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当晚有多少等着“看戏”的三姑六婆、四叔七爷在场？江冬秀若接受胡适“见个面”的要求，会遭受多少“恬不知耻”的非议。江冬秀在自传手稿里，据说“朴素”、“纯真”地描述了她当时想见胡适、却又不敢见，只好躲在床上哭泣、装病的绞心经验。3胡适固然可以自诩他的“君子”风度，但作为有后见之明的我们，却不能无视于这个“君子”风度之得以展现，是由女性的隐忍来付出代价的。换句话说，胡适提出见面的要求，等于是把江冬秀推进一个两难之局。她如果答应苦等了十三年的未婚夫，出来跟他见个面，恐难免于“干柴”之讥；不见面，又显得矫情，并且有对留美的博士丈夫摆莫名的架子之嫌。江冬秀为了恪守旧* 礼俗，而躲在床帐里暗自饮泣，其所造就的，是胡适“君子”的美誉。
8 月30 日，胡适启程北上，九月十日抵达北京。北大开学以后，胡适开始着手安排婚事。他首先决定的，是把婚期订在12 月30 日，农历十一月十七日，也就是他的农历生日。他母亲的理想，是希望胡适能请两个月的婚假。胡适在10 月底回信，说那是不可能的。由于年假很短，他只能在12 月中回到家里。婚后一个礼拜，他就必须赶回北京。由于必须赶路，他说：“此次或不能带新妇同行”。胡适于是提出另外两个替代方案：一、把江冬秀送到北京去结婚；二、把婚期延到次年夏天。胡适自己所希望的，是第一个替代方案。他说北京的朋友，都劝他在北京结婚。如果此意可行，婚期可以先不择订，但如果江冬秀可以在“十二月三十日前到更妙”。换句话说，不管婚礼是在家或者在北京举行，他仍然希望结婚纪念日也是他的生日。他说江冬秀到后，可以先住旅馆，婚礼就在胡适所租的房子举行。至于亲朋，就等胡适来年回家的时候，再补请吃喜酒。1胡母回信断然地否决了胡适的替代方案：“婚事予意决在家举行。尔所说后二办法，尽可作罢论。”胡适决定把结婚日订在生日那天，而不由阴阳家择日的想法，“虽不为予意所喜，然欲徇尔之意，只得勉如所请。”胡母答应胡适简化婚礼的要求，但须征得江家同意。结婚当天新郎新娘的礼服，胡母要胡适自己斟酌筹办，但提醒他：“吉期所著似未可太从俭朴，墙面攸关。”2
我们从胡适婚后写给韦莲司的信，3得知他返乡结婚确切的行程。他12 月16 日从北京动身，23 日抵家，30 日当天举行了结婚典礼。新婚燕尔的胡适，喜孜孜地在这封信里告诉韦莲司：“我已经结婚七个多星期了，还没向妳报告呢！我们夫妻俩相当快乐，相信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接着，他很自豪地对韦莲司描述他如何改良了自己的婚礼：</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