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妈妈对我的婚姻问题更加充满了热望。她说，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多的是又时髦又有文化的漂亮姑娘，赶快留心好好找一个吧。
这一年我已经二十九岁，自己心里哪会没有这样的想法？可是我刚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各方面都得好好学习，怎么能一到出版社就把注意力放到寻找恋爱对象方面去呢？
再说，我除了编辑工作以外，还得在业余抓紧时间不断地从事写作。我既写儿童小说，也仍然丢不开自己喜欢写的、写了用来给自己欣赏的成人小说。实际上我私下里写了没有往外投寄的成人小说，较之拿出去出版的儿童小说还多得多。
两年多过去，我在编辑工作中经常受到编辑部领导的表扬，在创作上也不断有儿童文学新作问世；但在谈情说爱方面却绝对是一片空白。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台工作机器，生活反而比以往单调、乏味得多。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渐渐觉察到上海这个大城市好像并不是一个适宜于像我这样的人谈情说爱解决婚姻问题的地方，尤其是在我所处身的文化知识界。我很快注意到这里的姑娘们大都有一种优越感，特别是政治上的优越感，她们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对方的政治条件。她们找的不是地下党员就是南下革命干部，至少也该是在政治上有培养前途的共青团员。她们自己十有九个都是共青团员或候补党员，哪会把我这个非党群众放在眼里。对于我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她们非但不当一回事，还把它看作为一种追名逐利的个人主义行为，以至于把我看成了一个头脑里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异类，仿佛我身上潜伏着某种可怕的危机似的，避之而犹恐不及。
这样到了1955年，由反胡风运动开始，继而开展了肃反运动和审干运动。党团员们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开会。胡风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其中有一个胡风分子还是编辑部的领导，一位很有名气的儿童文学作家。这使整个出版社的政治气氛一度变得十分紧张，人人自危，尤其是一些从事过文学创作的编辑干部。到了运动后期，领导上也找我作了个别谈话，要我认真写一篇自传，重点是深入检查一下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这时候我才领悟到单位里的年轻姑娘们一直把我看作为政治上的异类是有道理的，她们在政治上都比我有远见，比我高明得多。
我正忙着在写自传，一天，人事室的一位保卫干部突然通知我立即去一趟，说是要我去说清楚一个问题。这使我很是忐忑不安。
那位保卫干部的态度相当客气，他让我说一说解放前所有的社会关系。我就凭着记忆，把带点政治污点的社会关系都说了，其中也包括我那个在旧政府教育厅里当过科员的堂哥。但保卫干部认为我还没有说到问题的点子上。他终于严肃了起来，问：
“你认识一个叫孔德法的人吗？”
“孔德法？不认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是吗？那我就老实对你说，孔德法是一个潜伏特务，如今已追捕归案。在他的揭发交代中提到了你，说你解放前夕曾经去过他家，还和他的一个未成年外甥女儿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我相信这样一类的事你决不会忘记。”
我一听就恍然大悟。这孔德法肯定是苑春的小娘舅无疑。我的整张脸都已发烫，顿时羞愧得汗水淋淋，喃喃地说：“嗄，想起来了……这人的外甥女儿……可这人的外甥女儿当时已有十八岁……”
“不，据孔德法说，十八岁是她的虚岁，实际上她当时未满十八岁，还是个未成年的少女。和一个未成年的少女乱搞男女关系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品德问题。幸而这件事发生在解放以前，组织上也不想多加追究。但现在你已经是一个国家干部，这就得在思想上深入挖掘一下这种腐朽丑恶行为的根源。要是这样一类的事发生在解放以后，问题可就相当严重。这一点你必须牢牢记住。好吧，今天就要和你谈到这里。你回去以后可得好好考虑考虑，除此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类似的问题需要向组织上认真交代的，尤其是发生在解放以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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