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留在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美丽的眸子顿时蒙上一层水盈盈的泪花，从泪眼中露出哀怨的神情。就连见过很多优秀演员的大导演卜万苍都被她的魅力征服了，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宣布她考取了。他兴奋地说：“你们看，她像有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她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一个演出的机会，改名为阮玲玉。她，终于跨出了第一步，开始朝着明星的梦想努力了。这是多么艰难的第一步啊!这一步中有自己的心血，也有卜导演的信任。阮玲玉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对于卜导演的知遇之恩从不敢忘；卜万苍也以一个艺术界的长者的身份关怀着阮玲玉的成长。阮玲玉待人接物极有涵养，对人也和蔼可亲，从不摆明星架子，对卜万苍在艺术上极为敬重，始终事以师礼，对卜之指点，无不唯命是从。后来，当她成为万众瞩目的大明星时，依然不改本色，联华公司主动提出给她加薪，被她拒绝了，因为她敬重卜导演，认为如果薪水高于卜导演便会心中有愧。 阮玲玉在工作方面极为敬业，为了演好戏，她几乎每接到一个角色时都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专心揣摩角色的心理、语言、动作和眼神，并时而嬉笑，时而哭泣，宛若疯了一样。当别人问及此事时她还会高兴地解释道：“我就是疯子！”为了找对人物的感觉，她读了千余部小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探索到了各种女性的精神世界，逐步提高了塑造角色的能力。 阮玲玉在拍摄她的第一部影片《挂名的夫妻》时，初露锋芒，影片公映后受到好评。此后，在明星影片公司的两年时间里，她又拍了4部影片，但都因为格调不高，才华难以显露。为了适应日渐低迷的市场，明星公司决定拍受小市民阶层欢迎的神怪武侠片，影片上映后大为轰动，进而掀起了拍武侠片的狂潮。阮玲玉早就感觉到自己在公司里受到了冷遇，再加上她原本就不喜欢演武侠片，所以为了自己的未来考虑，她决定离开明星影片公司，另谋出路。离开明星影片公司后，已经颇有名气的阮玲玉加入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第二年又转入了刚刚合并成立的联华影业公司。从此真正走向了她思想上、艺术上的新路程，向默片表演艺术的顶峰不断攀登。她主演了“联华”的第一部影片《故都春梦》，在这部戏中她成功地饰演了妓女燕燕一角。影片公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同年她又担任了《野草闲花》的女主角，这部影片使阮玲玉一举成名。这个楚楚动人的女子凭着她的美貌和演技红遍了整个中国，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她的演技代表了中国默片时期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 阮玲玉和联华影业公司是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联华”的众多著名导演，孙瑜、卜万苍、蔡楚生等都在阮玲玉艺术的成长上提供了许多帮助，甚至是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阮玲玉的艺术才能及她在影坛的成功也为这些名导演拍摄的作品增色不少，甚至对中国早期的电影事业都作出了名垂青史的贡献。 演艺事业顺利发展的同时，阮玲玉的感情生活却并不顺利。早在她去拍《挂名的夫妻》时，自己的生活就陷入了有夫妻之实却无名分的境况。张家四兄弟中，大哥夫妇、二哥夫妇都是电影明星，四弟也勤劳肯干，开了家照相馆。只剩下张达民既没有固定工作，又不求上进，虽然是张家三少爷，但却没有拿一分钱供养阮玲玉母女。她曾几次为他找好了轻松又体面的差事，但每次的结果都是张达民逃跑，留下残局交给她处理。不过阮玲玉也并不在乎，她需要的不是他经济上的资助，而是爱情的忠贞不渝。她希望通过她一次次的感化，张达民可以浪子回头，就像电影《故都春梦》一样。 可奇迹并没有发生，他不但未被感化反而愈发堕落了。在阮玲玉往北平去拍摄《故都春梦》外景时，张达民便在上海尽情地嫖赌，把家里财产分得的1万多元钱全部嫖尽输光了。显然张达民已经把他漂亮的电影明星妻子当成了钱袋和银行。当阮玲玉回到家发现他的不良行径后，与母亲好言相劝。但张达民对待阮玲玉早已不像刚认识的时候那样关爱顺从，两人先吵后骂，最后张达民竟然打了她一个嘴巴。 自这次以后，阮玲玉与张达民之间的感情便如破镜，再难重圆了。面对张达民的百般纠缠，阮玲玉选择“断绝关系”，可张达民怎会轻易放弃这棵摇钱树？在那段时间里，阮玲玉被张达民纠缠折磨着。为了分手，她试过诉诸法律甚至以死相逼，但都没有什么效果。 经过一番痛苦的斗争，张达民终于答应以“每个月贴他一百元，贴足两年”为代价，与她分手。阮玲玉答应了，她甘愿用辛辛苦苦拍戏换来的血汗钱换取独立、快乐和未来。 飞蛾扑火 如果说跟张达民分手意味着阮玲玉脱离了苦海的话，那么她与茶商唐季珊相识就意味着她又跳入了另一个苦海。当时上海竞争十分激烈，就算是联华这种大公司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也很难立于不败之地。联华为了增强竞争力，就选择了让大茶商唐季珊入股，并常在公司或租赁场地召开联谊会和舞会，要求“联华”公司的女演员参加，陪他一起跳舞。自然，在这种场合，是不能缺少当时在演艺界声誉日高的阮玲玉的。
天冕影后——阮玲玉(3)
和很多见过阮玲玉的人一样，唐季珊很快就被阮玲玉的美丽吸引了。他以自己受女明星张织云的骗为幌子，以温柔多情为掩护，使阮玲玉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依恋。再加上他风度翩翩，她的朋友们也纷纷说“他当然比张达民好。”就这样唐季珊很快就赢得了单纯善良的阮玲玉的芳心。为了防止夜长梦多，他为她在新闸路上的沁园村里买下了一栋三层别墅。他的这个举动正好实现了阮玲玉一直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的梦想，于是，阮玲玉对这份迟到的“幸福”颇感欣慰，沉浸在了被爱的幸福之中，准备以身相许，从此把他当成生命坚实的依靠。 阮玲玉知道，唐季珊在最初热恋张织云时，两人曾订有契约，各执一份，契约上写道：唐如弃张，唐应赔偿张之损失费20万元。但是阮玲玉天真地认为：唐季珊为新居置办了上好的红木家具、特制沙发床、椅，选购了她心爱的首饰等物，这显然与当初他跟张织云结合时的性质截然不同。她深信他们有真正的感情，并且有独立的人格，不是彼此的依附物。她还暗自发誓：结婚后决不停止去摄影场拍片。但单纯的阮玲玉随后再一次陷入了重重危机。 一天，阮玲玉正在家弹钢琴，电话铃响了，话筒的另一头是张织云亲切而又真挚的劝告。她说她跟了唐季珊两年，也被他玩弄了两年，他喜欢玩弄女性，而且喜新厌旧。她为唐季珊付出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到头来终究断送了自己。她告诉阮玲玉，他现在跟阮玲玉在一起，但也只会跟别人说他找到了一个比张织云更漂亮年轻的女明星。最后张织云动情地说：“玲玉，你我不熟悉，可我们是同行，希望你别再走我的老路。你戏演得好，比我有成就，更要珍惜自己，千万要珍惜啊!”一声呜咽，电话挂断了。 放下电话后，阮玲玉心乱如麻，她的美梦又被残酷的现实击了个粉碎。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随着吸血鬼张达民的出现，本来就已经混乱不堪的局面更加难以应付了。他开始在报纸上对阮玲玉大肆诽谤，准备利用社会舆论击垮她。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面对舆论的压力，阮玲玉觉得孤立无援。此时她想起了唐季珊——这个曾经深深地爱着她，给过她关心与依靠的避风港。可当她满怀希望地去找唐季珊时，他商人的那种虚伪和狠心立即暴露无遗。一次偶然的机会，阮玲玉发现唐季珊有了新情人，她再一次被抛弃了。眼看着那个女人戴着唐季珊送的首饰，两个人住在新买的别墅中，她的心仿佛被人摔了个粉碎。这次唐季珊的见异思迁给阮玲玉带来的打击不亚于张达民的堕落。事情闹大了，两个阴险狠毒的男人不顾阮玲玉的感受，不断在报纸上相互控告，事情闹上法庭，阮玲玉将独自站在被告席上聆听判决。当时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刚刚公映，这部片子中有无耻记者利用舆论害死女主人翁的情节，于是一些黄|色小报记者即利用此案向阮玲玉大泼污水。一时间，流言蜚语几乎将阮玲玉淹没，他们的案件成为轰动上海的一大桃色新闻。 脆弱的阮玲玉被两个她曾经深爱的男人逼得走投无路，于是死的念头再次袭来。阮玲玉曾向人诉说张达民把她当做摇钱树，唐季珊把她当做专属品，他们都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在阮玲玉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时，《新女性》一片使她和导演蔡楚生之间燃起激|情爱火，萌发地下情。在这个当口，阮玲玉受到唐季珊的责难，便跑去找蔡楚生，要求一起逃离上海，“结了婚再回来”。懦弱的蔡楚生被吓坏了，他在乡下有老婆，岂能担当这样的风险？阮玲玉在他被吓得惨白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厄运。 阮玲玉渴望在法庭上为自己讨回公道和尊严。在开庭的前一天，联华公司的经理黎民伟请客，祝福阮玲玉打赢官司，洗刷冤情。跟阮玲玉合作过的导演孙瑜、费穆、吴永刚、朱石麟都出席了这次宴会。在当夜的舞会上，阮玲玉快乐地翩翩起舞，好像要化做一只彩蝶永远飞离尘世的龌龊。那夜就是她飞蛾扑火前生命中最后的狂欢。一个逼迫，一个责难，一个逃避，她只有绝望而死。 1935年3月7日深夜，一代影星阮玲玉服下预先准备的三瓶安眠药，平静地投入了死神的怀抱，与喧闹嘈杂的尘世告别，年仅25岁。她似乎和死神有着奇妙的缘分，这是她短暂一生中的第二次自杀，这一次死神接纳了她的请求。十几个小时后，医院抢救无效，阮玲玉终于永久地睡去了，再也没有醒来。电影皇后阮玲玉自杀的消息传开，整个上海为之惋惜。25岁的青春韶华，如一朵昙花，刚刚凄美地开了，却又匆匆凋谢。人们为她的美丽而惊叹，为她的死而扼腕叹息。遗体出殡那天，上海各界20多万人走上街头，抬着她的巨幅照片为她送行，这是当时上海滩最盛大的群众聚会场面。 人们为阮玲玉送葬，为这个年轻美丽的生命的夭折而感到无限哀伤。《新女性》是阮玲玉主演的第29部电影，也是她一生所拍的最后一部电影，由于她成功塑造了韦明——一位追求独立人格的女作家的真实形象，结果让上海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非常感动。这部电影叫《新女性》，这是个颇具象征意义的词，正好概括了现代上海一部分女性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她们应该是一批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时代女性。而黄|色小报记者竟还把她的死说成是受《新女性》的教唆。出于义愤，《新女性》的编剧和一些正义的评论家据理驳斥，指出是社会的胁迫使她走向死亡。病中的鲁迅也写下了《论人言可畏》的杂文，怒斥黄|色小报记者和报刊。但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年仅25岁的阮玲玉却再也回不来了。
天冕影后——阮玲玉(4)
阮玲玉本不怕出庭，但告她的是她的男人，如今不珍惜她的是她的另一个男人，这令她情何以堪。她在遗书中说：“……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后悔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活着真的太难了，只有死是容易的！阮玲玉死后，唐季珊抛出了两封遗书。其中一封《告社会书》，谴责张达民的无理纠缠，结尾连书两遍“人言可畏”。 除了官司等客观原因，她所遇到的感情挫折也是她自杀的重要原因。从16岁到25岁的短短9年间，一共有三个男人走进过她的世界。第一个是无赖的初恋情人张达民，第二个是自私的衣食情人唐季珊，第三个是怯懦的知己情人蔡楚生。在三重恶性包围之中，她被逼上了不归之路。 艺术人生 阮玲玉在9年的银幕生涯中共拍了29部电影。她从《挂名的夫妻》开始，就在影片中饰演各类不同角色，塑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不管是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业者、女作家，还是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这些人物都逃不过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有的被逼发疯，有的病死街头。 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就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许多国外的评论家曾批评我国某些影片的表演还存在着虚假和模式化，水平落后，可对阮玲玉的表演却倍加赞赏：“当时拍电影根本没有预先写好的剧本，演员只是依靠导演简单的指示去演，而她却演得如此自然，无论是戴着草帽的农妇、干着活的工人，还是叼着香烟的妓女，阮玲玉的演技在当时的女演员中是出类拔萃的。”从没有受到过艺术上的专门培养的阮玲玉，之所以能够如此到位地把握悲剧人物的心理，作出出色的表演，除了因为她曾经看过千余部小说之外，实在是因为影片中这些角色的际遇，在很大程度上与她本人的身世暗合。 在阮玲玉所主演的29部影片中，就她艺术上的成就高低来说，吴永刚导演的《神女》可以说是她的艺术顶峰。 《神女》是一部悲剧作品，故事通过极其简单的情节，歌颂了伟大、无私的母爱。它写了一个城市底层的普通妇女，迫于要抚养她幼小的儿子，忍辱出卖肉体。结果一个流氓不仅占有了她，还要夺走她全部的“卖身钱”，她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将他打死，最后被法院判处12年徒刑。整部片子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贯穿始终的崇高、光辉的母爱。吴永刚对阮玲玉无与伦比的表演才能大加赞赏，称阮玲玉是“感光敏锐的‘快片’”，无论导演对表演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马上表现出来，而且演得那样贴切、准确、恰如其分。有时她对角色体验的细腻和深刻远比导演想像和要求的还快。在拍片时，她的感情不受外界的干扰，表达得始终是那么流畅、逼真，犹如自来水的龙头一样，说开就开，说关就关。“在片中阮玲玉靠着对艺术的领悟将最不幸、最痛苦的情感和最崇高、最丰富的母爱揉和在一起，并从一个最下等的神女身上，发掘出最美、最无私、最纯洁的母爱之光，可谓从最寻常、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一种艺术美的境界。” 早在1930年，由《影戏杂志》举办的“电影明星选举”中，阮玲玉就曾以6179票当选第一名，远高于得票3784张的胡蝶。在阮玲玉自杀前一年，她主演了《人生》一片，在片中她扮演了一个“路柳墙花”的角色，从少女演到老妪，使看过影片的人无不为她的演技所折服。该片当年曾被评为“最佳国产无声片”，阮玲玉自己也认为：“在我主演的所有影片中，《人生》是我最满意的一部。” 1995年12月，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90年，电影界举行了隆重的庆典活动，并颁发了“电影世纪奖”。阮玲玉荣获“最佳女演员奖”，由她主演的影片《神女》也荣获“优秀影片奖”。 如今，将近70年过去了，上海不再是那个物欲横流的夜上海，一切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改变了。几年前，一代影星阮玲玉的塑像在上海青浦县福寿陵园落成，这个美丽而又不幸的女子将永远长眠在“人生的后花园”。
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1)
“恼春风/我心因何恼春风/说不出/惜酒相送/夜雨冻/雨点透射到/照片中/回头似是梦无法弹动/迷住凝望你/退色照片中/啊，像花虽未红……” 张学友的这首歌演绎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一个对于中国百姓多少有些神秘的名字——李香兰。40岁以下的人很难感受其中以慢板带出的既痴情又忧伤的氛围，因为当时的上海是中国一个在文化感情上从来未曾有过的缺口。蜂拥而至的舶来文化和中国的新文化都在这里碰撞冲击。然而，透过这位红极一时的歌手，我们或许可以窥探到当时一些耐人寻味的情境。 生于中国的日本人 为了在上海走红，李香兰很早就已经找到并且认定属于自己的那份闪烁气质。她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不久举家迁往抚顺。她的祖父山口博自幼酷爱汉学，仰慕古老的中国文化，所以在明治三十六年（1906年）从故乡佐贺县来到中国，并长久地居住下来。她出生之时，伪满洲国打着“五族协和”的建国旗号成立了，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可事实却相反。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名义上是伪满洲国的元首，实际上却只是个傀儡，实权则由日本关东军掌握着，他们虐杀无辜以致民不聊生。目睹着中国大地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惨状，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山口文雄和同样崇拜中国文化的母亲石桥爱十分哀痛却满是无奈，他们只能把中日友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女儿身上。他们将她许给当时任沈阳银行总裁的好友李际春将军做养女，李香兰这个名字就是李际春起的，“香兰”是他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后来李香兰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艺名。 1943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中、日文，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杜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歌者岁月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2)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可惜这却是一首至今没有开禁的歌，虽然很好听，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她的《三年》、《一夜风流》的插曲及《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1945年6月，当她在上海演唱会表演此曲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她的歌声给人们以梦想，她出演的电影也轰动一时。她拍摄了《木兰从军》与《万世流芳》，在《万世流芳》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中国影坛。她对这两部电影有不同的解释，她认为它们完全可以被中国观众从爱国抗敌——抗日的角度去理解，她甚至说这是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不过，她真正的红火却是上世纪50年代继演出好莱坞电影及百老汇歌剧后，应香港电影公司之邀拍摄的几部电影，有《金瓶梅》、《一夜风流》、《神秘美人》等等，其中的插曲都由她亲自演绎并灌成唱片。虽然有人指责她出演的电影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但是，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此外，她还参与拍摄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和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并因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对于这些，她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当美军占领日本时，可以证明日本不只是拍了战争影片，也拍了不亚于欧美名片的优秀的艺术影片……” 爱情和友情 在一次为由日本人扶持的一份文学刊物《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上，李香兰与张爱玲曾有过这样一段交谈。张爱玲说：“您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她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于是，张爱玲后来说道：“她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而要‘激|情’的。” 据陈歌辛的儿子陈钢回忆，她与他的父亲或许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充满激|情的上海之恋。陈歌辛为她创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时》、《忘忧草》及专为她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等。当时，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草刈义夫先生和日本电视台访问上海时，她曾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当年她差一点嫁给了陈歌辛。而当记者问她为何在出版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时，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 1992年，当她再次来到上海时，陈歌辛已经去世。她一见陈钢的面就迫切地询问陈歌辛在世时的情况，追忆他们47年前深深的情意。临别时，她对着陈钢哽咽道：“我和你爸爸很好啊……”后来在东京再次见到陈钢时，她还对他说：“你爸爸是个美男子，要不是因为有了你妈妈和你们，我就嫁给他了……”她一遍一遍地轻轻哼唱着陈歌辛为她写的《忘忧草》：“爱人哟，天上疏星零落，有你在身边，我便不知道寂寞。爱人哟，世界已经入梦，有你在身边，我就不觉得空虚。我在泥中默念你的名字，忘去这烦忧的日子。爱人哟，虽然那似水流年无情，有你在梦里我的叶便长青。”
不谢的夜来香——李香兰(3)
不管怎样，出生在充斥日本侵略野心的伪满洲国，以中国女演员之姿向日本表示恭顺的她，绝对不可能成为爱情的咏叹调。1952年回到日本后，她嫁给一位比她大15岁的美籍雕刻家诺古其，4年后分手。谈到分手的原因，她说：“既不是因为第三者的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是时间老不能凑在一起，才导致性格方面的分歧。”其实，他们在结婚前就约定了所谓的“离婚条件”：互相尊重对方，不影响对方的工作，一旦发生矛盾时，像朋友那样和睦地分手。而结婚的四年里，他们实际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足一年。 和诺古其离婚后，她应邀赴纽约演出歌剧《香格里拉》。在演出期间，她结识了日本派往联合国工作的青年外交官大鹰弘。这位年仅28岁的日本青年每天都给她送一束鲜艳的玫瑰，还接连数次到后台来看望她。在如此大胆、热烈的求爱下，他们很快就双双堕入爱河，最终结为佳偶。为珍惜这份难得的感情，和大鹰弘结婚后，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鹰淑子。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坛，成为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参议员），并连任18年之久。 虽然感情生活几经波折，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拥有一份珍贵的友谊。10岁时，在抚顺小学读三年级的她，在去沈阳秋游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与她同岁的、住在沈阳的俄罗斯犹太裔的少女——柳芭。她十分重视这个朋友，她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在柳芭的帮助下，她开始向苏联大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学习花腔女高音。正由于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馆举行独唱音乐会，“奉天广播电台”的科长东敬三才发现了她，将她录用为电台新节目的专职歌手，使她从此走上了演艺道路。回顾这一切，她感慨万分地说：“不是吗?没有柳芭，我不会去学唱，也就没有唱歌的李香兰!”不仅如此，柳芭对她还有救命之恩。在得知李香兰被囚禁且即将被枪毙后，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为她弄来了属于山口家的日本户籍证明，才使她免去了汉j罪。 并不完美的爱情加上完美的事业和完美的友谊，就这样，她为自己的前半生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归去来兮 历史常常使人变得尴尬，使人感到一种撕裂身心的痛苦。中途岛海战后，日本节节败退。随着日本战败日的来临，日本帝国所操纵的“伪满洲国”13年虚幻的历史也随之落幕，“伪满洲国”灭亡，全国上下一时兴起了讨伐汉j的行动。李香兰这位红极一时的影星、歌星，也被押上了审判台。 1946年2月，作为伪满洲电影协会的主要演员，她被大家认定有协助日本侵略者作宣传的罪行。检察官最后判处她枪决，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和日本人共同拍摄冒充中国的电影，协助日本的大陆政策，背叛了中国”和“使用中日两国语言，利用朋友关系搞间谍活动”。然而她心里清楚自己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更未协助过日本的大陆政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法庭上出示了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文件，法官宣布她无罪释放。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使法庭上的人们愤怒了。面对大家的怒吼，她流泪唱起了歌，用歌声表达对养育自己的中国的一片深情，同时对自己前半生的罪行作了深深的忏悔。歌声引起共鸣，所有的人也用歌声告诉她：“让我们以德报怨。” 追踪她的一生，人们难以理解为何她仅仅由于不自觉地唱歌和表演就险些被判处死刑。她本人单纯善良，希望中日友好，却被人利用、愚弄，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视。由此看来，她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后来的种种遭际，皆因时代所致。“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行为反思，或者加以解释说明，也是幸福的。”她对伪满“宫廷挂”兼关东军参谋长吉岗中将说的这些话，也可以作为她对于自己前半生的说明。 1946年2月29日，她含泪挥别上海乘船返回日本。回到日本后，她开始以日本女演员山口淑子的身份在日本影坛上继续发展事业，并给自己起了个“香兰山口”的名字。她自称这个名字是“中日混合物”，是日本和中国的“精神混血儿”。这期间，她在导演黑泽明的指导下，再创个人影剧事业的新高峰，在美国的电影及音乐剧里扮演多个角色。1974年，她被选为日本的参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同时她还与新闻撰稿人藤原作弥共同执笔写作《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作为历史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