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小农的“家庭理性”作用与农户人口增加存在着相关关系。如果增加了男性，即意味着在未来可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相对低风险的、稳定的收益的预期；如果增加了女性，则意味着她们能够在农闲时期参与到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更高的养殖业、手工业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流通等工作中，换取短期收入以补贴家用。这种能够将外部风险内化的小农经济的“家庭理性”之特点，在于农户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的发挥，这一机制是建立在“精耕细作+种养兼业”所促发的土地生产率高企的基础之上的。
结合小农家庭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来考察农业经济时代中国发达的商品经济，则不难理解小农家庭人口生产派生的过剩劳动力，愿意以极低的报酬进入农业之外的生产领域进行工作的原因。每当王权能够保障社会基本稳定，则过剩的劳动力就会很大程度地被农村内部的五行八作所吸纳，即使村社不能吸纳过剩劳动力，它也会被城市和集镇的民间三百六十行所吸纳。
当时局动荡、百业凋敝时，过剩的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和农业部门，加剧小农家庭人口资源紧张关系的同时减轻了城市商品经济吸纳就业的压力。待外部制度调整到位、百业待兴之时，小农家庭过剩劳动力再次流出。但是，这一调整过程并不总是能够顺利完成。不利气候因素长期大面积影响农业生产，或者王权未能及时控制吏治、官僚豪强兼并土地之势，或者遭遇外部侵略之时，这些外部非经济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导致小农家庭不堪重负土崩瓦解，最终引起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
由此可见，东亚国家的小农家庭和村社群体实际上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稳定时期为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困难时期则成为各种社会危机转嫁的承载底线。
进一步深入分析“蓄水池”作用，我们则不难发现农业生产率构成了小农家庭劳动力蓄水池效应的物质基础和主要影响因素，良好的村社治理和宏观制度设计也对提高小农村社制的蓄水能力有所裨益。实际上，小农家庭人口生产与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由于人口相对其他资源更加丰富，因此东亚三国才可能衍化出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
这种小农与村社的内在“经济理性”，促进着各行各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繁荣。
金教授当年未必就有这些分析。于是，他在反思美国农业生产模式之后陷入了迷思，不知道美国农业生产模式该有的发展方向。尽管美国因农业从业人口过少、人工耕作技术落后而无法转向中国式的精耕细作，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则(色色小说 是，西方殖民者通过掠夺带来空前宽松的土地资源，也促使农业生产模式转型缺乏动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