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的领域当中，电影局与独立电影人的冲突达到顶点，动静很大。在谢兰生和孙凤毛在国际上获奖以后，又有些人“铤而走险”，于是，在这一年3月，七个导演去参加了荷兰鹿特丹电影节，电影节还专门以“为中国六代导演争取权利”为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官方彻底被激怒了，吊销七人导演资格，而谢兰生，因为此前某个事件决定不再出国比赛，并未被波及。
在这七个导演当中，有一个因拍的片子某些色彩比较浓重，被禁的最久。谢兰生觉得，两边似乎都有道理，一个拍了一些想法，并没在那胡说八道，另一个因国际政治感到生气也蛮正常，谢兰生想不明白，不过，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他不希望双方矛盾继续这样激化下去，他总认为沟通、谈判才是现代的解决方式，而不是谁要压倒谁。
在电影的领域当中，官方又有重大改革。这密集的改革频率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因为“票价”突然放开，电影票价大幅增长，于是，观影人次还有人均观影次数遭到前所未有的史诗级的重创。同时，因为早习惯了中影公司“统购统销”，16家国营的制片厂根本不懂电影发行，找不对人，卖不出片，继续萧条，它们只能卖地、卖房、拍广告等。对于电影，除了北影比较坚持，其他家都拍的少了，一年最多一两部，很迅速地衰落下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两家民营公司悄悄成立，对国营的电影“投资”。民营公司构思电影，再在审核通过以后，从制片厂购买指标，与制片厂合作拍摄，也就是说，用制片厂的厂标，挂制片厂的名头。民营资本进入行业，制片厂靠卖标赚钱。
与此同时，为了挽救电影市场，1994年8月，广电部出台了34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通知》，决定，各制片厂可直接向各省各级发行电影，另外，每一年由中影公司以票房分账的方式进口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以及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于是，好莱坞电影在阔别中国40年后杀回中国。而在此之前，中国人除中国电影，只能看到“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片子，比如朝鲜的《卖花姑娘》，比如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谢兰生看的欧美片都是学校的“内参片”。
就这么着，1994年11月12日，中国首部美国大片《亡命天涯》正式上映。它的主演是哈里森·福特，在片中，richard kimble的妻子被人杀害，他被认为是嫌疑人，千钧一发跳车逃走并且追捕真正凶手，最后一切浮出水面，richard kimble的罪名被洗清了。这部片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郑州六大城市做了放映，不过，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它的发行困难重重。它公映的六个城市刚好都是改革派，阻力较小，可其他的所有省市都不同意放映此片，而且，因北京市电影公司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中影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改为与海淀区合作。
《亡命天涯》成功上映登时掀起滔天巨浪。有一部分业界人士认为这是引虎下山，会击垮脆弱的中国国产电影，于是，在一大片抵制声中，《亡命天涯》在北京市被逼无奈提前下线，然而，即使只在六个城市做了放映，北京市还提前下线，该片还是创造了3000万的票房奇迹。
《亡命天涯》上映期间，门庭冷落的电影院门口重新排起长队，甚至催生了“黄牛党”，把15元的电影票炒到50元都还不止！
谢兰生又想起莘野，觉得对方预测真准——美国大片真的来了，而且就是“两三年内”，国产电影也真的是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下一年，好莱坞的黄金年的《真实的谎言》、《狮子王》、《阿甘正传》等7部片接踵而来连番上映，对中国观众进行了一番长久的轰炸。
其中，阿诺德·施瓦辛格所主演的谍战片《真实的谎言》，在这个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有3893元的年份，票房破亿。
一向只看“主旋律”的中国片的观众们，因大银幕上突如其来的一切而震惊不己，他们睁大了黑色的眼睛，眼瞳中倒映着满满的好莱坞式爱恨情仇。
作者有话要说： 全是背景，没有剧情，但建议看，因为感觉这些背景对主题是有用处的，对剧情也是有用处的。
这章留言都发红包吧，不要求字数，因为没有神马剧情，不好意思收vip了，虽然内容是必要的……
谢导依然在被禁中……
那个，大家应该看出来啦，在这篇文，熊猫导演努力科普更全面的那段历史，并不想做谁对谁错的简单评价，不过，相信大家看完以后会有自己的想法呢~可以说的是！谢兰生会从头到尾为文艺片寻找更好的出路，不管是政策上的，还是市场上的，下两个part会更明显，这是全文主线，不会改的。
第38章 《圆满》（二）
1992年到1994年, 谢兰生的电影拍摄也经历了起起落落。
1992年, 在春天的“南巡”以后, 文艺复兴国际的bill卖出一个《生根》版权。法国巴黎的某公司用10万英镑买走了它，文艺复兴按照合同收取了20%的中介费。谢兰生想，即使没有莘野那份“有保证的销售协议”, bill大约也能卖出去，感觉自己似乎少欠那个男人一点点了。这个年头外汇管制，“官方价”“市场价”不一样, 两条轨, 谢兰生把部分英镑交给几个移民家庭，对方父母把等额rmb打到兰生的账户上。
日本、法国付款以后, 谢兰生有21万美元了，当时英镑兑换美元还停留在一比二。谢兰生把投资人的20万本金先偿还了, 又按当初答应好的打给对方一半“收益”，也就是45万, 自己拿着另外一半用来拍摄下部电影。做完这些分账以后，谢兰生把欠莘野的直接打进那张visa卡，又请祁勇说一声儿。祁勇震惊半晌, 问“你们俩分手了吗”, 让谢兰生十分莫名，支支吾吾地过去了。
同年，谢兰生又不顾禁令拍了一部《美丽的海》。录音师是那个岑晨——他从西影早辞职了，电影局也管不到他，摄影师是拍广告的, 而主演则是在香港寻求发展的台湾人。《生根》都灵拿奖以后谢兰生的资源广了，在那边拿到不少香港记者的电话号。小红小绿还是助理，也是不care电影局的。
《美丽的海》在1993年竟入围了戛纳电影节，让谢兰生非常震惊。它并没能最终获奖，但让已经花光本金的谢兰生卖了版权，而且还是同时卖了美国、英国、日本三地，赚到大约45万美元，其中美国版权是20万美元，英国版权是10万英镑，日本版权是10万美元。那个时候人民币也开始大幅地贬值，45万美元大约相当400万rmb了，谢兰生的腰间鼓鼓，虽然资金还是不好回国。
谢兰生因没有护照并未出席颁奖典礼，而且，因为再次不乖，谢兰生的8年禁令又延长了，到2001年末去了，不过他也并不在意。
1993年6月到1994年6月，自觉自己“非常富有”的谢兰生一下拍了两部片子，一部叫作《山坎》，一部叫做《黑白》。
他自己更喜欢《山坎》，觉得自己拍《山坎》时各方面的状态都好，而在《黑白》那部片里却显出了一些疲态。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个哑巴，非常美丽，然而丈夫有精神病。影片当中的男主“我”爱慕哑巴，却不明白他的“仙女”为何嫁给她的丈夫。他到后来才听说，哑巴本是别省的人，被“拐”到这个地方，她也不是天生哑巴，是被公婆用药弄哑的。她不会写字，如果也不能说话，就一辈子锁在这了，而这乡里的其他人都是支持那公婆的，男主角“我”非常犹豫。一次，那个丈夫又“犯病”时，“我”实在是冲动难忍，便把对方一把推开，第二天才猛然发现对方竟然是跌死了。丈夫死后，女主继续困在当地、抚养儿女，“我”希望帮她逃出去，却又不敢，因为那天哑巴公婆看到自己推死人了，为了不把警察招来才选择了私下解决。结尾，“我”太喜欢哑巴姑娘，还是跑去城里报警，并且自首，一排警车开进乡里，也带走了“哑巴姑娘”，男主角“我”爱的方式不是占有，是让她自由。最后，面对这一切，哑巴姑娘“告诉”警察，当时丈夫其实没死，是她抱起丈夫的头在桌角又狠狠一磕，才死了。哑巴姑娘从容走进最不自由的牢房，可对她来说，又是最自由的地方。
而之所以起名《山坎》，是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某山坎上的小庄子里。影片最后，在被警察带离以前，哑巴姑娘看着那些早已麻木的乡里人，跑上山坎，注视着千万同样的庄子，想要唤醒却做不到。
出于对它的偏爱，谢兰生用它去参赛。
可他完全没有想到，刚刚换了选片主席的电影节的组委会竟然认为最后“警察”救出哑巴这个片段似乎在为政府宣传，希望兰生能改一改，最好别让“警察”出现，甚至可以直接换成《黑白》参加主竞赛单元。
谢兰生真的呆了。
他跟对方努力解释，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在故事里，哑巴姑娘真的是被当地警察带出来的。
然而对方软硬不吃，就觉得有政治宣传。
谢兰生也非常失望，两边最后吵了起来，谢兰生问：“如果一部美国电影最后出现美国警察，您也认为不ok吗？如果一部美国电影最后出现美国法官，是不是也不可以呢？中国哪儿就不一样了？您是不是有偏见呢？”
他们两边吵来吵去，对方最后盖棺定论：“如果不能换《黑白》来，那今年就干脆别来了。”
谢兰生也生了气了，说：“不去就不去！”
顿顿，又道：“您有偏见，您当选片主席的这几年我都不会再想去了！拜拜！！”
哼！
谢兰生知道，虽然说戛纳电影节选片团由10人组成，其中5人看外国片，最后电影节主席、选片主席、一名导演、一名记者、一名电影爱好者共同决定入围名单，可实际上，主席或者选片主席经常自己决定一切，一个人在家就看完了。他们实在不爱《山坎》，就算了。
放下电话，谢兰生也觉得好累。
他怕自己妥协多了，棱角就没了。
他听说过，电影节有政治倾向，《山坎》证明这是真的。仔细想想，戛纳电影节资金由法国国家影视中心、普罗旺斯大区政府和戛纳市政府负担，威尼斯电影节资金来自意大利文化部，而柏林电影节资金来自联邦政府文化部，其实都难“独善其身”，虽然，今年这新选片主席似乎尤其……更糟的是，这些电影机的主席一年一换，选片主席却是一做数年的。
一边不让导演说好，一边不让导演说坏，好好地想讲讲故事为什么就这么难呢？一部片子从头到尾总有“好的”也有“坏的”啊。《山坎》重点是警察吗？不是的，是哑巴，是“我”呀。
他觉得，电影这样好的东西，应该是造福人类的工具，而不是国家战争的武器，他可能是太天真了。人类、国家有时冲突，这个平衡究竟在哪只有时间能给答案。他们需要一点一点地向前走，注意结果，试探边界。
谢兰生也十分明白政治复杂，可他还是忍不住想：你们是否太敏感了？一部中国文艺电影究竟能有多少人看？真会因为一个故事喜欢中国、讨厌中国？警察“好”于是喜欢，警察“不好”于是讨厌？喜欢讨厌又能怎样？还有，如果有人因为电影就喜欢了或讨厌了，错的是他自己本人？还是电影导演？
电影变成这个样子，最后，一群导演讨好这边，一群导演讨好那边，好多事儿全变味儿了。
谢兰生真想不明白。
在与主席“争吵”这晚，谢兰生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个xx峰会，上面众人宛如演员给观众们认真观看，突然之间脑子里面就浮现出一句话来：电影，是高明的政治；政治，是高明的电影。
…………
经过这样一遭子事，谢兰生也懒得再带《山坎》参加电影节了，包括一切的电影节，他可不想再次经历戛纳前的那些争吵了。
说不定，他以后都懒得去了。
反正，他还有钱，而且不少，可以再拍好几部呢。“文艺复兴国际”的bill又把《生根》卖出10万磅，也就是英镑贬值后的15万美元。
决定不去电影节的谢兰生便开始带着《山坎》在中国转悠。
1994年，中国的大中城市“咖啡厅”如雨后春笋。
谢兰生想“咖啡厅”的大多顾客比较“文艺”，说不定会喜欢电影，于是他便带着《山坎》一家一家咖啡厅谈，说帮对方打造特色、吸引顾客、赢取竞争、增加利润。他说，自己可以放映电影，这样，文艺青年在他们的咖啡厅里便能看到电影院里看不到的市面上也买不到的三四部文艺电影，其中《生根》曾在都灵一举拿下最佳影片，《美丽的海》则在戛纳一路杀进竞赛单元，而且，这些都是中国片子。谢兰生还说，如果有人想看电影，那他一坐90分钟肯定还要再点东西，再消费消费。
他说动了挺多老板。
这些老板同意兰生支个白布放映电影，用以吸引文艺青年。来咖啡馆的顾客们想看电影就看电影，想自己聊就自己聊，不耽搁——谢兰生并不缺资金，给电影做了字幕。
放映效果竟然很好。
不少顾客非常喜欢，尤其是年轻女孩子。他们看的非常入迷，有些人还轻轻抽泣。
谢兰生觉得，果然，电影还是要给人看的。
他最开始就只想拍，一切源于创作冲动。可这几年下来以后谢兰生又不满足了。
电影何其有魅力。他不希望他的电影只有欧美人能看到，他还希望他的片子能被中国人也看到，后者意义才更加大。
往小了说，谢兰生想受到肯定、受到赞扬，往大了说，也是为了影片中的人和影片外的人。影片中人受到关注从而渐渐走出困境，影片外的得到思考、得到改变、得到成长。谢兰生一直认为，人这一生最重要的并不是权也不是钱，而是内心不断成长。
可咖啡厅毕竟不是专门用来放电影的，在被人看到的同时谢兰生也非常辛苦。
谢兰生必须根据实际状况进行调整，于是最后有的幕布高有的幕布低，有的幕布大有的幕布小。一些合作咖啡厅的窗子太大光线太亮，谢兰生还必须去遮。
让谢兰生最无奈的是咖啡厅开有天窗。
这个时候，他就必须爬上梯子用大纸板去遮天窗。
用大纸板去遮天窗一定要用两只手，一只手盖、一只手贴，谢兰生每一回在梯子上都颤悠悠的。
一次，因为那家咖啡厅的大玻璃窗特别高，他只有站在梯子最高的一级上才能遮到。
谢兰生的脚踝发抖，然而他却坚持着，按住纸板，遮住光线，只为了给咖啡厅的四五个人看他的电影。
他没厂标。既然中国不给公映，那可以在咖啡厅里给几个人看也是好的。
然而，就在谢兰生贴最后一块透明胶时，一个孩子竟然抬腿对着梯子猛地一踹！想看他跌下去！
如那孩子所愿，在即将大功告成时，谢兰生真跌下去了。
他怕伤到内脏器官，在落地时用右腿在地砖上面撑了一下，可虽然立刻用手扶住地，谢兰生却还是听到腿上传来“咔”的一声！与此同时小腿剧痛！
他当时就跌在地上，抱住右腿，大口大口地直抽凉气。他捂住了变形的腿，只觉自己像一条狗，在地上爬，在地上滚，还听到孩子咯咯的笑。
那孩子的爸爸妈妈把谢兰生送到医院，拍过x光片后，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大骨小骨全都折了。
谢兰生在那家医院做了手术、打了钢钉，医生说腿可以恢复但必须要卧床三月，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
当麻药劲儿过了以后，谢兰生疼到睡不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