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苑春家已经全部门窗紧闭，再没有一点声息。妈妈说，苑春在杭州解放前两天就被一个国军军官接走了。她外婆已经住在乡下老家，可没有说出她老家在什么地方，这使我们交房租也成了问题。
“苑春没和你说什么吗？”
“她来过，没和我多说什么，只是红着双眼捉住了我的双手，说声‘太师母再见’就走了。天杰，我劝你赶快把苑春丢开算了，她还满身孩子气，什么都不敢自己做主，和你再亲热，也亲热不成你的老婆。仔细想想，我们清贫人家说到底也高攀不上他们大户人家的贵小姐。”
我没应声。
“不过我倒想问问你，”妈妈笑着说，“你和她究竟已经亲热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不会做出那件不该做的事吧？要不，到了新婚之夜，她被她丈夫觉察了，影响到了他们的夫妻关系，你会害了她的一生幸福啊！”
我涨红着脸沉默了半天才说：“妈妈，这一点你可以绝对放心！我的确从心里喜欢她，怎么会贪图一时之快去做那件事，害了她呢？理智和良心也不允许我这么做！”
“好，我这就放心了。我完全相信你的为人。不过你的婚姻问题的确也应该快点解决，丢开了苑春，就另外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姑娘吧。好在现在已经解放，听说共产党提倡人人平等，再不会有谁嫌弃我们这清贫人家了吧？”
因为单位里进驻军管人员还不久，我们这些旧人员自然得处处注意自己的行为，所以当天下午我就得赶回到杭州去。临走前，我免不得又到院子里去看了看，发现去年端午节前我和苑春一起清扫过不少落花的那一株石榴树，现在又已经开花，开得比去年还盛，一片火红。
这使我立即回想起了那天所经历的一切，想起了那天傍晚和苑春在黑弄堂里的初吻，仿佛那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美梦。
“天杰，你还在那里发什么呆？赶快走吧，要不天黑前赶不上对江渡该怎么办？”
我一惊，这才对妈妈挥挥手匆匆出了院门。
从此，我便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
我很快感受到，解放初期社会生活的改变对我发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正面影响是经济上较之解放前稳定得多了。人民政府为了保障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用心良苦地在某些经济领域实行了名为“折实单位”的金融政策，发的工资随着物价的调整而随时调整，使工薪阶层可以衣食无忧。此外，我们这种人也不再被称作“公教人员”，经过政治上的初步审查统统填写了“干部登记表”，都成了国家干部，只要不犯大错误，特别是政治上的大错误，职业完全有了可靠的保障。再加上当时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到了当年十月，解放了全国的绝大部分土地，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一片欢腾，使我心头对国家的前途，包括我自己的个人前途，都充满了美好的希望。
负面影响则仅限于我的业余创作。因为解放后人民政府在文艺政策方面竭力主张为工农兵服务，只有写工农兵和领导工农兵的革命干部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革命文艺作品，而所有的报刊和出版物又都属于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不写工农兵及其领导干部题材的作品，当然再不会有发表的机会。我谈不上是一个工农兵，更没有丝毫的革命经历，以往写的全都是被称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哪里还能给它们找到出路。不过我对此却完全口服心服，唯有责怪自己在旧社会里只知道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浑浑噩噩地混饭吃，浑浑噩噩地到处和女孩子们谈情说爱，缺少进步思想，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漠不关心，这才会落到被革命文艺拒之于门外的可怜境地。不过我仍然没有放弃我对文学的爱好，还是不断地看书，不断地写作，把写作当作为一种练笔和消遣，用来满足我自己那必不可少的精神需求。
妈妈年纪已渐渐老了，让她一个人继续住在家乡那个冷落的院子里，使我很不放心。好在我的经济收入已比较稳定，于是就把她接来了杭州，在单位附近一个旧式院子里租了两间偏屋居住。房东是一个很喜欢打扮的婶婶，人人都叫她张师母，她自己只留一间朝南的正房居住，其余的房子全都出租，所以同院的邻居很多。
这一下，我终于弄清楚了一个问题：人民政府并不把大量出租房屋的人当作剥削者而加以禁止或取缔，可见苑春她小娘舅说的并不是事实——他把苑春骗了。
在此期间，尽管妈妈常常唠叨起我的婚姻问题，担心我错过了年纪永远讨不上老婆；但我总是听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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