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提到的那位女患者估计是位知识分子，估计受到过革命大批判，受过刺激。她的思维联想和语词新作，打上了那个疯狂时代的印记。
这位女患者的发病同她的文化背景、生活中创‘伤性事件有密切关系。
同样，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也同他的文化背景、生活事件有紧密关系。
猛然一看，他的“秋思”也是思维破裂或不连贯。枯藤、老树和昏鸦好像是不相关的三块碎片或概念如同精神分裂症患者拼凑在一起、错乱堆砌在一起的“语词新作”。其实不然。
它是意象性的天才构成，是美学、诗意的构成。
这三个词有机地组合成了一个画面一个场，能在一代代读者大脑皮层中产生场和场的共振效应。
枯、老、昏是和谐、对称的。
如果换成晨鸦，那便是败笔，诗意会遭彻底破坏。
古道、西风、瘦马，也是对称的、和谐的。
如果换成大道、东风、肥马(或骏马)，那同样是砸锅的败笔。马致远是电影蒙太奇剪辑和组合方法的先驱或鼻祖。
他能够激发读者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艺术空间。或者说，他的成就是营造了一个很大的艺术空筐，让一代代千百万读者用自身的内外阅历和想象力去填满。
《天净沙·秋思》恰似唐人绝句，同一个伟大的数学物理方程有异曲同工之妙，读之令人有骨惊神悚之感，而精神病患者的“语词新作”只能叫人毛骨悚然。
“骨惊神悚”和“毛骨悚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或状态。前者出于惊讶、赞叹和敬畏；后者是由于恐惧、害怕和惊恐引起的。
马致远这首小令是创造心理学的典范。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诗歌创作。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建筑师、作曲家和画家……都可以从“枯藤老树昏鸦”的高超组合艺术学到各自有用的东西。其实，发电机和电动机正是有赖于电、磁这两个概念的伟大组合，从而有力地塑造了当代世界的生活方式。
唐人绝句的成就，说到底也是多个意象元素(元件)组合的高超艺术。
杠杆、支点和地球是三个相去甚远、毫不相关的概念或元件。伟大的古希腊哲人和力学家阿基米德却大胆地、有胆有识地将这三者组合成一个命题，一个“语词新作”：“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杠杆和一个恰当的支点，我就能够撬动地球!”
在纯粹结构上，这个命题同唐人绝句和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有相通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艺术和哲学创作有不少共同的东西。
科学的极致，既是艺术，既是诗，又是哲学。艺术的极致是哲学。哲学的极致是诗意。
这就是在古代的东西方，一些巨人既是科学家、哲学家，又是艺术家的缘故(达·芬奇最典型)。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这首《江雪》也是一个天才的意象组合。
千和万，绝和灭，孤和独是对称的，组合在一起，真是妙不可言!
可以说，一本唐诗三百首，就是唐代诗人大脑两个半球通过高度协调、统一和整合功能的天才产物。
六、中国书法审美哲学及其美学构成的脑科学基础
在前面有关章节，我曾提到过精神分裂症患者也造字、写字，当然那不是书法，只是给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谬误和荒诞感——这或许是病人脑前额叶发生病变的后果(比如体积变小，功能减退)或者由脑内生化物质(如生物胺数量、去甲肾上腺素数量)异常所致?
从精神病患者涂写的汉字，我自然联想起同一根藤上的另一个甜瓜——中国书法的美学构成及其境界的脑科学根源。有时候，站在徐渭、苏轼、米芾和颜真卿等大家的书法作品面前，我会情不自禁地合掌，甚至想下跪大哭一场。哭中国书法纯造型艺术的高古、绮韵和飘逸；哭它的*、雄浑和苍劲；哭它的有刚有柔、有温有威、有法有变。
这些书法大家，用点、线、黑、白来“语词新作”，构成抽象画的效果，以至于不少西方抽象派画家从中寻找抽象主义的理论原理，并汲取创作灵感。
当然，中国书法又是表达内心感情或人格的。
这更妙，更同人脑两个半球有关。有关其详尽机理，我们尚不清楚，而且假说很多。这里涉及一个根本问题：
人脑能否认识人脑?
这涉及我们能否最后揭示天才和疯子现象的奥秘?
我们能知道大脑皮层是怎样工作的吗?(我们这样生生死死地追问，本身就是一种强迫症)
我又一次想起1937年西方生理学家帕培茨(ez)的重要发现：papez’s circuit(帕培茨回路或帕培茨环)。
这是边缘系统神经传导回路，它与人的情绪控制与表达密切相关。帕培茨发现感觉刺激通过丘脑传递到大脑皮层后，再经过“papez’s circuit”的作用，会感染上情感色彩。要知道，情感、情绪是大脑高级功能，参与情感的产生和表达，可能是一个结构和机能相互联系的回路。
我的问题是：中国书法大家在写字的时候，他的情绪、情感、人格、素质和气度也受“帕培茨回路”(或叫通路、环)的调节吗?精神病患者写出怪字，写出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语词新作”，是“帕培茨回路”这个神经结构出了问题的后果吗?
这两者有联系吗?
再者，我们今天欣赏、赞叹中国书法艺术，同它共鸣，也受帕培茨回路这个神经结构的控制吗?当然人的情感产生远为复杂，比如杏仁核团起了重要作用。
明朝祝枝山有言：
“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轻重，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气之清和肃壮，奇丽古淡，互有出入。”(《离勾书决》)
就是说，人的情感发生变化，所写的字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美。然而情感、情绪归根到底受到高级大脑皮层的调节。有一点是肯定的：帕培茨回路和边缘系统参与了情绪的产生和表达。
还有人主张：“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
当然，这只是书法家的一种创作态度(态度可以是多种的)。
大书法家像其他天才和杰出人物一样，在进行艺术创作活动的过程中(从头到尾)。脑内会分泌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的生化物质，这些物质会使人无比兴奋、快乐。这也是他们获得的最高报酬。或者说，这些生化物质是“使命感”带给他们的。
韩愈是这样通过肯定张旭的创作方法来说出自己见解的：“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送高闲上人序》)
天才或卓越人物对外部世界(至少是对某些事物和现象)极度敏感。张旭正是这样。他把一切情感都转换成了一个个会说话、有表情的汉字。他的“可喜可愕”都通过书法表述了出来，恰如海菲兹通过小提琴，施纳贝(sabel)通过钢琴，埃灵顿通过爵士乐把“可喜可愕”表达出来。有“可喜可愕”，又能用语言(这里是指广义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人，是有福的。
小表达，小福；大表达，大福，因为脑内分泌出的多巴胺和内啡肽也越多。
张旭约生于658年，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是个重要人物，他性格异常，疯疯癫癫，是一位站在天才和疯子交界的“边缘地带”的怪才。
《新唐书》是这样形容他的：“……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
这行为举止还不异常么?注意，是异常，不是反常。
张旭是狂醉派的激动，是醉后创作。美酒对他的大脑皮层和杏仁核团等大脑边缘系统有刺激作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