面，留下许多断片，我们可以看出他怎样消遣岁月。
在这个阶段里，他有过许多的游宴，最后在三十五年游衡山，生活中有过不少的波澜。但是最使他关心的还是整个的政局。《登怀庾楼》（诗一，约三十三年作）有这几句：但恐濛汜夕，余光不可留，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如惄，顾望但怀愁，且共恣啸歌，身世徒悠悠。
这是热中。居正对于整个的政局搁不下。自己没有机会把握政权，但是眼看政权落在人家手里，国家踏上不幸的命运，真是万分的不甘。《修竹篇》（诗一）又说：永愿老烟霞，宁知劳岁移，但畏伶伦子，截此凌霄枝，裁凿岂不贵，所患乖天姿。亭皋霜露下，凄其卉草衰，愿以岁寒操，共君摇落时。
这好象是恬淡了，然而还是热中。历史上的政治家，常常在热中的情绪上，蒙上一层难进易退的色彩。其实真真有抱负的人，用不到这样地做作。长沮、桀溺耕田的时候，看到子路，桀溺只顾讽刺孔子，孔子怅然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说既然是人，便得为人类谋幸福，孔子决然不肯和长沮、桀溺那样做个辟（避同）世之士。这是孔子底热中。热中不是一件不能告人的事，用不到讳饰。居正也是不容讳饰的热中。他曾说起：“当嘉靖中年，商贾在位，货财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时景象，曾有异于汉、唐之末世乎？幸赖祖宗德泽深厚，民心爱戴已久，仅免危亡耳！”（书牍十二《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这是怎样的景象！在这个时期，自负清流的君子们，也许只是优游林下了，偏有不辞赴汤蹈火的人，纵在林下，还是不断地怅念，他底热中，还不值得后人同情吗？
居正又有闻警一首：（诗五，约作于嘉靖三十四年）
初闻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间道绝须严斥堠，清时那忍见毡裘。临戎虚负三关险，推觳谁当万户侯？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
三十四年九月，俺答犯大同、宣府，十二日后，进犯怀来，北京戒严，这首诗大致指此。国家已经乱到这个地步了：皇帝在那里斋戒祷告，祈求长生；商贾式的严嵩在那里继续“货财上流”；清醒的徐阶只是束手无策，把整个的心力，精治青词，逢迎帝心。居正在朝也没有办法，何况在野！他底心绪，只向诗集里倾泻，最沉痛的是一篇七贤咏叙：（诗一）
余读《晋史·七贤传》，慨然想见其为人，常叹以为微妙之士，贵乎自我，履素之轨，无取同涂，故有谤讟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沈机晦于千载，而孤尚者不以为闷，斯皆心有所惬，游方之外者也。夫幽兰之生空谷，非历遐绝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兰不以无采而减其臭；和璞之蕴玄岩，非独鉴冥搜者，谁得而宝之，而和璞不以无识而掩其光。盖贤者之所为，众人固不测也。况识有修短，迹有明晦，何可尽喻哉？今之论七贤者，徒观其沈酣恣放，哺啜糟醨，便谓有累名教，贻祸晋室，此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于之心，独持绳墨之末议，不知良工之独苦者也。尝试论之。《易翼》有言：“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故语默不同，其撰一也，弛张异用，其旨归也。巢、由抗行，稷、契宣谟，并容于尧代；箕子佯狂，比干死净，俱奖于宣尼，岂有异议哉！余观七于皆履冲素之怀，体醇和之质，假令才际清明，遇适其位，上可以亮工宏化，赞兴王之业，下可以流藻垂芬，树不朽之声，岂欲沈沦滓秽，无所短长者哉！
等待罢，到了“遇适其位”的时候，居正决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为国家致太平，为个人求不朽，一切都待着适当的时机。
但是嘉靖三十三年，居正已经请告回籍了，国家大事，只有交付给“货财上流”的政府，他自己正准备做一个“沈沦滓秽”的人物。在朝廷大政没有清明的时候，要在外省找一片干净土，事实上不可能。地方行政，永远是中央行政的反映，居正没有不知道的。在他回到荆州府以后，他只觉得在明代最初一百年间，荆州的情况还好，但是：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变而为宗藩繁盛，骫权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