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遇到了或者将会遇到类似的麻烦！如果不及时查清原因并且制止的话，严重的问题可能会象流行病一样流传开来。”
我只顾自己说话，但还是忍不住向阴暗中瞟了一眼，烟雾明显接不上，周局长显然被我的话吸引而忘了吸烟。我把头掉开，压低声音，清清楚楚地说：“我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中国开展工作始终不得其门这么多年后，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虽然我们国家特别是你们安全部保密相当严密，可是我们都忘记了，同学之间根本无密可保，你分配到什么单位，干什么具体工作，干得如何，以及你的提升情况、家庭情况等等，同学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如果说这些还都没有什么，那么更加致命的则是老同学之间几乎都对对方的性格、优缺点、喜好了如指掌，这样设想一下，如果国外情报机关以这个为突破口的话，情况就严重了。人家国外的情报和反间谍机构虽然也招收大学生，可是没有象我们国家那样在如此狭小的范围内挑选。
“周局长，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致命的弱点，只是看你是否找到这一弱点吗？对于一个老成持重的成年人或者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你可能无法抓住他或她的致命弱点，可是对于我们高中毕业就进入大学，同吃同睡同学习好几年的同窗同学来说，每个人有什么致命的弱点大家彼此就都一清二楚，你爱虚荣的话，每个同学都知道；你爱占小便宜，大家早就不借钱给你了；你荷尔蒙过多好色的话，大家住一个宿舍，睡上下铺，晚上你手y把床搞得支支叫，大家更是心照不宣。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我的同学中出现了那么一个人，他不但精通心理学，而且知道每一个老同学的喜怒哀乐，又得到中央情报局支持的话，后果会怎么？”
我故意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周局长，我对广东和酒泉两位同学出事的分析认为，他们都是栽倒在自己的致命弱点被人家清楚地掌握住。什么人可以如此清楚掌握他们的致命弱点呢？我想除非亲戚朋友，否则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老同学了。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我们该担心的就大了，国内的不说，据我所知道，我们班还有派遣到国外工作的，如李建国被秘密派遣到国外从事我太空研究相关的绝密工作，他这样的不是随时都会有生命的危险，你得尽早撤离他们——”
“十分钟到了。”烟雾中传来周局长竭力保持镇静的声音。我停下来，却没有动。直到感觉到烟雾消散，周局长站起来，我才转过头。在我面前的仍然是一张慈祥的脸，我叹了一口气。我理解周局长的谨慎，由于我已经不是部里的特工，加上我刚才的问题确实敏感，所以我们采取了我明他暗的方式，并且我讲话的过程中他一次都不打断或者接话。要知道，对于有经验的情报人员，观察面部表情几乎可以得到至关重要的情报，例如如果刚才我可以观察到周局长的脸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话，那么在我十分钟的推测陈述过程中，我就可以从他喉头、大动脉、眼睛跳动的频率，肢体的移动再反“推测”出这位北京最高级的情报首长对我十分钟推测的每一个细节的反应。如果那样的情况真出现，国家机密就可能受到严重侵蚀，国家安全就一定受到危害。所以对我如慈父般的周局长在知道我要提出敏感问题时要求我“按照规矩”，结果自然是我滔滔不绝讲了十分钟，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得到，出现在我面前的仍然是先前那张慈祥的面孔。
“小杨，”周局长开口了，声音中透着疲倦，“我一直很信任你，你也很有头脑，不过一涉及到工作的话，保密制度必须不折不扣的实行，不能有丝毫个人感情牵涉其中。我信任你是一回事，我们是否按照保密规矩行事是另外一回事。你刚才谈的我都认真记下来了，为了便於你可以进一步配合我们工作，我这里在允许的范围内适当透露一点情况也无妨，希望你可以开动脑子，经常对事情多问个为什么。”
周局长接着说：“我们从华盛顿得到的绝密情报称，一位叫郭青青的女人被中央情报局派遣回中国。这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的华盛顿朋友中央情报局哪一年不是热情洋溢地给我们输送间谍过来？人家的工作就是要搞我们的情报吗，是不是，再说我们也有反间谍机构，不就是要等他们输送的人上钩？可是由于提供这份情报的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后来经过查证，这个消息属实。可是我们却遇到了难题。以前中央情报局派遣人员过来前，我们大多可以掌握他们的身份或者身体相貌特征，可是这个郭青青却什么都没有。后来我们进一步查证后发现，原来郭青青是国内过去的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的学生，在美国深造后和一个教授结了婚，并取得了绿卡。大概在2000年离了婚，之后她在纽约找了一位叫麦克的整容医生给自己整容，手术经历一年，她几乎是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但这时发生了‘911事件’，整容医生麦克当时正在大楼内，不幸丧生，同是所有关于郭青青整容的一切资料也在那场灾难中彻底毁灭了。郭青青是在申请美国国籍时发现问题的。因为她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如果没有医生的证明，美国根本无法承认她就是原来郭青青。”
“可是，在美国得到绿卡时，不是要打印指模吗？”我打断问。
“说起来可怕，那郭青青据说为了十指修长，连手指都做了修整，结果指模受到破坏，所以fbi根本不承认她。郭青青当时非常紧张，不但身份需要回复美国籍，而且离婚时获得的不动产等都需要她去办理。据说她那段时间很着急，东托人西找人的。可是在美国标榜的是讲法，制民主，托人有什么用？后来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完全掌握。不知道到底是她找到中央情报局还是中央情报局找到她，总之他们双方做了交换：中央情报局为她解决了身份，她大概答应为中央情报局做些事情。我们当时得到的情报只是说，郭青青被派遣回了大陆。”
“但是，周局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算一个叫郭青青的女人被中央情报局派遣进入大陆，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中央情报局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每年多多少少的总得派遣一些间谍过来吧，不然他们上百亿美金的经费如何花费？”我不以为然地说。
“话虽这样说，可是由于这次情报来源重要，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加上以往中央情报局派遣进入中国大陆的间谍大多是美国外交官、商人或者学者，就算偶尔派遣一些华裔人士进来，也大多是以学者身份顺便获得有关资料的，并且多数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你大概也知道，中央情报局派遣的很多特务几乎都是在一进来我国领土后就被我们监视控制，有时我们为了让美国不要那么霸权，希望他们真正了解中国，所以我们就让他们的特务多收集一些中国的‘情报’，你知道美国有邦反华人士整天宣布中国威胁论，我们都多次声称，公开辩解，可惜他们都不信。所以，我们就让他们的间谍来收集一些情报。这些情况你也知道，所以我们一般对於中央情报局派遣过来的特务不但不紧张，有时看他们收集了错误的情报，还‘故意’帮助他们呢。不过，这次好象不同，回到郭青青吧，这次中情局竟然派遣经过易容的间谍过来，情形有些异常。事实上这样的事只在冷战期间美苏对峙时美国才使用过，目前中美关系虽然问题多多，但总的方向还是朝健康关系发展的。美国在这个时候突然对我采取如此极端的秘密间谍派遣，其目的何在？我们非常重视。”
周局长停了一下：“如果再结合你的分析推测，我觉得问题比先前想象中的更加严重。但由于纯粹是推测，就算正确，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呢？你的同学不但分散在各地，而且也不只是在国家安全部门，就算是在国家安全部门，我们也无法对他们一一明说，这样可能打草惊蛇，这件事看起来还有些难办。”
我很高兴周局长认同我的分析。不过也许是他们早就掌握了情况，周局长只是顺着我的话说而已。我突然想起田海鹏想找同学聚一聚的谈话，我兴奋地站起来，“有了，周局长，有了！”
“说来听听。”
“是这样，毕业都十几年了，我们同学基本没有搞过聚会。我可以联系广州几位同学策划一次同学聚会。这样大家不就都一起来了。”
“都到一起就好办了。我可以派几位专家暗中配合你，我们还可以搞一些窃听。我想，以你的才能，我相信你可以摸清一些基本情况，看哪些同学异样，哪些又太正常，好主意！小杨，我可以私下提供你们一些聚会活动经费。”
“不用了，老局长。”我笑笑，“我有个同学这两年发了，他一直想花点钱联络老同学。这事交我来办好了。”
“好，就这么办。对了，小杨，你刚才说什么同学李建国被安全部派遣到国外的事，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哎呀，周局长，你该不会认为老同学之间真有秘密吧？我们今天一晚上不就在谈论这个话题吗？”
“你误会了。我是问，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如果是他告诉你的，那么你应该有他的电话或者地址吧？”
“当然是他告诉我们的。不过，我们这一代都是靠电子邮件联系的。”我想起田海鹏的话，笑着说。
“那你可以把他的电子信箱号码给我吗？”周局长看着我，“你不会连我也不相信吧？”
我把田海鹏给我的他们一直联系的电子信箱地址写给了周局长。
之后，得到周局长的同意，我立即就拨通了田海鹏的电话。我在电话中告诉海鹏我想和他一起组织一个同学聚会，电话那边立即传来激动的声音。我放下电话后也兴奋到极点。可是回头一看，周局长竟然斜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知道这样的行动对于周局长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我扯出毛毯轻轻地给他老人家盖上。
※※※※※※※※※
第九章 你以为你是谁？
我以前经常逛火车站，我喜欢身在火车站的那种漂泊无定却又充满向往的感觉。我主动向同学会筹备负责人田海鹏提出，由我负责接所有坐火车到广州来的同学。火车时间无定，加上经常晚点，估计整个星期六都得在广州火车站度过。然而我却惊奇地发现自己前一天晚上竟然兴奋得无法入睡。
小时候，家乡县城的火车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父亲每次到县城开会，都会把我带在身边。那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去火车站玩。父亲于是就会在散会后从会场最后一个走出来，拍拍一直坐在会场外面傻等的我的肩膀，牵起我的小手，向位于小城北面的火车站方向走去。我一路崩崩跳跳的，心儿随着越来越近的气笛声“扑通扑通”的乱跳。父亲则一路沉默。到了火车站我喜欢在站台上跑来跑去，追着每一个火车头激动得手舞足蹈。如果可以呆久点的话，会有南来北往的客运火车经过小城车站。这时我就会站在一旁，学着站台服务员的样子，打着手势让火车停下来。运气好的话碰上慢车，火车真会随着我的手势慢慢地停下来。我就会突然安静下来，紧张地盯着每一个窗口看，里面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让我心里很不平静。我一边看一边想，那些都是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呢？我今后会不会遇到他们中的一个？又或者今后好多好多年后，会不会有个陌生人突然对我说：“你就是站台上的那个孩子吗？”这样想着，火车就慢慢出站了。我向火车上每个窗口的陌生面孔挥手再见，可是没有人看到我。我知道火车很快会到下一个站，那里肯定还有其他孩子在站台上等看火车，而这个站台上只有我，我总是难受的想哭。这时一直蜷曲在站台一角的父亲会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牵起我的小手，父子两人就这样默默地离开。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当时到城里开会，几乎每次都是开批斗会。而父亲就是批斗会上的主角之一。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是有四十亩地的地主，父亲解放后就一直在公社中学教书。那些年他几乎成为每一场运动批斗的对象。但是据说，无论是作为地主剥削阶级，还是右派，还是臭老九，父亲都可以配合造反派或者政府深刻检讨自己，还可以以事实深入浅出地教育人民认清自己这样的坏份子。由于父亲的检讨深刻，往往连当地政府官员或者造反派都没有能够揭露的内心世界都可以淋漓尽致地坦白出来，所以那些年县城每每有重要批斗会，都会让父亲去受批斗。最后，父亲还要代表地主阶级，右派或者臭老九发言。父亲在发言激动的时候，还会抽自己耳刮子，带头高呼打倒自己的革命口号。据说就是因为父亲可以这样委曲求全，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所以始终没有丢掉教书的工作，我的哥哥姐姐也才可以读完高中，我也就经常可以进城看火车。
那时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幼小的心灵里装着那么一个神奇的火车站，已经足够我整个童年梦想不断。在我十七岁那年，我第一次坐上火车。那一天父亲背着我的箱子一直送我到火车上。哦，我兴奋地寻思，我终于过到窗子的这一边了。火车慢慢移动时，我生平第一次从火车里面向窗子外面看，发现站台上父亲仍然一路小跑跟着火车，不停向我挥手，脸上不知是汗还是泪。父亲那激动的样子象极了我以前在站台上目送远方的列车离去。
那天到北京火车站前的十四个小时，我一分钟都舍不得闭起眼睛，我记忆着每一个经过的城市名字，我搜索着每一个经过的火车站台。晚上，我又为每个从火车旁边一闪而过的小镇村子浮想联翩。我想找到站台上象我这样的男孩，我想象那一闪一闪的村子里都住着什么样的人。今天我终于坐在火车里往外面看，可是，我却始终没有明白过来。里外我都看过了，火车站和火车对于我却仍然是神秘和有吸引力的。
我的憧憬，我的彷徨，我的希望，我的惆怅，都和火车站连在一起。
一晚上没有睡好，星期六早上却仍然可以精神抖擞地直奔广州火车站。早上第一批到的同学包括从上海来的三位。上海市委保密部门的邓克海，中国旅行社上海分社的蔡芬芬，以及浦东开发区的陈卫家处长。火车还没有到站，我就坐不住了，起身在广场上游荡起来。广州火车站和我记忆中的小城火车站完全不同，不要说看不到火车，就是看到也是一个个悄无声息毫无生气的电动火车，和记忆中那让人心跳加速的轰隆隆的庞然大物根本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出于对家乡小火车站的怀念，我以前在北京和后来到广州后都还是常常喜欢到火车站。特别是来广州后，充满盲流的火车站很快给了我另外一种奇怪的感觉。那些挤逼在广场和候车室里的一群群盲流都让我仿佛看到过去的自己。不过从那些盲流看我的眼神里，我知道现在的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了。我衣着整洁，皮光肉滑，时而昂首挺胸，时而低头沉思，我知道自己在这群盲流中可谓是鹤立鸡群。我不完全把这看作是虚荣心，事实上这样的感觉让我为自己的努力而自豪，也为自己创造更好的未来提供动力。
直到后来我的口袋被火车站的小偷划破过两次，我才少去了。但是让我真正不再去火车站“忆苦思甜”，为自己奋斗找动力的原因则是因为那次公安清查无“三证”人员。那次看到盲流被公安呼来喝去，少带一个证就塞进大货车拉走，我心里很有些抱不平。我在广场上慢慢度着步子，这时一个公安迎头向我走来。
“站住！检查‘三证’！”他朝我这边招招手。
我回头看看，没有别人，只有我。我不相信地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我吗？”
“不是你还有谁？”公安很不耐烦。
“你没有搞错吧？”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潇洒地做了几个盲流绝对不懂做的动作冲公安笑笑：“我不喜欢随身带证件，这里小偷多。”
“那你就是‘三无人员’，你上那边那个车，快点，自觉点吧。”
我一下子怔住了。公安很认真的样子，公安是不会判断错的，难道我和火车站上的这些盲流是如此相似？难道我不是从外表到内心都早已经脱胎换骨了？难道我不是鹤立鸡群吗？后来当我好不容易离开火车站后，我停留在一个玻璃外墙的建筑物外面仔细地打量自己。我看到的是一个皮肤干燥黝黑，无精打采，风尘扑扑的中年人，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这就是我吗？我实在不知道玻璃墙上的那个人和我在火车站上看到的盲流有什么不一样。后来我终于明白，我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自己，虽然我一直努力在改。我，杨文峰，仍然是一名离开家乡到处打工流浪的盲流！——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到火车站去过。
从上海来的火车缓缓进站了，我情不自禁地随着其他接客的人潮向闸口涌过去。我原来还担心会不会认不出他们三人，当他们出现时，我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三位都是上海人，毕竟是大城市的人，和我不同的是，我从17岁离开家乡县城的小火车站后，就几乎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改变自己（虽然不久前，我才发现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上海同学就不一样，他们始终如一那个样子，就象动辄开口“阿拉上海人”一样，充满自信和自傲。
他们三人站在火车站广场上，我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鹤立鸡群”，判断力再差劲的公安也不会检查他们的“三证”。
老同学久别重逢，没有开口大家已经拥抱成一团。来自浦东开发区的陈卫家一身名牌让我眼花缭乱，在阳光下不时闪闪发亮的卡提亚镀金眼镜让我不敢直视，这一切都让人自然联想到浦东开发区的光辉成绩。在我们班一向有“上海宝贝”之称，小巧漂亮的蔡芬芬一直在旅行社靠收取小费过日子。以前还有些担心老同学如何维持昂贵的上海生活费，见面后立即发现那担心是多余的，我瞬间已经计算出这些年蔡小姐涂抹在脸上和脖子上的化妆品都不会比我生活总开支少，光彩照人的蔡小姐竟然和十几年前在学校时几乎一模一样！如此高超的美容保养让我想到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精湛手艺。
在保密部门工作的邓克海虽然也只是个副处长，可是却是我们同学口中的最有官味和官派的，高级西装仍然掩盖不了他微微隆起的小肚子，他见了我，本来是想象接待外宾一样和我握手的，却被我硬是抱住了。“你小子富贵了不少！”我打趣地说，陈卫家马上接上来，指着邓克海的小肚子羡慕地说：“他们单位油水多，要是别的单位，他这点小肚腩至少得是个局长。”我听后故作惊奇地打量着邓克海，小蔡也在旁边开口了：“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小肚喃，不知道要多少鱼翅燕窝鲍鱼汤，外加多少山珍海味，并且要多少日积月累才可呀。”
我们都笑起来，邓克海脸有些红，他一边整理西装一边转移了大家的玩笑：“我还是喜欢坐火车，虽然火车票贵点，但是高级包箱里有洗手间，一晚上很是舒服。”
我点点头，我没有坐过这样的高级包箱，据说只有上海到北京和上海至广州之间有一两班次才挂这样的特别包箱，有一人间的，也有两人间的。两人间里可以关上门zuo爱，在轰隆隆的火车上zuo爱，很让人神往。
“可惜，你怎么不带上嫂子呀？”我打趣地说。
邓克海的脸上闪过一丝阴影。他们没有大件行李，我特别嘱咐他们把自己的包包看好，然后我们一起向出租车站挤过去。背着大包小包的盲流好几次把我们四人撞散，到出租车站时，蔡小姐已经汗流浃背了，糟糕的是涂上厚粉的脸被汗水一冲，好像专供行人跨越的斑马线。
上了出租车，邓克海副处长就皱着眉头抱怨说：“你们广州怎么搞的，一个好好火车站被盲流搞得乱糟糟的。”
“上海不是这样吗？”我问。
“你大概是好久没去上海了吧，上海现在好得很。我们实行见一个盲流遣送一个，虽然市政府花费了不少钱，可是你到我们火车站的广场看看，干干净净，找不到盲流和乞丐。再看看你们广州火车站——哎呀，这路边也一样，到处都是衣冠不整的盲流。单从这点上看，你们广州还想和上海竞争吗？”
我心里突然有些生气，只是看着窗外的盲流，叹了口气说：“我们广州也没有办法，这也毕竟是他们的国家！”
27位能够赶过来的同学分两大桌子在花园酒店宴会厅欢聚一堂，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并不是多见的。北京大学近百年的历史上可能没有一同学会可以收集齐所有的同学，总有人毕业不到两年就夭折或者莫名其妙地失踪，加上学理科的大学生毕业后纷纷出国留学，而学文科的一般不出一年又总有坐牢的。一开始见面时大家还没有完全放松下来，特别有两位女同学忙着抽空往脸上涂脂抹粉，好几位处长仍然不适应没有领导预先作报告定主题的聚会。在田海鹏宣布这次同学会的主题后，气氛才逐渐融洽起来。
田海鹏说，40位大学同班同学，除了一位因病去世，四位同学完全失去联系，剩下的有在国外和建设大西北的无法赶过来，今天共有27位同学来到广州。这27位同学中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干到最高职位的是正处级，最低也是副处级。在公司干的最高职位是董事长，最低也是副总经理。还有个体户，也都是比上不一定不足，比下却绰绰有余的。为了大家能够欢聚一堂，畅所欲言，谁都不要情不自禁地摆臭架子。今天同学聚会的主题就是：你以为你是谁？
大家都笑起来，气氛显得异常的轻松。四年大学最后好象以分配单位宣布了胜败优劣，然而十年的时间几乎又重新排列了一遍。大学里成绩最好的王启留，现在因为在报社和主编关系紧张，结果头上的头发都愁得屈指可数。而我们班当时多次被老师归结为失败典型的夏豪强，目前开着奔驰轿车，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据说，他目前唯一发愁的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好几位情妇不要同时出现在同一间五星级酒店。
田海鹏也介绍了被判终身监禁的李军的一些情况，这让大多同学比听到有同学因病去世的消息更加难受。因为李军的关系，同学们本来聚在一起喜欢谈穷比富的兴趣都荡然无存了，大家谈得最多的，反而是那些至今没有消息或者失去联系的同学。我自己竖着耳朵听着来自各方的有关郭青青的蛛丝马迹。田海鹏提到小江西李建国时，大家突然表情严肃起来，把声音压得尽量低沉，交头接耳后，眼里的崇拜和向往的表情表露无遗。
宴会后，大家在宴会厅聊天，宴会厅旁边还有四五间小房间，就象网络聊天室一样，要好的同学，或者想聊点“见不得人”的往事的同学可以成群进去聊。晚上已经由田海鹏安排了一层酒店客房招待大家，虽然说田海鹏也早就声称来参加同学会的路费杂费一律由“一年之计”实报实销，可是同学们都一笑置之。大家心知肚明，能够来参加同学会的，哪个不是憋足一股子劲头想方设法炫耀一番？别说报销路费，就是都来找自己报销路费，也会打肿脸充胖子同意下来。再说，在座的各位同学，哪位没有报销的路子？所以田海鹏把嗓子都叫破了，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到他那里去领路费。
我穿梭在同学之间，大家谈笑风生，好不开心，十二点过后，气氛不见冷淡。我因为喝了几口酒，有些飘飘然，于是乘大家不注意，进入一个最小的休息间。我刚想关门休息一会，邓克海推门进来了，虽说他的官派和傲气很让我不舒服，可是在学校时我们的关系就不错，加上大家毕业后都进入类似的保密单位。我等他进来后，把门关上，他没有看我，摇摇晃晃的，手里竟然还举着半杯酒，那显然已经是几杯下肚之后新加上的。
“我说，你不能喝就别逞能，何苦和那帮子北方来的比酒量，你哪里是他们的对手？”看他有些神志不清的样子，我忍不住数落他。
“唉，就你还知道关心我，我现在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呀。”
“胡扯淡！你大概是错过了提升正处长的机会，就在那里借酒消愁吧？如果那样的话，你可是找错人了，我早就是平民百姓啦。”
邓克海用发红的眼睛盯着我，突然仰头喝光杯子中的白酒，顺手把杯子丢在地毯上，“他妈的，杨子，我真羡慕你，平民百姓，真是好呀，有时我是想当一个平民百姓都没有办法呀。”
我突然意识到什么，班上最有官派的同学此时怎么象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我关心地坐近他身边：“老同学，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看我能够帮得上忙吗？”
“你？”他用红眼睛瞪着我，“你能帮什么忙？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能够帮自己，如果到了自己都无法帮自己时，别人又如何能够帮你？”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一时无言。一瞬间的沉默后，他又说：“我都没有人可以诉说，这些年得罪太多朋友，疏远太多同学了。哎，都怪我。不过——”
他停顿了一下，压低了声音说：“杨子，你仍然是最值得我信赖的。我真想告诉你，可是，可是——唉，你知道，如果我告诉你的话，虽然只是想听听老同学的意见，可是却可能会把你卷入进来，我哪里忍心啊。”
“如果你觉得我可以给你意见，就诉我吧，我不会让自己卷进去的，老同学了还不知道我的某些能耐吗？”我安慰地拍拍他的肩膀。
邓克海低下头好一阵子没有吭声，我以为他睡着了，他突然抬起头，吓了我一跳，“告诉你吧，我被勒索了！”
他想接着讲下去，却让我一阵紧张。我向他打了个停止说话的手势，他会意地打住话题，五分钟后，我们来到宴会厅外面吸烟室的一角坐下来。由于周局长不让我知道他们的行动计划，我猜测我们同学见面的地方都安装了窃听器。以邓克海身为国家保密机构领导的身份，他受到勒索，情况可能很严重。所以我不愿意在我未搞清楚情况前让周局长的人窃听到我们的谈话，这样很可能会毁掉老同学。好在邓克海也很有经验，并没有多问。我们两人坐在一角，虽然隐隐约约听得见同学们的聊天声，但有一堵墙把我们两人和宴会厅隔开。
“我被勒索。”
“你刚才说了。”我压低声音，故作平静，淡淡地说。
“勒索我的可能是海外的情报机关，甚至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我的心猛跳到嗓子眼上，但我仍然竭力掩饰着内心的紧张。
“他们不公开身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这样，无论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会成为丑闻！”
“有这个可能。”我点点头。
“可是在我这一方，却是没得选择，或者说是无路可走。”
“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解地思索着，“如果他们认为你没有退路，只有就范的话，就不会隐藏自己的身份了，这是基本常识，间谍机关隐藏身份去搞敲诈是没有先例的。”
“你的话也许是对的。”邓克海低着头，“也许只是我自己觉得走投无路，他们以我在美国的妻子孩子做要挟，让我为他们工作。”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急忙问。
“两个月前，他们给我三个月的时间考虑，否则——”
“天啊！”我激动地站起来，“你当时汇报了没有？”
“没有！”
完了，我心里想，这样的事情只有在事后不超过两小时汇报给上级才有可能得到理解。现在两个月都过去了，无论他怎么做，都已经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不，按照国家特殊部门保密法规定，他已经犯了严重罪行了。
“老同学，你怎么会那么糊涂？”我生气地吼着。
“我一点不糊涂，杨子！你现在才听到，你可以在同学会后就去举报我，因为如果你不举报我，你也犯了罪。你并不是真正的普通老百姓，老同学，我说的对吗？”
我看着他充满血丝的眼睛，真想给他重重的一拳，他确实把我推向了犯罪的边缘，不过和他的境况相比，算不了什么。他自己身为国家高度保密单位的一官员，在知道接触了海外情报机关人员的情况下，不立即汇报，本身就是重罪。
“杨子，你听我说，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我是不知道该如何做呀。他们掌握我妻子和孩子在外面的所有情况，并且对我们的财产经济状况一清二楚。我想是因为我妻子最近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不会是这样的。”我打断他，“克海，你应该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至今还没有使用过这样敲诈勒索的方法对中国开展情报工作，特别是不会利用在美国国土上的中国人作为敲诈的筹码。你妻子已经是美国绿卡持有人，孩子在美国出生，都是美国公民。中央情报局会拿你妻子和孩子以及财产情况做筹码敲诈你？真是不可思议！你是被吓糊涂了，怎么没有一点判断力？美国人标榜自由民主，至高人权，如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你在美国的妻子的财物不清楚的情况来敲诈你，那么你一旦公开，在美国受到攻击的将不是你，而会是中央情报局本身！美国国会和人民以及某些华人团体，亚洲社区都不会放过中央情报局的。你该不会告诉我，你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吧？”
“你真认为老同学我是白干了吗？”邓克海也有些激动起来，“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情况呢？可是这不正是他们不肯说自己是中央情报局的原因吗？加上，我如何在美国和他们抗争？到时我妻子出来指控他们，到哪里去找他们？如果他们声称自己只是私人情报机构甚至一些人权团体什么的，我们怎么办？另外，最主要的，你想了没有，这件事情一旦公开，我——，哎！”
这才是整个事情的关键！我总算明白了。我问：“你妻子没有犯罪吧？”
“完全没有。”
“那么你供她出去定居的钱有很大的问题吗？她去美国定居，你们单位知道吗？都告诉我吧。”
“我妻子是在我当科长的时候就出去了的。当时我也只是想让她到那边可以多生几个孩子，我喜欢多养两个孩子。我把这件事情对当时的处长说过，因为我只是个科长，所以并不需要上面批示。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把柄。至于这些年我供养妻子和孩子们在那边的生活开支，基本上都是我辛苦赚来的。最早是炒了点股票，后来介绍一些海外的客人回来投资，人家给过一些感谢费。至于说贪污公款什么的，我可从来没有过。你也知道我们这些单位哪有什么公款可以贪污？”
“那你有什么好怕的？”
“有什么好怕的？老同学，你不是生活在月球上吧，说话倒轻松。我们在美国有房子，还有存款，总共虽然不多，也就只有四百多万人民币。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制度，虽然漏洞多，可是死板也是够呛的。你让我如何交代这四百多万的来历？事情闹大后，我还不得一笔笔交代来源，你让我到哪里说得清楚？哪个处长没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存款？可是又有哪一个可以真正交代清楚每一笔钱财的来源呢？”
他看我吃惊地看着他，挥了挥手，紧接着说：“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说不清楚是一回事，贪污又是一回事。例如我们国家有明文规定，我这样的国家干部不能炒股票，可是我炒了，人家就凭这条就可以给你扣上一顶帽子。再说，我利用同学关系介绍外商到上海投资，收取点好处费，天经地义吧，可是如果你考虑到我的工作性质，这无疑也是受贿呀。唉，我还需要解释吗——”
“不需要了，老同学。”我陷入沉思。
“他们当时威胁我，我就想，如果我立即报告的话，那么我一定要说明自己的情况，那样在我没有后台的情况下，我就彻底完蛋了。如果我不报告，先拖着，敷衍他们一段时间，然后自己找机会离开中国，到美国和妻子团聚——”
“你竟然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是中央情报局在打你的主意，他们会放过你吗？他们甚至不会给你签证，而强迫你拿绝密文件去换取签证！”
“唉，反正都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