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袖|言|情|小|说从我记事起，我的生活环境是住在学校，一间一间的教室是我常常光顾的地方，还有食堂的李大爷，我常常等待着从他手里接过刚刚出锅的花卷，我们家住在学校大门口一侧的一间小屋，父亲是校长，因此总有老师逗我，不知是真喜欢我还是为了巴结父亲，那是我三、四岁。(请牢记.)(更新我们速度第一)：)记得他们从朋友那里借了两万元钱，没有厂房，就把我们住的单位宿舍旁边的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地访打扫干净，八个工人，两套模具，小小塑料厂开工了。但是很忙。周六回家，我和工人们一起吃饭，从小和父母在食堂吃饭习惯了，母亲作饭的味道毫无记忆。父母创业的艰辛，难以尽述，只记得，父亲开始建厂房，天天都在工地，一次，拉土的马惊了，父亲像欧阳海一样的拦马车。父亲有胃病，经常吐酸水，总是咬一口馒头顶一顶，母亲则每天晚上去车间查夜，从没漏过。父母一辈子没有离开教育系统，当企业做大之后，所以的利润上缴了局里，解决的教师们的住房，我父亲当时被誉为教育系统的红色资本家。父母以厂为家，二十年如一日，了解工人比了解我还清楚。十六岁之后学校就是我的家，可我还是不太用功,也许基础的问题,我无法对学习像上小学那样充满兴趣,高考的结果可想而知，我落榜了.父母的伤心和失落我体会不到，或者说根本没有去体会，但在他们的强迫下，我还是复读了，复读了两年,我因为压力神经衰弱而不能参加考试,最后改了文科，因为那时的口号是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没有人耻于学文,因此我没有在学校里学过历史地理课程,只好靠自学,记得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字，满眼都是地理和历史问题，是父母从课本上抄录的，以便随时提问我。终于我在第三年以高出分数线十二分的成绩上了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拿到录取通知书，回想起这段经历,在我只懂得一个人的人生和理想就是为了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时候,他们机械的将我带到了如何为了这奋斗而积蓄力量的基础培养中,以至我今天在说这句话时我知道自己有那些能力该作些什么,从而使我的理想宣言不至于流于空泛的口号,我想当年他们虽然不一定经过理性的考虑而有意制定当时的培养祖国花朵基本步骤,只是完全出于他们个人的目的,也尽管这期间他们遇到了培养资本主义苗子的社会压力,但结果还是正确的,对我是有益的,所以我对父母充满着感激.遗憾的是我并没有把这种感激纯粹的理性化,以至于在后来的生活中仍然有负他们的愿望.明显的表现是我在大学不好好读书,班主任老师对我印象极坏.理由之一是我逃课,即使上课也不认真听讲,我比较爱注意老师们的小毛病,而且接老师下茬,给老师画像,大学四年,我没有记过笔记,考试前基本上是看同学的笔记背一遍大概意思,使考试混过60分,试想,我们是法律专业,全靠被法条理解知识,犹如医学,错了会出人命的.我若是老师也不会喜欢这样的学生,那时的老师很有权利,学生毕业是国家统一分配,他们觉得学生的素质有碍党的事业就会将其发配改造,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了最坏的单位，母亲急了，拖着两条严重风湿的病腿为我走关系，为了等系主任，她在办公室门口站了几个小时，累了坐在路边，一位老师伸着小拇指对母亲说我是这个,只因为我喜欢看课外书，专业成绩不好，苦等数月,学校最后还是重新给我分配了工作，于是我成了一名检察官。
检察院的一切对我相对的说是陌生的，我仅仅在那里工作过三年。我国的检察系统是77年恢复的，大多老百性对它作用的认识远不如公安局，据说我们单位曾经有孕妇走进来要求查体，因此检察系统队伍建设也是急需人才的，然而自我分配到院里，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在办公室负责报表属，统计学范畴。以我的性格，不出错是不正常的。以至于12个月我报错了11个月，最后的这一个月是没有错，但我还是被调到了业务科室，经济侦查科，工作范围从侦查到起诉，大部分案件500元人民币起限，叫“够刀”。
正是严打期间，各种线索非常多，上级规定一年办三个案子有奖，五个案子立功。想想当时老山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士。在猫耳洞里热得裤子都穿不了，枪林弹雨中用鲜血换回三等功，而我们检察干部虽然也有搜查受阻的危险，半夜蹲堵受罪，但大多得时间还是在清茶笔砚中审讯，充其量熬熬夜，办案数够了，一样的三等功。于是单位楼道里像医院得门诊部，是不是未来的犯人统统排队老实接受调查，有问题拘捕，没问题回家，有同事们有些人为了立功恨不得将自己的岳父拉来凑数。
每天大家都在不同的线索里排查，看谁都像犯人，也恨不得谁都是犯人，尽管关上办公室的门人们照样无病呻yin的吟诗作画，但打开门几乎是各个是神情威严状接近面目狰狞。
记得一次我们科长杨晓林带我去提讯，犯罪嫌疑人是某厂的业务员，也是一个复员军人，受贿的是一台彩电和一辆摩托车，总价值3000多元，那个人的认罪态度很好，问什么说什么，只是有些口吃。
问：你想一想，某某给过你什么？
答“大……大……大……”，随着声音手臂展开，逐渐加大，我放开想象力脑海里跟着他的手臂动作不断变换着想象的物品图形，终于他涨红了脸，喊道：大摩托。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科长在身边狠狠的踢了我一脚，小声说：严肃点儿！提讯完以后，我开始对别人讲起这个笑话，同事说：你还笑别人呢，你瞧瞧自己的袜子！我一低头，一样一只，只是颜色接近。赶紧去买新的，回来时自行车又忘在了商店门口，下班时又是一通乱找。那时的我马大哈加不务正业。可同事们喜欢我的风格，包括科长杨晓林。
年轻真好，年轻可以没有深刻，没有思想，贪图玩乐，不懂事理却自以为是，包括工作态度。我敢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办的错案绝对不少，因为我们不懂得深思。
检察院各科室的首领就像原始部落的头人，我愿意把它称作各个寨子，尤其是经济侦查科、起诉科、办公室的三个掌门人，经济科科长杨晓林、办公室主任孙红剑与起诉科科长江明号称院里的三足鼎立，他们之间似乎不是同事、朋友，是对手。特别是经济科与起诉科两个科，历史以来就是对立的帮派，当然也说明了科室自身的相对团结。
我混迹于其中。
经济科科长杨晓林35岁，标准的电视连续剧里刑警大队长的造型，酷！业务精熟，当时的经济科是大科，35个人，女人仅仅两名，一名是内勤，一名是我，混在一个办案组里。杨晓林把队伍治理的井井有条，队伍中大部分是20多岁的小伙子，精力充沛。正是严打期间，大多的案件线索来源于他们的努力。每天中午我跟那些小伙子们打乒乓球，杨晓林也常常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乒乓球案子就摆放在四楼的会议室里，那里也常常是让人犯们无奈的等待着提讯或提讯之中进行反省的地方。
科长喜欢我。一天我从三楼往上跑，杨晓林从四楼迎面而下，擦身而过的时候，我手里多了一个小纸条，是一个硬硬的白纸卡片，无人处偷偷打开，写着：天行健，君子将自强不息。我笑了。杨晓林大我8岁，人长得英俊但不修边幅，总是一成不变的检察装，这仿佛更增添的他的威严，大多的时候我我怕他。这一点起诉科科长江明则与他完全不同，江明似乎要比他成熟，目光中总是带着几分狡黠，是个相对典雅的男人。江明祖籍山东却生于北京，身上有着北京人的幽默和阴损，貌似不如杨晓林仗义，这起码是我当时的印象，我对江明一直敬而远之，但不排除对他底蕴的欣赏。更多的时候我习惯与同龄的同事们一起玩，交往上的轻松让我愉快。于是无论是江明还是杨晓林，在我眼里几乎都有些隔代之感，因为那时他们明显的权利欲让我无法感到亲近。院里都知道他们两人是对手，而且是情敌，为了一个同样优秀的女人，叫王冉。据说王冉同时爱着他们两个男人，王冉的出色在于精明强干，办案利落，我喜欢她，但是交往很少。
离开检察院时我二十八岁，离开的原因只有一个，伤心。伤心于一个叫做刘晨的男人，他是我的初恋。
“离开我你就别想回来！”记得那年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我插着腰指着他的背影骂道。他没理我，竟自走了。回到屋里，我嚎啕大哭，哭得昏天黑地，他个没良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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