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从容不迫的布置。其后居正给徐阶两子书中，一再说：“仆受太翁老师厚恩，未有以报”，（书牍十四《答奉常徐仰斋》又同卷《答符卿徐继斋》）流露了他中心底感激。
裕邸进讲的事，居正自己曾经留下下列的记载：
臣追思皇上昔在藩邸，臣因进讲汉光武杀直臣韩歆事，反复开导，言人臣进言之难，叹息光武以明圣之主，不能容一韩歆，书之史册，甚为盛德之累。荷蒙皇上改容倾听。（奏疏一《请宥言官以彰圣德疏》）
这是隆庆二年的奏疏，所称皇上，即是嘉靖年间的裕王。《文忠公行实》称“太师每进讲，必引经执义，广譬曲谕，词极剀切，以故皇考（指裕王）往往目瞩太师，加礼焉”，指此。
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林润再劾严世蕃，逮世蕃下狱。四十四年，林润上疏数世蕃父子罪，世宗发三法司审讯。世蕃只是得意地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底计划，认定自己底罪状，只要承认受贿的事，其余还不难洗刷，最好是要三法司上疏的时候，提到严嵩坑陷沈炼、杨继盛底事实。两人底被杀，固然是严嵩底策动，但是都取过圣旨。一经提到，世宗想到前事，必然发怒，这样一来，一切的判决都推翻了，世蕃不但会免罪，而且还有蒙恩的可能。计划好了，世蕃底党徒只是一味地数说，“啊，不好！要是三法司提起沈炼、杨继盛底前事，严世蕃没有活命了。”空气在北京城里激动，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他们正要上疏，把严世蕃父子陷害沈炼等的罪状，痛快地数责一番。草稿起好了，三个人去拜访徐阶。
徐阶早知道了。“三位底疏稿，可以看得吗？”他说。
三位法司把疏稿递给徐阶。
徐阶只是说，“法家底断案，再好没有了，钦仰得很。”一边领着三人到内室里去。大家静静地坐下，左右支使出去了，门也掩上。
“诸位底意思，还是要严公子死呢？还是要他活？”徐阶问。
“这是死罪，”三位都说，“当然要他死。”
“那么，办这件案子，”他又问，“还是杀他，还是救他？”
“在奏疏里，提到沈炼、杨继盛，正是给他死罪的根据。”他们都说。
“话是不错的，”徐阶慢吞吞地说着，“可是另外有一层道理。杀沈炼，杀杨继盛，诚然是犯了天下的众怒。但是沈炼攻击严嵩以后，严嵩把沈炼底名字，放在白莲教徒底供词中，只算杀了一个白莲教徒。这是圣旨。杨继盛，因为疏中‘召问裕、景二王’一句，严嵩认为‘诈传亲王令旨’，圣上大怒，传旨定罪，成为日后被杀底张本。这是皇上底特旨。皇上是最英明的，不会认错。诸位底奏疏一上，皇上疑心三法司借此归罪皇上，必定勃然震怒，恐怕大家不免问罪，严公子也自在地回家了。诸位以为怎么样？”徐阶又问。
这一问，大家愕然了。最后决定还是由徐阶主稿，不提沈炼和杨继盛，只说世蕃“交通倭寇，潜谋叛逆”。一切都是非常机密，非常敏捷。终于由世宗降旨，把世蕃杀了。不久严嵩也抄了家，得银二百万两以外，在当时几乎和国家一年的总收入相等。
有人称赞徐阶铲除大j，徐阶蹙了眉头，慨然地说，“严惟中（嵩）杀夏公谨（言），惟中底儿子，又由我杀了，必然有人不会见谅，我底心境，只有上天知道罢。”严嵩底政权完全没落了，整个的政局，都在徐阶手里。
嘉靖四十五年，居正由右春坊右谕德进翰林院侍读学士，（从五品）掌翰林院事。在官阶上没有进展，但是在翰林院的地位提升了。《翰林院读书说》，（文集六）大致是这一年的作品。
在四十四年和四十五年的中间，内阁又起了变化。本来是徐阶、袁炜二人底内阁。四十四年三月，袁炜病重罢归，四月，补严讷、李春芳二人；就在这年十一月，严讷又病了，内阁只剩徐阶和李春芳。春芳是一个好好先生，一切都很安定。但是到了四十五年的三月，徐阶又引进郭朴和高拱。郭朴从嘉靖四十年起，已经是吏部尚书，在资历上，久已应当入阁；高拱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人才，而且曾经做过裕王府讲百大学士本来是他底本分，徐阶及早引进，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手腕。他看定高拱对他必定感激，至少也是政治上的友人。但是徐阶却看错了。
这一年，世宗更加衰老了，因为多病，斋醮得更积极，一切的目标只是长生。“啊，长生，长生！只有生命是值得追求的，朝章国政，自然有人担负着”，世宗这样想。二月里户部主事海瑞委实看不过，决定上书直谏。直谏！一切直谏的榜样都在那里，世宗的朝廷里，正充满了血腥。海瑞买好棺材，准备后事，一边吩咐妻子，“这条性命，就献给皇上罢！”他慨然地说。他回头一看，书僮和长随都跑掉了，大祸临头，他们平时伺候主子，现在用不到逗留，什么人愿意陪主子坐监呢！海瑞点点头，他很明白。终于他上疏了，他还记得最激昂的几句：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
这不仅是一个刺激，简直是一个霹雳！世宗把海瑞底奏疏扔在地下，大声地说：“把他捉住，不要让他走了。”内监黄锦接着道：“奏明皇上，这人不会走的。”他把海瑞上疏以前的行为，一切奏明。世宗待他把奏疏检起，读了一遍又是一遍，长叹了一声：“我虽不是纣王，此人可方比干了。”
世宗底衰迈，显然地增加了。有时他想传位裕王，让自己安心养病。他和徐阶商量。他说，“海瑞说得也不错，但是我病久了，事情怎样办得？”徐阶是明白的，他不敢劝皇帝退位，只是请皇上顾念祖宗基业，天下苍生。当然世宗不再谈传位了，他只是一意修玄。事情不是很明白吗？前年五月的夜里，正当世宗坐在天井里的时候，御座上“降”下一个仙桃。内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从空中降下的。你不相信？五天以后，又“降”下一个。这不是上天底赏赐是什么？五月的天气，北京会有仙桃么？以后的以后，白兔生子了，白鹿又生子了，这是瑞兔瑞鹿。翰林院进过奏章，还不相信么？上帝底恩赉多着呢！只要耐心等着。
皇上正在修玄，道土们底工作，越发积极。王金、陶仿、陶世恩、刘文彬、高守中纷纷地进仙丹，进丸药。他们是道士，也有的是医士。不管他，自古不是说巫医吗？一概升官。太医院使、太医院御医、太常寺卿、太常寺博土：一切斋戒祷祀，望闻问切的官儿都给他们。然而皇上底病只是一天一天的沉重。除了从这些道士和太医底嘴里，看不出一点痊愈的现象。
皇上在西苑病重的时候，大学士们都在各人底办公室里徘徊。徐阶底直庐里，常看到居正的踪迹。他们是在那里计划。一天，长随报告，“高阁老从直庐搬出去了。”徐阶只是微笑。他晓得高拱自到西苑直庐以后，把家眷接到西安门外，得空的时候，便偷偷地回去。“大致这几天宫内的消息不好，不晓得他想什么心事，也许以为有些长短，要准备搬家罢。”徐阶一边想着，一边摇头，“也难怪，肃卿（拱）是五十以外的人了，儿子没有一个，谁能怨他偷空回去呢？”
这一年的冬间，世宗底病势越发沉重了。十二月，世宗禁不住徐阶底忠谏，终于搬回大内乾清宫。徐阶想起武宗死于豹房底故事，知道皇帝死在宫外，究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所以一力奉劝世宗回宫。当然，在昏沉底中间，世宗不会知道这事底究竟。就在这一天，在位四十五年的世宗皇帝经过无数的斋醮，服过无数的仙丹，同样地也蒙过无数的上帝“恩赉”，终于在寒风凌厉的中间，舍弃了六十年的岁月而逝世了。
皇帝逝世以后，第一件事是发表遗诏。在明朝，遗诏常是大臣们底手笔。遗诏草成的时候，皇帝早已一瞑不视，所以实际和皇帝没有什么交代。但是在一个浑乱的局面以后，久负重望的大臣，常常能趁皇帝逝世的当中，把前朝的一切弊政，用遗诏底名义，来一个总清算，因此在政治上，遗诏往往发生重大的影响。武宗逝世以后，杨廷和草遗诏：罢威武团练诸军，散遣入卫边军，守京城九门及南北要害，罢遣番僧，释南京逮系罪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这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现在是徐阶底机会了。他和居正计划一切。在遗诏中间，他们决心要扫清嘉靖一朝的弊政。斋醮是一件，土木是一件，求珠宝、营织作也是一件，一切都用遗诏底名义停止了。嘉靖初年，追尊兴献王，朝中发生争执，这是所谓“大礼”。嘉靖五年，李福达因倡弥勒佛教，“诱惑愚民，”被逮入京。刑部尚书颜颐寿主张杀李福达，但是武定侯郭勋为福达代辨，引起政治中的大波，这是所谓“大狱”。大礼、大狱两案，连累了许多的大臣，死的已死，遣戍的遣戍，仅仅罢官遣归的还算是大幸。徐阶用遗诏底名义，把大礼、大狱两案言事得罪诸臣一概复官。这都是世宗遗诏底德政。
一切的好感，集中到徐阶身上，然而徐阶忘去了同僚的高拱和郭朴。他们痛切地感到徐阶底疏忽，他们底愤怒，慢慢地凝结成怨恨和仇视，终于在穆宗一朝，种下内阁纷争底种子。
第五章内阁中的混斗（上）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裕王载垕即位，这是后来的穆宗。他即位的时候，年三十岁。
世宗是一位干练的君主。他崇信道教，从事斋醮，然而他永远没有忘去他是君主。杨廷和、杨一清、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这一群有名的首辅，固然曾经掌握政权，但是威柄，依然在世宗手里。穆宗和他底父亲不同，他是完全另外一个范畴的人物。世宗在位的时候，他只是一味地谨慎小心，甚至连父亲都不敢看一面。世宗逝世了，他自己做君主，但是君主底威权，在他简直是一种痛苦的经验。朝会的时候，他照例是不发一言。如此一年一年地过去。起初还不妨说是什么“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但是一直到第四年，他还没有感觉到说话的必要。这确有些骇人了。隆庆三年，尚宝丞郑履淳上疏：陛下御极三祀矣，曾召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赏纳一谏士，以共画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槛之罚，儒臣虚纳牖之功，宫闱违脱珥之规，朝陛拂同舟之义。回奏蒙谴，补牍奚从？内批径出，封还何自？
隆庆四年刑部主事陆树德上言，‘上下交为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训万几？“但是一切的规诤，对于穆宗，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当然，穆宗不是白痴，他只是对于实际政治发生厌倦。在宫庭里面，他有他底爱和憎。他爱女人，爱喝酒，爱和内监们一起游玩，爱鳌山，爱宫苑，爱秋千，爱龙凤舰，爱金匮玉盆：一切消闲的娱乐他都爱，一切实际的政治他都憎。事实上，实际的政治，用不到他自己操心。他有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干练的政治家；他也有李春芳、陈以勤、郭朴，这些忠谠的大臣。政权交给他们好了，穆宗自己想。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一朝，内阁里面只见到不断的混斗。
穆宗是一个宽厚的君主，这是他和世宗绝对不同的地方。他即位的初年，诏令户部购买珠宝，户部尚书马森执奏，不听；给事中、御史们进谏，不听。最后激怒了御史詹仰庇，他上疏说：“陛下玩好之端渐启，弼违之谏恶闻，群小乘隙，百方诱惑，害有不可胜言者。”这是直接攻击皇帝了，穆宗只给他一个不答复。穆宗对陈皇后日渐疏远，皇后迁居别宫，慢慢地郁出病来，仰庇又上疏道：先帝慎择贤淑，作配陛下，为宗庙社稷内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笃宫闱之好。近闻皇后移居别宫，已近一载，抑郁成疾，陛下略不省视。万一不讳，如圣德何！臣下莫不忧惶，徒以事涉宫禁，不敢颂言。臣谓人臣之义，知而不言，当死，言而触讳，亦当死。臣今日固不惜死，愿陛下采听臣言，立复皇后中宫，时加慰问，臣虽死，贤于生。
这样地切直，在世宗的时候，久已应当受到廷杖的处分了，穆宗只批着，“后无子多病，移居别宫，聊自适以冀却疾。尔何知内庭事，顾妄言！”在明代，这真是难得了，一切看出穆宗是一个平庸的，然而宽厚的君主。
穆宗即位的时候，内阁大学士是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徐阶是首辅，内阁中最不平静的分子是高拱。
短短的十二月过去了，第二年便是穆宗隆庆元年。开了新年，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侍郎是正三品，这已是进官了，但是只是一个阶梯。二月居正晋吏部左传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同时人阁的还有他底房师陈以勤。二人入阁，当然都是因为曾为裕邸讲官的原故。
这一年居正四十三岁了，也许他还记得荆州张秀才那两句诗，“凤毛丛劲节，只上尽头竿”。努力，努力！在三十年以后的今日，他已经直上尽头竿了，但是他还得努力，他要一直赶上尽头竿的顶点。
奉诏入阁以后，他有《辞免恩命疏》，这是一篇可以纪念的文章，全录于次：
奏为辞免恩命事，隆庆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节奉敕谕：“原讲官、今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居正，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著入内阁，同徐阶等办事，如敕奉行。钦此。”非常之命，特出宸衷，不次之恩，滥及庸品，臣不胜感激，不胜惶悚。窃以内阁之职，几务是司，以代王言，以熙帝载，必有宏深奥衍之学，蕴经纶康济之才，然后足以协赞皇猷，弼成圣化。臣学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识不足以通当世之务，既无才望，又鲜旧劳，徒以东朝劝讲之微勤，幸逢圣主龙飞之景运，因缘机遇，骤被恩慈，擢贰铨衡，晋参密勿，力微于蚊蝝，任重于丘山，退自省循，若为堪受。昔唐李泌、陆贽，遇代、德二主于藩邸；先臣杨溥、刘健，事仁、孝两庙于青宫：咸以旧劳，遂跻台席。然当时不以为幸得，后世咸仰其休声者，盖以四臣闻望素隆，勋庸茂著故也。臣之谫劣，何足以远企前贤，近希先哲，而一旦以后进之士，厕迹于老成耆旧之间，以庸众之流，滥竽于俊乂英贤之列，将何以致物情之允协，昭天鉴之无私？即微人言，能不自愧？况圣明临御之始，正海内观听之时，倘举措不惬于公评，则激劝有亏于国典，隮颠之咎，宁独在臣！伏愿皇上察臣悃诚，非由矫饰，特停成命，改授时贤，俾臣仍以旧官，勉图自效。庶程才量力，在微臣免餗复之忧，为官择人，在国家有栋隆之吉。臣无任战栗郧越俟命之至。（奏疏十二）
当然地，这是一篇例行的文章。明代关于大臣的任命，到了中叶以后，演成会推的制度。《明会典》：“阁臣，吏、兵二部尚书，会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上二人，或再上三、四人，皆请自上裁。”（万历重修本卷五）就是指的此事。廷推便有些议会选举制底意味了。不过名为会推，其实主持者自有其人，其余的只有承认，未必公开地取决于多数底赞同。所以后来颜继祖论为“会推但六科掌篆者为主，卿贰台臣罕至，且九卿台谏，止选郎传语，有唯诺，无翻异，何名会推！”（《明史》卷二四八颜继祖传）这是指的主持之权落在六科都给事中（明代六部皆有都给事中掌科印故日掌篆又称科长。〕以后的情形。但是万历以来，大权只在吏部尚书和文选司郎中之手，廷推只是一个形式。（《明史》卷二四《陈有年传》）其实即在西方议会制盛行的国家，选举也只是公开的形式，一切的决定，还是由一、二人主持。所以大体方面，本来有不少的类似。
但是会推的制度以外，还有特简。任用大臣的时候，会推和特简，是两种迭用的方式。有时大臣认为特简是一种偏私的恩典，甚至拒绝皇上底荣命。孝宗用中旨改徐恪为南京工部右侍郎，恪疏称“大臣进用，宜出廷推，未闻有传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进，请赐罢黜。”（《明史》卷一八五《徐恪传》）这是一个好例。可是特简底制度，永远和会推底制度并存。干练的君主，用人行政的时候，甚至大都出于特简。在宽厚平庸的君主手里，特简底大权依然存在，但是简用的大臣，不是出于首辅底推荐，便是出于近幸底引进。居正这次入阁，全是徐阶底力量。居正自言“圣主念甘盘之旧，不弃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无遗管蒯”，（书牍一《答中丞洪芳洲》）所谓“元翁”，即指徐阶。
入阁以后，便有入阁以后的措施。无疑地，居正是热恋政权的。自隆庆元年入阁以后，直到万历十年身死为止，在这长长的十六年之中，他没有一天不在积极地巩固他底政权，也没有一天曾经放弃他底政权。政权在手中了，他要有一番作为。隆庆元年，他还只是一个新进，阁中充满他底老师和前辈，只有李春芳是他底同年，但是在他入阁以前，春芳已经是二年大学士了。可是居正既经入阁，便有一番抱负。也许在做翰林学士的时候，他还预备做一个文人，现在事情不同了，一切都看在他底眼里。入阁之初，他有这样的几封信：仆以浅薄，骤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酬主恩而慰知己者，惟虚平此心，不敢向人间作好恶耳。至于转旋之机，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责望素深，或不能尽如其意，然亦不暇顾矣。（书牍一《答南中提学御史耿楚侗》）
深惟谫薄，任过其才，夙夜念之，若为称塞。惟当坚平生硁硁之节，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耳。（同卷《答中丞洪芳洲》）
仆以谫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跻三事，束栌作柱，用荷为梁，庸愚之人犹将嗤之，况高明耆硕如翁者乎？乃辱不鄙，远赐问贺，奖借过情，重增其愧。至勉仆以作者之事，尤不敢当。古人以行谊文章兼显于时者，世不多见。明兴二百余年，名世之辅，专门之彦，凡几作矣，而一代文章，犹未能追踪古昔，乃欲责之于椎鲁人，讵能耶？若使以其硁硁小人之守，倦倦纳诲之心，朝夕俟衮职有缺，时用一缕补之，以仰答隆遇而免于罪戾，或庶几耳。（同卷《答宗伯董浔阳》）
关于居正入阁之初，还有一段记载，应当辨正的。王世贞《张居正传》，称“当居正之进阁，阁臣凡六人，……居正最后拜，独谓辅相体当尊重，于朝堂倨见九卿，他亦无所延纳；而间出一语，辄中的，人以是愈畏惮之，重于他相矣”。其后《明史》居正本传亦称“时徐阶以宿老居首辅，与李春芳皆折节礼士，居正最后入，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明史》本传底记载，完全根据王传，连字句方面，都可以指出雷同的地方。其实两传都是错误的。
这段记载的错误，是时间的错误。居正倨见九卿，为众严惮的时候，是有的，但是这是万历以后的事了。万历元年九月，吏部尚书杨博致仕，十二月礼部尚书陆树声致仕，三年六月左都御史葛守礼致仕，老成丨人退休了，九卿之中，不是居正所汲引，便是他底亲戚，居正身为首辅，连带阁中的吕调阳、张四维，都几乎成为他底僚属，何况九卿！“倨”是诚然有的，“惮”也理有固然。但是隆庆元年，居正入阁之初，杨博为吏部尚书，葛守礼为户部尚书，都是居正平时严惮的人物，在官阶方面，都在居正之上，本来谈不到“倨”。隆庆六年六月，神宗即位，居正当国，七月用陆树声为礼部尚书。树声是嘉靖二十年进士，比居正前两科，居正见树声，用后辈见先辈礼。有一次树声到内阁拜访居正，因为客坐稍偏，简直不肯入坐，直待居正亲自改正席次以后，方肯接谈。这里固然看到树声底严正，但是同样也看出居正底礼遇。居正当然有居正底气魄，但是要说入阁之初“倨见九卿”，这是时间的错误。
隆庆元年四月，居正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据《文忠公行实》，这次进官，因为“永乐大典成”底原故，当然这是指重修《永乐大典》底故事。
就在这短短的时期里，内阁里发生一次阁潮。隆庆初年的内阁，实际是三个名臣底内阁，——徐阶、高拱、张居正。居正和徐阶、高拱，都有相当的关系，现在还没有到他出露头角的时机，但是徐阶、高拱底对立，正在逐日地尖锐。
第一个攻击高拱的，是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世宗病重的时候，高拱从直庐里，偷偷地回去，准备搬家。应嘉知道了，提出弹劾，世宗在昏眩的当中，一切不问，但是高拱认为胡应嘉和徐阶同乡，一定受了徐阶底指使，事态便扩大了。高拱有仇必报，本来谈不上容忍，一切正在等待机会。隆庆元年，吏部尚书杨博主持京察。京察是明代的制度，宪宗成化四年，奏准，京官五品以下，吏部会同都察院及各堂上掌印官共同考察。孝宗弘治十七年奏准，每六年一次举行。六年京察的制度确定了，但是万历以前，有时还来一个特别考察。这便是所谓“闰察”。本来明朝底文官制度。是终身制，象那些“改组”、“裁员”，以及“手谕”开除这一类的制度，都还没有发明。在大臣手里的威柄，只是“京察”。这个威柄，照理握在礼部尚书手中，除了都御史可以随时过问外，不受任何的干涉。现在权柄在杨博手中了，这一次的京察，连御史、给事中都降黜了，算得雷厉风行。偏偏杨博底同乡，山西人没有一个降黜的。这一来动了御史和给事中底公愤。第一个攻击杨博的，又是胡应嘉。
应嘉弹劾杨搏挟私愤，庇乡里，错是没有说错，可是恰恰错在应嘉底吏科给事中上面。在吏部办理京察的时候，吏科给事中应当参加，事前没有提出异议，事后偏要提出弹劾。连宽厚的穆宗也认为抵牾，下令内阁商量处罚。这一来高拱报复的机会到了。
内阁当中，郭朴和高拱同乡，这一次首先发言的是郭朴。他毅然地说：“胡应嘉出尔反尔，全不是人臣事君的道理，应当革职。”
“应当革职为民，”高拱也说。
徐阶看了郭朴，再看高拱，两位阁老都紧张的了不得，没奈何，只得点点头。胡应嘉底革职，算是革定了。
明朝的言官，真是了不得。他们是一窝胡蜂，你动了一个，他们会来一群。都察院有的是御史，六科里有的是给事中，你瞧罢！京察的时候，吏部尚书对于言官，照例谈不到降黜。偏偏杨博给他们一次降黜，偏偏郭朴、高拱又主张胡应嘉革职为民，胡蜂窝惊动了，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先劾高拱“j险横恶，无异蔡京”。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上疏再劾高拱，御史郝杰直攻高拱“无宰辅器”。事态更加严重了。一切的责任都在徐阶身上。徐阶拟旨调胡应嘉为建宁推官，处分减轻了，但是一般的言官们还不满意。欧阳一敬再劾高拱“威制朝绅，专柄擅国，亟宜罢”。高拱当然不能承认，便来一次答辩。事情又到徐阶手里了。徐阶拟旨一边慰留高拱，一边斥责言官：他满心以为从此结束了一件公案。
可是高拱没有满意。高拱希望徐阶拟旨，给言官们一次廷杖。杖，杖，杖！高拱记得世宗的时候，言官们弹劾大学士以后，通常是一次廷杖，说不定还有更坏的在后面，杖一下，算什么？徐阶也记得这是严嵩掌握政权的故事；他知道穆宗不是世宗，自己也不是严嵩，至于为了高拱，再和言官们结怨，那更犯不着；他再三考虑，只是摇摇头。徐阶决定不和言官们结怨，但是高拱却决定和徐阶结怨了。“你手下有言官”，高拱想，“我手下也有一两个”。
高拱手下的御史是齐康。在应嘉事后不久，齐康便对徐阶提出一次弹劾。可是这一次却犯了言官们底众怒，大众聚齐了，痛痛快快地先给他一次唾骂。一敬劾齐康，齐康也劾一敬。“你说我是高党，我便说你是徐党。”北京城里有的是纸张，弹劾，弹劾！但是齐康这一边人数太少了，究竟抵不上欧阳一敬底气势。从此高拱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最后的一枝箭，却从南京放过来。
京察底大权操在吏部和都察院手里，在京察的时候，得到贬黜处分的，连皇帝也留不得，神宗万历以后，偶然还留几个，这真是偶然了。隆庆以前，京察是无上的威权，五品以下的官吏，一经“察典”，便是终身的耻辱。这是“上剋下”。但是明朝的制度，一切都有个平衡，有了“上剋下”，当然便有“下剋上”。四品以上的官，是京察管不了的，他们在京察这一年，每人照例“遵诏自陈”。自陈便是陈述个人的阙失，听候皇帝底处分。当然这是一种形式，自己不妨来一个“学疏才浅”，用不到直抉隐微，自行攻击。但是给事中、御史们，可以提出“京察拾遗”；经过“京察抬遗”的，没有幸免底机会。这一次高拱和北京的言官闹翻了，因为要顾全身分，北京的言官到底不好提出拾遗。拾遗底责任，落在南京的给事中和御史肩上。就在隆庆元年五月，高拱致仕。高拱去了以后，言官对于郭朴还是不断地攻击，到九月间，郭朴也致仕。这一次阁潮里，徐阶又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阁潮，然而居正毕竟度过了，在左右为难的当中，总算没有得罪老师，也没有得罪朋友，但是他对于言官们底嚣张，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认为“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书牍一《答少司马杨二山》）正在计较怎样地给他们一个处分。言官们得到徐阶底保障，议论逐日地激昂起来，穆宗感觉厌倦，吩咐徐阶惩诫，徐阶只是传谕言官，自行省改，事情又平息下去了。这样度过隆庆元年。
二年正月，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这一年的上半年，政局又发生了一些波浪。内阁里面，除了徐阶、居正，只有李春芳、陈以勤，都是忠厚长者，本来不会有什么波浪的。波浪却发生在皇帝底宫中。穆宗是一个宽厚的人，但是他爱玩好，爱游幸。这算得什么呢？但是古代的大臣，对于皇上私人的行为，负有政治上的责任。徐阶一再谏阻，免不了皇帝左右底厌恶。六月间，穆宗又要幸南海子，而徐阶再来一次切谏。也许穆宗委实有些厌倦了，也许他还不十分清楚，他毕竟往南海子去了。七月间，给事中张齐又给徐阶提出一次弹劾。终于徐阶也致仕了，十七年的大学士，七年的首辅，就在隆庆二年七月间舍弃了北京的政治生活，回到江南的故乡。临行的时候，徐阶把朝廷大事和个人家事，一切都托付给居正。朝廷大事，居正当然应当担当的。徐家的事，也许还有一些曲折。徐阶三个儿子，当徐阶在朝的时候，在家乡委实有些作威作福。尽管父亲在那里高讲心性之学，但是儿子们所爱的只是钱财。亲戚陆家底家长死了，孩子还小，巨万的家财，都到了徐家。家乡底怨讟，正在那里滋长，连在北京城里，也成了公开的消息。齐康不曾为此提出弹劾吗？高拱致仕了，但是会不会长在林下，谁都不能说。徐阶知道自己是林下的人了，处处都得提防。他只有吩咐居正，他知道惟有居正，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也惟有居正，可以替自己担当这些大事。（参书牍三《答上师相徐存斋十八》）
和徐阶分别以后，居正给他一封信：
不肖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家国之事，托之于不肖也，天下亦莫不闻。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寰宇，沈几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获被末光，滥蒙援拔，不肖亦自以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报主思、酬知己者。后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使老师经纶匡济之业，未获尽纾；不肖感激图报之心，竟成隔阂。故昨都门一别，泪簌簌而不能止，非为别也，叹始图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书牍十四《答上师相徐存斋一》）
“丙寅之事”，指立穆宗、发遗诏的事。这一书看出徐阶和居正中间的密切关系。其后隆庆四年，居正又有一书，述及在两度政潮中自己底立场：捧读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浅薄，猥辱老师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于丘山，报微于毫末。元年之事，选愞自立，不能昌言，以树正帜，一罪也。及谗言外哄，中人内构，不能剖心以明老师之诚节，二罪也。公旦远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语寤主，使金滕久闭，郊礼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逭积慝而释大惭耳，其视古人所以报知己，何如哉！翰教远贻，弥以为媿。计自今以往，世局又当一新矣。冥鸿迹远，缯缴安施？惟强饭自持，以慰耿耿。（同卷《答上师相徐存斋七》）
此书大致作于隆庆四年，最迟不出五年。三年十二月高拱召还，兼掌吏部。所谓“世局又当一新”者，自指高拱复政事。“冥鸿迹远”两句，给徐阶一些安慰。大致高拱复政以后，徐阶寒心，所谓“台翰”，当然又是一番吩咐，所以居正再与安慰。此书又可见出隆庆二年徐阶底失败，完全是因为内监们底攻击，所谓“中人内构”者指此。明白了徐阶失败底原因，便可以明白高拱复政底原因。一个宽厚的皇帝，自己不能亲政，和士大夫间失去了应有的联系，一切的耳目，寄在内监身上，政治上的波澜，都从宫庭中发出，这是穆宗底失策。明史责备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明史》卷一九《穆宗本纪赞》）只是一个平庸的论断。
徐阶去位，李春芳代为首辅，政权应当是春芳的了，但是春芳只是一个好好先生，谈不上什么作为。到八月间，居正上陈六事疏。六事是：（一）省议论，（二）振纪纲，（三）重诏令，（四）核名实，（五）固邦本，（六）饬武备。这是居正底大政方针。有什么远大的政见？没有的，这里只有平凡的见地，没有高超的理论。居正不是政论家，他只是一个现实的大臣。一切的主张，都针对当时的需要。省议论，核名实，饬武备三事，对于现代的国家都有相当的价值，移录如次：一、省议论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任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辞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兴，讹言隆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速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之不胜其眩，是以人?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