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庭。而且，要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离开已经有些家底的北平到南京去，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她又不能让丈夫一个人在南京过着艰难的生活。她不希望做一个依靠丈夫为生的家庭妇女，可是想要在完全陌生的南京找个职业，却又真的是毫无门路。再三思量下，她决定留在北平。1935年秋天，她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弟弟妹妹，在北平艰难地生活。 然而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一方面要教书持家，另一方面还要照顾那么一大帮孩子，她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所以1936年，袁子英坚持地把她和孩子接到了南京。浦熙修的妹妹安修此时已考上了师范大学，因此不得不与浦熙修分开,留在北平念书。而弟弟通修则一同到了南京，回到在南京工作的父亲浦友梧身边去了。这样，一起生活了数年的三姐弟终于因生活的缘故分开了。 但是，生性好强又希望学有所用的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她在南京四处托自己认识的人帮忙找工作，却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她赶紧去应试。更巧的是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这个问题她已经思考了很久了，而且有很多的思路可以解答。她觉得自己应该考得不坏，结果却没有被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 有时，一生的际遇，只因为一时的机遇。 到了报社以后，她先做的是发行工作。估计是考虑到她是女性不适宜经常跑东跑西的原因，后来又转到广告科。对于这些工作她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她的志向是可以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总不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就不做了吧，还是得好好干。不过，她却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兴趣，有空的时候她就写一些小的文章，并积极地向副刊投稿。 意外出现于几个月后。当时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决定要在中山陵旁边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场”。不料她写的报道却远远超出了上司的想像，成为当期报纸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编辑和读者的一致认可。以至于在多年之后，当时的报纸编辑们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正像毛遂对平原君说的，“锥处囊中，乃颖脱而出”。浦熙修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此生苍茫——浦熙修(3)
初试锋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已经越烧越近，越烧越大。11月27日，《新民报》在南京出完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全部运到了重庆。 此时的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些许努力为抗日做些具体的事情。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但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最后，眼看着兵荒马乱，她无所适从，终于决定离开南京。先后在杭州和武汉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于1938年夏天带着两个孩子到了重庆。随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1939年1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并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也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就这样，他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乱世的隔离之后，终于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家。 这时，全国的形势已经很明显，必须联合所有国内的力量，才能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报纸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战争方面，比如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力，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也参与其中，先后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以及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 正像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说的：“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当时的中国，当时的重庆，不也正是这样吗?浦熙修的一枝笔，把这两个方面都写到了。她热情歌颂了战斗的军民，同时也无情鞭挞了那些荒滛无耻的高官。这种以记者身份断然揭露两方面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日本势力和国民党势力的打击。在这种夹缝中，浦熙修坚持自己的原则，用自己的笔书写着事实的真相。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了。邓颖超要浦熙修离开重庆躲避一时，并送了她一笔路费。她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工作，离开了再找工作就困难了，同时刚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她也不舍得离开。她没有接受邓颖超的钱，却用这钱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她积极地帮助那些需要离开重庆的同志，帮他们买车票等。在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袁子英也利用他自己的条件尽力帮忙。正是因为她坚持留在了重庆，使她不仅见证了重庆人民在日本投降后的狂欢，也为她日后采访国共谈判并写出精彩报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真正让浦熙修这位名记的名字在媒介中开始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她在1945年国共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出色表现。她对于整个过程的分阶段的采访和报道，真正体现了一个职业记者的水平。 当时还身处重庆的浦熙修在得知即将在重庆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后，立即意识到，国统区的很多人其实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是很了解，如果能够对他们进行一次集中的报道，对于谈判的进程以及成功率岂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吗？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她策划了一个在会议期间采访38位出席代表的专题，并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在每篇不长的访问文章中，都客观地反映了被访者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前途的主张，并深刻而含蓄地刻画了一些人物形象。后来，这些对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真实素描，不仅成为历史的重要记录，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成功的个案。 在整个会议进行的20多天时间里，浦熙修一边写人物专访，一边参加会议写新闻，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她回到南京后，又积极参与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工作。轰动全国的“较场口事件”以及“下关事件”的真实报道成为当时这些政治事件的历史文献，深刻地反映出时局的艰难和新闻记者彼时的艰辛。在“下关事件”中，柔弱的浦熙修遭到了参与事件的暴徒的殴打。各界人士听说后，纷纷去探望她，给她以莫大的支持。用她自己的话说，“被打后眼睛更亮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觉悟和信念。” 国共谈判失败后，许多与会人士都建议浦熙修离开南京，因为以她在各个派别之间的表现，当局肯定是不会放过她的。但她在考虑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以后，觉得留在南京应该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于是，她继续留在了南京，并成了国共新闻问题的专家。然而当局竟然严格控制新闻稿的发稿，使得浦熙修的很多时论文章不能及时发出。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的形势，她将自己剖析时政的“南京通讯”寄往上海的一些杂志发表。这些杂志很快因为刊登“南京通讯”而热销国内外，由此也可见当时浦熙修的影响确实不是常人可比。后来，她因为坚持给香港的《文汇报》等写作“南京通讯”等文章被当局逮捕。 婚哀 直到1947年冬天，浦熙修的女儿才知道自己的父母因为某些原因而离婚的消息。 袁子英其实是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也同情共产党。比如在皖南事变后，他和浦熙修曾经帮助需要疏散的共产党员拿到离开重庆的证件和车票。甚至在解放前夕，他也曾冒险保护了正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下的很多关键人物。但是，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喜欢参与政治，愿意过太平的日子，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可以换得一个安定的生活。但是当他所做的并没有换得他所想要的生活的时候，他开始有些失望了。而浦熙修不同，她是将为民主、为社会服务的志向，贯穿在全部工作和生活中。她更注重精神生活，她热爱、信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到了痴迷的程度。她是事业型的女性，这在她进入新闻行业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而不是袁子英所希望的贤妻良母，因此，他们因志趣的不同而分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为什么这种志趣的不同会在这个时候才体现出来，那是因为当初结婚时的仓促所造成的。
此生苍茫——浦熙修(4)
在后来的日子里，浦熙修和她的子女们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和全国的解放；在后来的日子里，浦熙修还因为某些个人的问题而在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中，成为一名受害者；在后来的日子里，浦熙修坚持了自己的新闻立场和信念，并将《文汇报》带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直到后来她因自己的信念而去世的时候，她仍然是自己信仰的忠实者。 后来的《中国新闻年鉴》在辑录新闻界人物时，提出了很多的标准，其中有四条是这样的：第一，毕生从事新闻事业的名人；第二，虽然不是毕生从事新闻事业，但亲自创办过新闻报刊的名人；第三，虽然不具备上述两点，但曾经在新闻界担任过主要职务，并在新闻界有一定影响的名人；第四，某些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外国人。如果以此类条件来要求已经不在的浦熙修，似乎太苛刻，也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如果以此来作为她对于新闻事业的贡献的准则，则是对她一生工作和坎坷经历的最好阐释。 桃花流水春去也，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功业化春风，世事皆练达，铸得名声在千古，何枉此世。 浦熙修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
繁花落尽--王人美(1)
在上海的电影史上，由黎锦晖所开创的明月歌舞团绝对是一个奇迹。 这个被称为“奇迹”的剧团不仅因为它开创了几十年前上海电影的新篇章，更因为它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电影史上的风云人物。这些人物，早已成为那个时代中国荧屏上的不朽神话。尽管明月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如意，但它所培养出来的人却是大放异彩。 王人美就是其中一个。 照片上的王人美并不是一个很标准的美人，但却绝对是上海滩上那种风情万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女人。有人说王人美的漂亮只适宜放在那时的上海滩，那是肯定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的美丽，这是不能强行改变和置喙的。正是这种时代化多样化的美丽，构成了美丽世界的新图景。所以人们对王人美的回忆应该也是对上海滩岁月的一种敬意吧。 明月的四大天王 1923年1月23日夜晚，上海广东路大来洋行屋顶上的奥邦斯电台开始广播。这是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次无线电播音，这新奇事物带给市民的惊喜可想而知。 无线电波在空气中穿梭往来，造就了一批家喻户晓的红歌星，她们中大都是影、歌两栖明星。同时，由于职业的关系，她们的服饰打扮也是新潮的。她们是上海摩登女性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群体。王人美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其实王人美并不是地道的上海人。 王人美的父亲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数学教师，桃李满天下，毛泽东也曾经是他的学生。1914年12月，她出生在这个有着书香气息的家里，在她之前，王家已经有了6个儿女。王人美从小在长沙长大，原名庶熙，在家里，她是绝对的中心和父母的宠儿。兄弟姐妹7人，她最小，不过她却从来没有因为这样恃宠而骄。受到家庭的影响，他们兄妹7个都很有自己的看法，也不满于世俗的纷争。7岁时，母亲因脑溢血突然逝世，此时王人美已经进了小学。她于1926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那时对数学特别有兴趣，满以为将来会像她父亲那样当个数学教师。没想到就在这年夏天，父亲被黄蜂蜇了一下，化脓成疾，竟然就这样去世。于是，没有父母的几个孩子遵循父亲以前的教导，开始加入了时代的队伍，也开始了人生的追求。尽管这追求还很幼稚，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努力和毅力却是别人所没有的。王人美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不过她好像不太受家庭的影响，对那些什么活动之类的事情不感兴趣，她只对自己的事情才会关心。她从小就有个好嗓门，经常在父亲面前表演一番。常年漂泊在外的兄长姐姐们也喜欢这个有些才气的小妹妹，经常带着她到处跑。就是这样，王人美逐渐养成了在外游荡学习的习惯。 1927年前后，去德国留学的大哥结识了周恩来和朱德。受到这两位先进人士的影响，她大哥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回到了国内，积极投身于各种救国救亡活动。不过遗憾的是，他经常生病，最后终于一病不起，未能报效祖国就病故了。她的二哥王人路和三个姐姐都参加过北伐军。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屠杀革命党，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有些革命的家庭的，几兄妹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一起到上海去避一下风头。于是，二哥王人路就带了人美、人艺逃到上海，投奔曾经在中华书局同事的黎锦晖。此时的黎锦晖已经在着手兴办歌舞学校了。于是，人艺开始学弹曼德琳，人路经营布景服装，王人美则跟着黎锦晖学习歌舞。她进步很快，不久就进入中华歌舞学校，也就是后来组成的明月歌舞团，开始专业训练歌唱的技能。她学得快，嗓子亮，又能识谱，黎锦晖总是要她先试唱，然后让她当“小先生”。就这样，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兴趣终于在这时候开始崭露头角，充分显示了她在演艺和歌唱方面的天赋。 1928年5月，黎锦晖组织的中华歌舞团乘船离开上海，用了10个月时间，在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马六甲、雅加达、苏门答腊等国家和城市表演。次年中华歌舞团解散，王人美回到上海，进南洋招商附属英文专科学校读了一年英语。不久，黎锦晖重整旗鼓，组织明月歌舞团到北平、天津演出，接着又远征东北。正是在这时候，王人美和她的姐妹们开始有了成就。 1929年美美女校改为中华歌舞团，她从此开始歌舞演出。她杰出的演技和优雅的习惯在演艺圈里是独一无二的。她用自己从小就养成的习惯投入到自己的爱好中去，散发出上海滩上从未有过的清新和雅致，也成为当时上海滩一道新的风景。不久，黎锦晖将他的歌舞学校改成了明月歌舞团，在这里，王人美更加如鱼得水。她的一举一动，都代表了上海歌唱的一种新的时尚。很快，她就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明月歌舞团“四大天王”之首，其余三位是黎莉莉、薛玲仙、胡笳。 当然，真正让王人美成为顶级的上海艺人并在此后风光无限的应该是她在电影中的杰出表现。 1932年联华影业公司拍《野玫瑰》，孙瑜编导，孙瑜慧眼识珠，把王人美由明月歌舞团的“四大天王”之—变为联华影业公司新片《野玫瑰》的女主角。影片获得很大成功，因为王人美演得自然而真实。为什么会这样？导演说，因为她是在演自己。她饰女主角野玫瑰，一举成名。她和黎莉莉一起拍摄歌舞片《银河双星》后，又与金焰合作《大路》等片，继而拍了彩色歌舞片《芭蕉叶上诗》和故事片《都会的早晨》、《春潮》等。1933年明月歌舞团改体，她便正式参加联华影业公司，成了联华签约演员。她那泼辣粗犷的性格和表演，使她获得了“野猫”的美称。
繁花落尽--王人美(2)
这之后，她真正开始了她这一生中的辉煌。 《渔光曲》 王人美的成功应该说是开始于当年的那部《野玫瑰》。待到《渔光曲》出现，小猫那个人物，实际是王人美自己演自己，因而又深化了一步。《渔光曲》是导演蔡楚生的成功之作，是王人美电影演技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电影艺术步入新阶段的一个里程碑。 1934年蔡楚生筹拍《渔光曲》，其中“小猫”这个角色的挑选，费了不少的工夫。因为这个角色既要有成熟的演技，同时还应该有一点陌生的新鲜感。这种感觉是在成熟的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上海滩演员中，成熟的有很多，可兼具那份单纯的陌生感的则是少之又少。最后快到开拍的时候，有人推荐了当时已成名的王人美。谁知道导演一眼看中了她，因为她所透露出来的书香气正好掩盖了在上海历练出来的成熟世故。这样，就显得比较折中一点，同时，也让人觉得更加有亲近感，而不是所谓的不可接近的高贵。 她的表现证明了导演的眼光，同时也证明了她自己的实力。在片中，她饰演的渔家小姑娘小猫，清新脱俗，与当时电影中所常见的成熟世故截然不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该片首映后，立即轰动上海。一夜之间，王人美的清新形象超越了人们传统观念中的上海女人的妖艳高贵，而成为平民化美人的代表。她那朴实的演技，强烈地表达出被迫害女性的坚强和反抗性格。同时，她还演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同样是震撼人心、广为流传，成为当时流行的歌曲之一。《渔光曲》曾突破放映纪录，并于1935年获苏联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现在，人们提到《渔光曲》便会想到王人美，想到那个清新脱俗的小姑娘“小猫”。 之后的王人美，逐渐成长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艺人。她在为人处世上秉承了良好的家风，这是其他艺人羡慕不已的。由于受到家中其他兄长的影响，她所演绎的角色多数都是反叛的。 这之后，她又先后主演了《风云儿女》、《壮志凌云》等影片，同时录制了《渔光曲》主题歌和《风云儿女》中《铁蹄下的歌女》等电影歌曲。1941年她在重庆拍摄了中央电影摄影场摄制的影片《长空万里》，此后她又主演了《回春之曲》、《保卫卢沟桥》等影片，和话剧《孔雀胆》。直至上海沦陷，她一直活跃在上海的影坛和歌坛上，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常青树”。日本人攻陷上海以后，对上海的文艺事业进行了报复性的打击，上海完全丧失了以前的繁华景象。即便还有一些文艺活动，也都被日本人所控制。很多艺人不愿意在日本人的控制下委曲求全，纷纷选择逃亡或隐退。王人美的家人差不多都是革命人士，她从小受的思想就是坚强和爱国的。她不愿意在上海为日本人演戏唱歌，但是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又不能做些什么，于是，她去了香港，暂时离开了她生活的上海，直到1950年才回来。回到上海以后，她又积极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在影片《两家春》中饰妇女主任灵巧，影片获1957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53年以后，她在北影拍了不少影片，如《猛河黎明》中的军医苏红，《青春的脚步》中的淑芳，《青春之歌》中王晓燕的妈妈等等。 是非转眼成空 在王人美的演艺生涯中，她自小秉承的家风让她在纷繁复杂的上海滩中得以洁身自好，与所有人都交好。但是她却与当时的另一位演艺界明星周璇有一段说不清楚的纠葛。 1951年，周璇从香港回上海后，心情极不稳定。她经常写信向熟悉的人倾诉自己心中难以排泄的郁闷。她也觉得自己与王人美之间的某种误会是难以解开的。这时候的她，尽管有些精神上的错乱，可是在写给李厚襄的信中，她还是以一种愧疚的心情解释了当年她与王人美之间的误会。当时的上海，说有多乱就有多乱，以至于周璇强烈意识到了有人在非难她。“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在香港拿惯高酬劳的周璇觉得上海的拍片酬劳较低，一直想到南洋去发展，但最后周璇还是没有走成。到了后来，这种压力居然让坚强的周璇开始失望。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当时的戏剧、影视协会组织的学习上，王人美检讨自己和周璇都在旧社会唱了不好的靡靡之音，演了不好的戏。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可周璇太多心，联想到自己当年在上海滩的那些困苦，一时转不过弯来，立即认定王人美就是当时非难自己的人。于是她也认为王人美的这句话是针对她说的，便一反常态，给了王人美一巴掌。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已经没有人说得清楚当时的是非，也没有人知道此后她俩的关系到底怎样。如今，她们之间的误会、嫌隙都已经成为过去。人世的很多事情不都是这样吗？人们在是是非非中纠缠不清，到了最后，也不过是简单地将自己交给未知。 伤心的痛 说到周璇和王人美的纠葛，也就自然让人想起王人美和另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影星——秦怡之间的关系。王人美和秦怡，一个是当时上海滩影帝金焰的前妻，一个是金焰后来的妻子。她们本不应该有什么纠缠，可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男女之间的事情绝对不是前后的关系可以说得清楚的。
繁花落尽--王人美(3)
说起来，当年王人美和金焰之间的结合还是上海滩的一段佳话。 在演出《渔光曲》并凭演唱其主题曲获得巨大的成功之后，王人美觉得自己已经有所成就，应该想想自己的终身大事了。以她当时的身份，自然不是一般人敢去高攀的，也只有她自己去发现了，于是，她开始在演艺圈里注意，结果发现了当时的影帝金焰。 当时的金焰在上海滩也是个风云人物，因前后主演的几部片子都非常叫好，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封为影帝级的人物。当时的王人美也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同时又是上海新近崛起的一颗演艺界明星。这样的组合理所当然是金童玉女的搭配。二人在认识之后不多久，就开始正式交往，并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不过正像很多人后来所说的那样，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在上海演艺圈的花团锦簇中诞生的，本身就绕上了光环。一旦这种光环因时间流逝而逐渐淡去，婚姻也就走到了尽头。后来这段婚姻的结局证明了这句话不是妄言。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从小家庭教育深厚的王人美希望可以去争取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然而仍然在传统的观念里不能跳出来的金焰则认为，他作为一个丈夫，有理由，也应该由他来养活妻子，因此坚决反对王人美独自参加当时的一个进步团体大鹏剧社，更反对她报考美军打字员来贴补生活。金焰不了解在颠沛流离中王人美的思想变化——此时的她又怎么可能安心当一只家猫？他认为王人美伤害了他作为一个丈夫和一个男人的自尊心。于是，在没有吵闹也没有泪水的平静中，他们开始思考这段婚姻到底有没有维持的必要。最终，这种无言的对抗促成了他们的分离。 不久，金焰就与秦怡走到了一起。尽管婚姻的来来往往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年轻的王人美而言，这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从小受惯了良好家庭教育的她，对于自己第一次婚姻以这样的方式收场，觉得很失败，以至于在后来和叶浅予的交往中她差点因为犹豫而失去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永远的安慰 对于后来的王人美而言，惟一的幸福来源于那段大家所熟知的与叶浅予的感情。 王人美后来出版过一本回忆录，书名是《我的成名与不幸》，最后一章写的是“我的丈夫——倔老头叶浅予”。她是这样描写她的这位丈夫的：“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家中里里外外的事全要我操心。如今我半身瘫痪，管不了那么多，你看这个家，搞得多脏多乱。哎，还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也别说了。我告诉你一句话，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叶浅予是著名的画家，生活肯定不至于如此落拓，不过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夫妇之间的恩爱。 王人美并不是叶浅予的第一任妻子，在她之前，叶浅予已经有过三个妻子。虽然她们后来都和叶浅予离异，但是在他心里，始终还是有她们的影子存在的。尤其是这之前的最后一任妻子戴爱莲。刚离异那时候，叶浅予着实伤心了很久。以至于尽管自己很忙，也很需要别人来照顾，他仍然怀着那份思念和歉意一直单身了五年。 叶浅予和人美的婚姻是朋友们有意撮合的。 王人美与叶浅予的第一次见面还是当年王人美在上海当歌舞演员的时候。那时叶浅予去上海的一个熟人家里做客，偶然邂逅了也在那里做客的王人美。于是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之后，他们彼此都有意交往。朋友们的意思很明确的，希望他俩能够在一起组成家庭，一方面互相有个照应，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除各自这么多年来的寂寞。但是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开始是比较仓促的。想一想，一个结过三次婚的人，对婚姻早已失去了耐性；而长期在外漂泊和打拼的王人美，也是早就没有了当年的闲情逸致。因此，他们的开始是建立在对彼此性情、脾气都不甚了解的基础上的。但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有一定透明度，虽没有很多交往，但毕竟在那些圈子里都还是叫得出名字的。经过几个月的交往，叶浅予便直率、主动地提出希望和王人美结婚。当时正在长春拍片的王人美还处在犹豫当中。从下面这封她当时写的信里，我们或许可以更加容易地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感觉。她这么写道： ……想到北京的春天，我们的郊游，的确使人怀念呢。虽然当我们单独相处时，我总是沉默寡言，然而想你能感觉到我的紧张不安和激动，否则你也不至于那么快就直接提出问题。我的答复可能令你不满意，但是希望你能了解我是真诚和坦率的。的确，我不否认我有优点，但缺点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无知，它将带给你苦痛呢！你想到了吗？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让你提出任何保证——将来不能嫌厌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虑、准备如何克服困难，以期达到更好的合作。 “过去的环境、生活，养成了我某方面的依赖性，我也曾想到如果有个知心的人，能够在事业上帮助我、生活上关怀我，该有多好啊。因此形成了目前的恐慌。这是我的心情，也许你要批评我吧，我愿意接受。” 信中反映的谨慎态度，隐藏着第一次结婚的幸与不幸。 当然，他们后来的小吵小闹证明了他们之间因为不甚了解而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不过这也只是一些小插曲而已，正如王人美后来在谈到他们之间的生活时说的那样：“生活中带点幽默当然能使人轻松愉快，问题在于幽默和讽刺的界限很难划分。如果过了那个‘度’，是会使人难堪的。一般地说，我虽然对事物比较认真，但不至于完全不懂幽默。我本来就是不好说话的人，虽然拼命在培养自己多说，然而经常都感到话似乎都是多余的。我对事情比较认真，想得很周到，这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好的，然而常得反效果。”
繁花落尽--王人美(4)
繁花落尽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属于上个世纪的那段美丽肯定是不能延续到21世纪的。100多年过去之后，世界没有轮回，只是远远地还能看见那么一点熟悉的影子罢了。 当年享誉上海滩的明月四大当家花旦如今都已先后作古。美人逝世兮，情难复。当残存的美丽终于因为生命的终结而被带走的时候，那种残忍是让人揪心的。 有一个网站做了一个世纪名人回顾的页面，很古朴，也很庄重。你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喜爱的名人进入到这个名人的单独的页面上去。上面有一支蜡烛，还有清幽的音乐在响。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留言，也可以选择上一炷香以表示你的敬意或纪念。当我这篇文章快写完的时候，我进了那个网站，在王人美的名字下方上了一炷香，以略微表达自己对这位传奇女性的怀念。
事业女人——苏青(1)
她在人们追忆老上海的风花雪月的时刻再度登场。她是怀旧中的旧人。她比张爱玲迟到一些，张爱玲却说，如果把女作家分做一栏来评论的话，同冰心、白薇她们相比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她相提并论是心甘情愿的。她也说：“女作家里我只读张爱玲。” 这个女人叫苏青。 其人其事 苏青，本名冯允庄，191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宁波至今仍是浙东到上海的门户，浙东和上海的洋货对流，给了宁波的行家以兴起的机会。据说她的家庭十分富有，她祖父是举人，之后先是经商，接着由殷商变成地主，家里有几千亩田地，属于这个城市里新兴的市民群。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苏青是热情的，直率的。1933年她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外文系。然而，虽说出生于书香门第、大户人家，有幸受到正规的文化教育，但在她父母看来，这到底不是女儿家的正经事，所以她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早早地就辍学结婚了。 婚后，她与丈夫肄业移居上海。1935年，她为抒发生产的苦闷，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杂志），发表时署名冯和仪，后用苏青作为笔名。这是她创作的开始。 20世纪40年代初，她与结婚10年的丈夫离婚，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作品主要发表在《宇宙风》、《逸经》、《古今》、《风雨谈》、《天地》等杂志。1943年，她的代表作品——描述自己走上职业妇女的经历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开始在《风雨谈》上连载。标题和内容用得十分大胆，但真正读下去，却是写得很“干净”的。她描述了初婚的感受，写了生育的痛苦和欢乐，写了婚外恋，写了与各种男人打交道，最后写到一个千辛万苦的社会妇女的憧憬的破灭，独立入世之不易，以及在社会上始终寄人（男人）篱下的全部感受。但由于书中有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她一时被社会称为“大胆的女作家”，因而毁誉参半。这本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了9次，到1948年底，竟已有18版之多。续篇在1947年出版，一年多的时间里也印了4版，毫不逊色于张爱玲的《传奇》。她同时还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著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她同时还活跃于出版界，曾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曾任汪伪政权要员陈公博的秘书。上海沦陷期间人们将她与张爱玲放在一起，称她们为“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抗战胜利后，她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宝玉与黛玉》1954年曾连续演出300多场，创造了剧团演出的最高记录。 但解放后，她却为她成名时期的经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55年，她与贾植芳先生就“胡风事件”通了一次信，探讨司马迁问题，因此被怀疑为“胡风分子”而进了监狱，从此在文坛上沉寂下去。文革中她又遭到多次批斗，身体受到很大的损伤。 平反以后，她在一个区属的小剧团———红旗锡剧团当编剧。除了整理、改编老戏之外，她也写些新戏，但却没有再写小说、散文，也不再署名苏青，而用她的本名冯和仪了。正所谓“千古文章未尽才”，以后的日子，她再也没能发挥她的文学创作才能。 1982年，她于贫病交加中在曾让她一度走红的上海寂寞离世，享年69岁。据说，当时灵堂里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前来送行的亲友也只有四五个，全部的送葬时间仅七八分钟，十分凄凉。 结婚十年 苏青一生中留下的小说不多，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恐怕要算《结婚十年》了。这也是她对自己并不美满的婚姻生活的真实描述，从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