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呼吁公正在以人为本的现实里，也已经不再是空谷足音了：
上山下乡下放劳动，其实是领袖人物根据自己成功的切身体会，结合古今中外青年人成才的经验，按照温室里面难以培养栋梁之材，青年人要经风雨见世面，要到大风大浪里面去锻炼的理念，在和平建设时期制定的一项政策。延安时期领袖人物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领袖人物就令他住到农民家劳动。建国后的六七十年代，周-恩-来的侄女也下放劳动过、董-必-武的儿子下放劳动过、习-仲-勋的儿子下放劳动过，许多中央委员的子女都下放劳动过。
我们不能忘记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基本国情。那是一个刚刚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度，不仅缺医少药，而且人民的生活还处在极度的贫困中。经过此前100余年的战乱纷争，经过一系列西方列强的瓜分掠夺，曾是文明古国的中国，财富几乎被洗劫一空，其国民的文盲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高小毕业生便被称为“知识分子”。而在广大农村中，就连高小毕业生也极少。
在中国工业经济和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尖锐矛盾和问题：一方面，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到来，广大农村急需大批劳动力，特别是急需一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一个会计，一个记账员，都使那些曾苦大仇深的庄稼汉们望眼欲穿，欲求而不可得。另一方面，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管很快，但其规模和结构尚不尽合理，中小学生的入学率较高，而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时还不能满足需求。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分配和就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随着建国后医疗水平的进步和婴儿成活率的大幅度提高，这个问题愈来愈突出。据统计，仅1955年一年，全国就有57万中学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
下放劳动作为一项政策是有多方面的作用的。它不仅有让青年人去锻炼接受再教育的目的，还有让知识青年把先进的文化知识带到农村去，改造农村建设农村的目的，也有缓解当时的就业矛盾的目的。当然一项政策不可能十全十美，有的地方有的人可能是受到伤害，到农村下放劳动毕竟不是旅游度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下放劳动确实很艰苦，但是国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为知识青年下放劳动提供了一些条件，比如前三年有一定的生活补贴、保证粮食供应、提供住房、农具、生产队安排比较轻松的农活等。有的知识青年担任了农村学校的老师，有的担任了生产队的会计、农业技术员、有的成为拖拉机手、有的成为公社各级组织的领导人，董加耕、邢燕子和侯隽在那个时代是知识青年的楷模。现在的许多领导人就是做知青时从生产队长干起来的。上山下乡使知识青年不仅自身得到了磨练，也为广大的农村带去了文化科学和文明，为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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