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留下来的。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其作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唉，那小媳妇唱得真是好，唱得人心里痒痒的，骨头麻麻的。后来我到了陪都重庆，现那里的妓女们都会唱《鲜花调》。杨凤良曾对我吹牛，说那是他带到重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连街上卖抄手的都会唱。军统里面，唱得最好的是戴笠。戴笠的嗓门很大，高八度。有一年的圣诞节，为了密切干群关系，戴笠给我们表演了一次。他捏着嗓子，模仿女声，唱到&ot;玫瑰花儿开碗呀碗口大，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刺儿把手扎&ot;，他还跷起了兰花指。别笑，他的兰花指跷得比我还漂亮，不知道是不是跟胡蝶小姐学来的。前面说了，胡蝶是个雍容华贵的女人，万人迷。她是我们戴老板的妇。和我的梦中人阮玲玉一样，她也是上海月份牌广告上的常客。
刚才讲到哪了？对，讲到杨凤良了。当时葛任把杨凤良介绍给我以后，说，他可以安排我和杨凤良一起离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我就追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撵我走，是不是担心我连累他，可他就是不说。住了几天之后我才知道，葛任撵我走，其实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当时政府方面正加紧围剿苏区，而红军方面正在搞肃反运动，像我这种外来人，完全是两面不讨好。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才说出那番话的。但问题是，外面围得跟铁桶阵似的，我怎么走得脱呢？说不定还没有走出大荒山，我就去见马克思了。事已至此，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说一步吧。，就这样，我暂时留了下来。
12花腔（7）
好一朵莱莉花
整理这份自述稿期间，我的耳边经常响起《鲜花调》那熟悉的旋律。我常常忍不住想，如果杨凤良没有遇到那个&ot;小媳妇&ot;，如果那个&ot;小媳妇&ot;唱的不是《鲜花调》，而是别的什么曲子，这本书可能就得另写一遍了。
在谈论这歌之前，先介绍一下葛任与杨凤良的一些交往。据冰莹回忆，葛任最早知道杨凤良其人，是在1932年初。众所周知，那一年的1月28号，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与日军交火，史称&ot;一，二八&ot;抗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双方边打边谈。杨凤良当时是中方谈判代表之一。为了一些日语的翻译问题，杨凤良曾派人到慕尔鸣路拜访过葛任。但当时，他们并没有见过面。战争结束以后，杨凤良跟随蔡廷锴回到了福建。
1933年，蔡廷锴在福建反蒋抗日，宣布建立&ot;中华共和国&ot;，定福州为都，废除青天白日旗，另立上红下蓝、镶嵌有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改年号为&ot;中华共和元年&ot;。中国地盘上再次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中华民国，中华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即苏区如同当年孙刘结盟抗曹一样，后两者也结成了战略同盟，共同抗击民国政府。双方建交之后艮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第六条之规定，互派了大使：瑞金派驻福州的大使名叫潘汉年，福州派驻瑞金的大使名叫尹时中。杨凤良先生，当时就是尹时中的助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使馆参赞。
杨参赞就是在瑞金认识那个&ot;会茶艺，会唱戏&ot;的&ot;小媳妇&ot;的。孙国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向我提到过此事：
我们闽人就喜欢抿那一口。杨先生早年当外交官时，也喜欢到茶馆去。杨先生曾与我说起过，当时，瑞金人常去的一家茶馆，是一家姓陶的人家开的，卖的是我们福建人爱喝的乌龙茶。葛任到瑞金开会时，他也曾约他到茶馆小聚。他与陶氏夫妇甚是熟稔。但事隔不久，它便被80v1（苏维埃政府）缴了公，陶氏夫妇也回了大荒山白陂镇。得便，杨先生便追到了白陂镇。姓陶的巳经跑了，也可能是死了，反正家里只剩下了女人。那女人本是江浙一带的人，伶牙倒齿，唱得一口好戏。杨先生着迷了，以为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并在多年后借奔丧之名，再度来到了白陂。
据《民歌简史》（莽原出版社，1979年版）介绍，《鲜花调》最初流行于、仪征、扬州等苏北地区，及安徽天长南部一带。联系到孙国瑋先生提到那个女人的&ot;江浙口音&ot;，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是她将这歌带到大荒山的。也就是说，她对这歌后来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下面就是《民歌简史》所收录的《鲜花调》的歌词。从字面上看，它确实像是在打骂俏，适合在妓院里传唱。难怪范老当年会听得&ot;心里痒痒的，骨头麻麻的&ot;：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不芽。
好一朵金银花，好一朵金银花，金银花开好比勾儿芽。奴有心釆一朵戴，看花的人儿要将奴骂。
好一朵玫瑰花，好一朵玫瑰花，玫瑰花开碗呀碗口大。奴有心釆一朵戴，又怕刺儿把手扎。
后来的《茉莉花》就脱胎于《鲜花调》。改动的地方主要有两个：一是将原来的&ot;金银花&ot;和&ot;玫瑰花&ot;都改成了&ot;茉莉花&ot;；二是将原来的&ot;奴&ot;改成了&ot;我&ot;。1957年，经过修改后的《茉莉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在中国唱片公司出版了第一张唱片。1965年，这歌次走出国门，与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起出席了万隆会议。随后，这歌的旋律又多次在莫斯科、布达佩斯、地拉那、华沙、平壤、哈瓦那、河内、巴格达响起。我本人也曾多次在电视上看到过根据它改编的器乐作品和由它配乐的舞蹈。
1997年6月30号午夜，我在电视机前收看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时候，又听到了中乐团在现场演奏的《茉莉花》。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它。当时，我对它的历史还一无所知。
13花腔（8）
胡安之死
呆是呆下来了，可英雄无用武之地呀。我就对葛任讲，你得让我重新上岗啊，这样人才浪费，未免太可惜了吧。葛任说，，白陂刚好缺一名《国语》课教师，你就先顶替两天吧。我从来没想过当娃娃头。可一想，这跟科教兴国战略有关，我也就不再推辞了。我说，好吧，只要能上岗就行。就这样，在葛任的关怀下，我这个学法律的半路出家，拿起了教鞭。对，就在现在的希望小学。它原来是个土地庙，胡安第一次来的时候，捐了一笔钱，把它扩建了一下，变成了一所学校。当时的学生真是五花八门，有的已经当爷了，有的还穿着开裆裤。谁不好好学习，我就以革命的名义随便训他们。因为我的课讲得好，人又爱干净，还有一个女学生爱上了我。和你一样，她头上也有个银质夹。那是我送给她的，我在路过大埔时买的，本来是想回去以后送给夫人的，现在看来用不着了。小姐，你不要笑。革命和爱是一对双胞胎，自古以来，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也难过英雄关，彼此彼此。有革命的地方，就有爱。葛任看我乐不思蜀，就问我是不是爱上了这个地方。我就说，是啊是啊，这里比上海还舒服。在上海，每天得看老婆脸色，在这里，别人得看我的脸色。巧土！我本来以为就这样舒服下去了，可没想到，战争说来就来了。
那年夏天，蒋介石命令汤恩伯进攻苏区。老蒋可真够幽默的。他是个光头，可制定的战术却叫梳头。梳的头？小姐，我还没想到这一点。没错，当时确实长披肩。不过，在当时的苏区，大权还不在的手心。当时苏区执行的是左倾路线，军权在李德手里，老毛是受排挤的。我当然见过毛。有时他会和瞿秋白同志一起到白陂来，找葛任聊天。因为他受了排挤，所以郁郁不得志。瞿秋白跟葛任很能聊得来，可以说无话不谈。有一天，葛任对我说，你知道我和秋白同志为何谈得来吗？我说不知道。他说，秋白的经历与他很相似，别的不说，连|||乳|名都一样，都叫阿双。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葛任正和秋白谈着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老毛又来了。葛任和秋白向老毛宣传他们的主张，说，中国的方块字太难学了，国民素质太低，就跟方块字难学有关。还说，新的文化人都应该学用拼音文字，给民众带个头。人们自觉使用拼音文字之时，就是国民素质大幅度提髙之日。他们两个都是书生，一说起拉丁化，就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老毛说，书生们，别谈什么拉丁化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咱们还是摆摆龙门阵吧。什么叫（摆）龙门阵？就是聊天嘛。他要聊的是&ot;三国&ot;和&ot;水浒&ot;。小姐，不是吹的，现在像我这样和第一代领导人的核心有过接触的，已经凤毛麟角了。我还记得，老毛当时瘦得像棵柳树。因为长披肩，所以可以说是棵垂柳。怎么说呢，除了下巴上的那个瘊子，他与后来百元大钞上的水印头像简直判若两人。
对，长披肩。你别以为只有现在的年轻人才长披肩，那时候老毛就开始留长了。《圣经》上说得好，月光之下，并无新事。这种事早就有了。我曾跟范晔有过一次辩论。她说唱摇滚的都是新人类。我说新个屁。男人留长，女人留板刷，再到三里屯泡泡吧，就是新人类了？要说女扮男装就是新人类，那你们的姑奶奶花木兰、祝英台该怎么称呼？要说泡吧，我在酒吧里尿出去的酒精就比你们喝下去的多，那我也算新人类了？范晔气得噢噢叫，拍桌子打板凳，恨不得杀了我。杀了我，她也不是新人类，只能是新人犯。她说她的哲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听着就乐了。胡诌什么呀，这不是语录嘛，什么时候成了她的哲学？小姐，你不要笑。我知道你和范晔是好朋友，站在一个战壕里。不同意（我的看法）不要紧，咱们可以辩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嘛。我从来不怕辩论。真理就像灯捻，向来都是越挑越明。
不说这个了，还是来说老蒋梳头吧。头从西南往东北梳，一开始梳得并不流利，可是梳着梳着，就流利起来了。当时苏区的指挥权在李德手里。你喜不喜欢看球？我？我当然喜欢。在海外的时候，我经常去看球。这两年，我也关心起了中国的职业联赛。千万别小看那个皮球，它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缩影。你也爱看？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讲清楚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开放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米卢蒂诺维奇。对，米卢是国家队的（教练〕，不说他了，还是来说倶乐部。李德就是外籍教练。外籍教练不懂中国国啊。老毛私下也说过，虽然李德是军事学院的髙材生，可他的水平还比不上我们的土八路（注：当时还没有&ot;八路&ot;的称号）宋江。宋江三打祝家庄，一步一个脚印，可圈可点呀。可李德呢，因为不懂中国国，所以尽管是主场作战，还是免不了要给对方送分。左倾路线害死人啊。他说不过是蚂蚁罢了，用樟脑画条线，蚂蚁就爬不进来了。所以他不打防守反击，要打就打全攻全守，比分一落后，就贸然地打起了长传冲吊。结果呢，攻，攻不进；守，守不住。好多时候，前线就压在我方的小禁区。这样一来，不光对方连连得手，我方还时不时地来两个乌龙球，自己扇自己嘴巴。当时，同志们都私下议论，应该把李德的樟脑给没收了，送给他一点薄荷油，让他清醒清醒。
14花腔（9）
我听田汗说过，好端端的一个碉堡，一炮就给轰掉了。当时用的是普伏式山炮，德国造。还有102口径的重迫击炮。那玩意儿厉害得很，打碉堡就跟敲核桃似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时候，红军已经准备撤退了，只是我们还蒙在鼓里。有一天，我和葛任正在散步，突然看见一队红军沿着白云河往西走。有一个背着军锅的坎事员，是个老实人，他来向葛任行礼的时候，冰莹问他，你们要去哪里？那人没有说话。那人走了以后，冰莹说那人没有礼貌。你听听，都什么时候了，冰莹还礼貌长礼貌短计较着呢。葛任对她说，上面不让他们乱讲，他们自然只能当哑巴，这是铁的纪律。就在同一天，我看见我那个相好手上起了血泡，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们都在编草鞋，每个人要编五双。她呢，觉得应该追求进步，不能给我丢面子，就额外多编了两双。哟嗬，不对劲啊。大敌当前，放着工事不挖，打那么多草鞋干什么？晚上睡觉，我从她的头里闻到了一股香气，炒面的香气。我就问她，白天是不是炒炒面了。她说是啊。这一下我心里有数了。我连忙去问葛任，葛任刚从瑞金开会回来，应该知道。他说他已经问过李德了。李德讲了，那支红军是刚组建的，拉到前线锻炼锻炼，这是鹰最初的飞翔。多年以后，我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看到了这句话。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飞翔？问题是，明明是撤退，为什么要说飞翔呢？我不放心，就又去问了田汗。可田汗说他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我们还是趁早准备，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他们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讲了讲草鞋和炒面。他们立即交代我不要乱说。葛任还对我说，杨修的故事你总该知道吧？小姐，你知道杨修吗？，杨修是三国人，聪明绝顶。曹丞相出兵汉中讨伐刘备，有一日定口令为&ot;鸡肋&ot;。杨修同志眉头一皱，立即猜出曹操要撤兵了，于是他就到处乱嚷嚷。他不知道，他猜出曹操用意之日，就是他命丧黄泉之时。听葛任这么一说，我的脊梁骨都麻了。
我记得，就在我怀疑将要撤退的第三天，我遇到了胡安。自从到了苏区，我再没有见过他。他在一个山沟里建了一个造假窝点，领着一帮人制造伪币。那些伪币是要在白区用的，曾给国民党的金融体系造成很多麻烦。胡安卖家业卖来的钱，全都用来购买造假设备了。他还造了许多假美钞，上面印着美国任总统华盛顿的头像。跟真的一模一样，上面也印着一行字，我们信仰上帝这次见到他，我以为他掌握了什么报，来和女婿商议良策的。我旁敲侧击，问他听到了什么风声，可他却是个大糊涂蛋，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他是来看巴士底的。后来，他憋不住了，终于说出他是来演戏的。演戏？演什么戏？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正要走开，他又忍不住了，说他在山沟里都快憋死了，他一生视钱如粪土，现在让他每天和钱打交道，烦都烦死了。他早就不想干了，想出来演戏，可领导不放。现在，领导终于开恩了，让他出来过一把戏瘾，参加《想方设法要胜利》（《无论如何要胜利》）的演出。还说，在法国时他就演过戏，当时演的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说着，他就眉毛一挑，有板有眼地给我背了一段莎士比亚的台词怎么样？他问我。实事求是讲，他还真是一块演戏的料。他真应该留在上海，和阮玲玉演对手戏。他对我说，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机会登台，现在总算逮着机会露一手了。我问他演什么，他说演英雄人物没意思，因为你得板着脸说话，他要演就演白匪。他还顺风扯旗，说导演对他很欣赏。我后来得知远不是这么回事。原来，演白匪的那个同志闹绪不演了，才轮到了他。胡安当时很激动，脸色通红。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半天，想，莫非我多心了？倘若行将撤退，组织上哪还有闲逸致，让大家看戏呢？
演出地点是尚庄。前面说了，冰莹原来也在里面演一个角色，可那天，她偏偏没去，是另外一个女演员演的。我这才从葛任那里知道，冰莹怀孕了，不能再淋雨了。对，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她没去，葛任也没去。瞿秋白那天来找葛任，讨论拉丁化方案，想去也去不成。我？当然去了。虽然下着雨，但还是去了，不能不给胡安面子啊。胡安化了装，帽檐朝后，装模作样地抽出皮带，严刑拷打台上的那个女人，非要让人家交代红军的下落，还不时在人家的脸蛋上左摸一下，右摸一下。我一看他那个样子就乐了。我旁边的一个人也梧着嘴笑个不停。我一看，那人正是杨凤良。杨凤良得意地告诉我，他认识那个女演员，因为她常去找他的相好，要跟她学唱歌，跟她学茶艺。我们影响旁边的人看戏了，他们让我们闭嘴。我看见他们都握着拳头，不停地喊着打死白匪。你说得对，这说明胡安演技髙超。我和杨凤良也跟着喊打死白匪，打死白匪。什么叫白匪？称红军为赤匪，红军称为白匪。为了让胡安知道我们在为他捧场，我和杨凤良把嗓子都喊哑了。胡安别提有多得意了，又是叉腰，又是吐痰，在台上横着走过来，横着走过去，就像一只大螃蟹，吐白沫的大螃蟹。把那个女演员&ot;打昏过去&ot;以后，他恋恋不舍地回到了幕后。我记得最后一幕是这样的，那个女演员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表了一通演讲，然后高呼苏维埃共和国万岁，斯大林万岁，红军万岁，打死白匪，打死蒋介石，打死汤恩伯。就在她振臂高呼的时候，舞台前面突然乱成了一锅粥，接着是一声枪响。事来得太突然了，我还以为白匪杀过来了。等我迷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是观众在放枪。而应声倒下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革命引路人胡安。他刚从台上下来，还没卸装呢。他太性急了，急着向观众打听对他的演技有何反映，可还没有问出个所以然，就吃了一枪。他躺在一摊雨水里面，嘴张得很大，眼窝里都是泥，有一只耳朵也被打豁了，看上去就像拉丁字母v。
15花腔（10）
这么多年来，胡安的身影常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自从川井向我提起希望小学的事以后，胡安在我眼前晃得更勤了。去年有一天，我抚今追昔，夜不能寐，一时心血来潮，就賦诗一。夫人还以为我在给哪个小姐写诗呢，追着要看。我认为我写得不错，看过的人谁不说好。好几家报纸都争着表，后来《诗学》〈《中国诗学》）捷足先登，把它了出来。不过，诗里面没有提到胡安的大名。不是不想写，而是不能写啊。道理很简单，他生活在历史之外。至今，我还没有看到哪本书上提到他。有谁知道他呢？谁也不知道，所以写了也是白写。再进一步讲，中国诗词讲究平仄，把胡安（两个字）放到里面，也不好押韵啊。
历史诗学
在《中国诗学》杂志2000年第3期上，我看到了范继槐先生的那诗。从诗中看，范老确实早就想过重游白陂了：
千里跋涉寻梦来，半世灯火照戏台。
军民同欢军歌亮，白云河映白陂月。
东边喊罢西边和，前幕拉上后幕开。
想方设法要胜利，你称赤匪我称白。
外教东进短兵接，本帅西向长征烈。
荒山依旧枋口绿，老泪犹滴苏维埃。
诗中果然没有出现胡安的名字，更没有提到胡安的英雄事迹：为扰乱国民政府的金融秩序而造假。范老说的并没有错，从诗学角度讲，把&ot;胡安&ot;、&ot;造假&ot;这些字眼放到里面，还真是&ot;不好押韵&ot;。由此看来，曾外公胡安的死，既在历史之外，又在诗学之外。
曾外公胡安当年的&ot;造假窝点&ot;，位于白陂镇十五里以外的一个山谷。有趣的是它也叫后沟如前所述，白圣韬曾被关押在延安的后沟。我曾经到过这个后沟。时过境迁，现在那里只剩下了一间行将坍塌的石屋。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从石屋前裂开的石条中长了出来，犹如梦幻之物。石屋的周围杂花生树，树枝上落满了鸟粪。这一切都说明，它早已被人遗忘在了时光的尽头。
最先透露胡安死讯的，是上海的《民权报》和天津的《津门报》，两篇文章内容基本相同。下文选自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00月10曰出版的《津门报》，里面提到&ot;赤匪造假高手胡某&ot;是被政府某保安团击毙的，这显然与范老的自述大相径庭：
记者近日从xx保安第xx团获悉，赤匪造假高手胡某巳被击毙，给国庆献上了一份厚礼。自二十年（注：即1931年）九月国民党中央党部致函国民政府，提议悬赏缉拿赤匪要犯以来，赤匪要人已屡受重创。胡某虽非赤匪要人，然其制造假钞，图谋危害民国，破坏安定团结之大好局面，逆迹显著，亦不可小覷。据悉，胡某此次是在参加一个恶毒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与军队形象的活动中，被我乔装打扮的保安团成员击毙的，可谓死有余
如果这段话属实，那么事就太蹊跷了：因为如果曾外公是被保安团击毙的，那么依照惯例，苏区定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事实上，曾外公与烈士这个称号毫不沾边。毕尔牧师在《东方的盛典》中的一段话，或许有助于这个谜团的解开。他先写道，是我的姑祖母先看到《津门报》上的这篇报道的。我的姑祖母立即怀疑，文中所说的胡某，就是葛任的岳父胡安，并担心葛任也遭遇了不测。毕尔牧师接下来写道：
因为《津门报》曾宣称，&ot;凡天下所可刊新闻，无不刊登。&ot;所以上面时有虚假报道。我想以此说明，这很有可能是妖惑众之辞。但我无法安慰她，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忧虑也与日倶增。这之后，我通过红十字会中的朋友查询此事，得知死者确系胡安先生。不久，红十字会中又传闻，胡安其实是被红军击毙的。因为红军已经败北，正图谋转移，而胡安对红军巳毫无用处。至于政府所宣称的是保安团乔装打扮深入苏区内部所为一说，其实只是政府的离间之计。政府的用意很明显，即以此诱使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及自相残杀，从而走入那万劫不复的深渊。
16花腔（11）
其实，这几种说法里面，我倾向于相信范老的说法，即曾外公的死，是由于观众混同了艺术和现实的界线而误致的。我想，如果热爱戏剧表演的曾外公胡安泉下有知，对《津门报》和《东方的盛典》上的说法，他也不会认同。他或许还会认为，能够死于观众之手，对他来说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顺便补充一下，我最近一次见到曾外公的名字，是在《南方金融时报》年10月12日）上面。众所周知，这已经是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时代了。我看到&ot;胡安&ot;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一个与曾外公重名重姓的人。文章的题目是《伪币犯赖治国引渡伏法》。讲的是在香港和美国警方的合作下，公安部门最近捕获了一个制造假币的犯罪团伙，并将其头目赖治国从美国引渡归案。据赖治国坦白，他是在祖父影响下走向犯罪道路的。他的祖父生前曾向他透露，他的那手&ot;绝活&ot;是跟着一个名叫胡安的人在大荒山学会的。有趣的是下面一段文字：
警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鉴于此前一些伪币犯也曾提到过&ot;胡安&ot;其人，并称胡为&ot;大宗师&ot;，警方认为，在我国南方某些地区，一定还隐藏着另外一些与胡安有关的犯罪团伙。在庆功会上，有关领导号召同志们在鲜花和荣誉面前，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争取为人民再立新功。庆功会上，同志们也都纷纷表示，一定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尽早将所谓的&ot;大宗师&ot;胡安捉拿归案，以不辜负组织上对自己的殷切期望。
有什么办法呢？正是因为胡安被排除在了历史诗学之外，他们才会犯这种知识性错误，并注定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
17花腔（1）
每天都有人头变白
胡安死去当晚，冰莹哭昏了几次，眼珠（泡）肿得像两个水蜜桃。葛任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带着冰莹母女马上离开苏区。他说，左倾路线越来越占上风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许多人都知道我和他在日本时与陈独秀有过交往，对我们不大放心。小姐，我前面说了，在日本时，陈独秀曾多次到过川田家里，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怎么能想到，现在这竟成了我们的历史问题。我非常感谢葛任的提醒。多年之后，我之所以想方设法要放走葛任，就是考虑到他那时对我的救命之恩。，你说对了小姐，当时我若是不走，指不定会成为左倾路线的刀下鬼。所以，现在提起此事，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左倾路线害死人，我们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但主要是反左。
谈话地点是枋口小学后面的凤凰谷，四周很静，偶尔能听到一声狗叫。我问，有没有查出那个开枪者。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催我快走，越快越好。他让我看在昔日的分，能够把冰莖母女送到天津。说里有两个牧师，一个叫毕尔，一个叫埃利斯，他们会帮助照料冰莖母女的。我问他怎么办，他说他虽然名叫葛任，听上去和&ot;个人&ot;谐音，但他的命运不能由个人做主。然后，他告诉我，他会派阿庆护送我们走出苏区。
重新回到他的住处时，冰莹巳经醒过来了。她要去一个叫西官庄的村子接女儿。因为她一直在演戏，也因为葛任有肺病，容易传染，她把女儿放在西官庄的一个老乡家里。葛任讲，他已经派阿庆去接了，一会儿就接来了，还是先准备行李吧。我们等啊等，怎么也等不到阿庆。士！到了后半夜，他终于回来了，满脸是血，腿也瘸了。他说，他在西官庄见到了蚕豆，可是带不回来。葛任问为什么？阿庆说，老乡担心他是骗子，专门骗小孩的，死活不愿交给他，还放狗咬了他一下。葛任问他何故脸上也挂了彩，他说路上遇到一群饥民，挨了一顿揍，马也受了伤。后来得知他是一名红军，才放了他一马。冰莹又要昏过去了。葛任一直在安慰她，说保证将蚕豆送到天津。冰莹对葛任说，能不能找翟秋白商量一下。葛任说，秋白也是自身难保，我们别给他添乱了。就在我们正说话的时候，田汗把通行证送来了。，从这件事上看，他跟葛任的友谊确实不一般。通行证就是救命稻草，要是没有它，想走出苏区那简直是白日做梦。田汗这时才说了实话，告诉我们红军真的要转移了，转移之前，会进行清洗。你不懂什么叫清洗？清洗就是肃反，肃清反革命，所有的人都要过过筛子，有疑点的都要清理出革命队伍。
我们终于出了，因为走得急，我连自己的相好都没有带。走的还是和胡安来时的路线，只是已经物是人非了。我不断地想着胡安的死。脑子里枪声一直在响，就像点着一挂鞭炮。命运真是难以捉摸，不久前，是胡安把我带到了苏区，现在我却要带着他的女儿逃离苏区。他若是泉下有知，不知该做何感想。当时，我们跑啊跑，昼伏夜出，终于到了大埔。前面说了，大埔是个重要的交通站。可到了大埔，原来的交通员却一个都不见了。没办法，我只好把冰莹交给了当地的一个老乡。当然，我给了他不少钱。假钱？哈哈哈，你真是个机灵鬼。没错，确实是假钱。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阿庆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说，我得再回去一趟。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的相好还留在苏区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就这样一拍屁股走了，也太对不起人家了。我要他们在这里等我，等我把那个相好接出来，再一起绕道香港去天津。他说他愿意和我一起去。我去征求冰莹的意见，告诉她，我返回去之后可以把蚕豆带出来。冰莹说。她真是个好女人，反复交代我，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还说，她时刻为我祈祷。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和阿庆刚离开大埔，就被敌人逮住了。
小姐，刚被俘的时候，我并没有投降。我还是撑了几天的。他们说，你们的政权马上就要吹灯拔蜡了，你们不是鼓吹暴力革命吗？这就是暴力革命，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马上就要进攻苏区了。我当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与他们争辩。我说，人民，列宁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而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他们知道马克思，但不知道恩格斯。我给他们解释了好半天，临了，他们突然给了我一个耳光。说，说来说去，恩格斯还不是工厂主的儿子，属于资产阶级。那一耳光打得我七窍生烟。后来，又撑了几天，我就撑不住了。不投降不行啊。有人说，我这个人一辈子都在不停地投降，还说我见了女人就磕头。小姐，我给你磕头了吗？没有嘛。还有人说我是天生的叛徒。笑话！用叛徒这个套子就能把我套起来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诛儒又怎能为巨人做好铠甲呢？听他们那么一讲，我好像毫无信仰似的。谬也！我是有信仰的，我的信仰就是希望国家强盛，早日实现现代化。可是，要强盛，要实现现代化，先得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你知道，我是学法律出身，讲求秩序和以法治国。没有安定团结，什么事都干不成。你说奇怪不奇怪，当初那帮人也是这么给我耍花腔的。别说，还真把我说动了，后来我就投降了。这是大气候和小气候决定的，也怨不得我本人。其实，人们每天都在投降，就像每天都有人头变白。后来，每当有人在我面前叽叽喳喳，说东道西，我就会想起鲁迅的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18花腔（2）
既然投了降，还被任命为一支小分队的副队长，那就不光要有语，还要有实际行动。为表现自己拥护安定团结，我就把造市厂供了出来。反正红军要转移了，造币厂也没有用处了，胡安也死了，都说出来也不要紧。不光我投降了，阿庆也投降了，他也供出了造币厂。直到1943年，我在大荒山见到了白圣韬，我才知道阿庆一直是田汗的人。前些日子，秘书让我看了一份材料，是个姓朱的人（注：指朱旭东）写的，上面说，阿庆当年投降是田汗安排的。我再想起当年的形，就忍不住有个疑问：莫非我当年被俘，就是阿庆泄的密？当然，我只是猜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什么？供出冰莹？不不不，我没有，阿庆也没有，这一点我还是可以打保票的。
关于阿庆的一点补充
范老看到的那份材料，就是朱旭东后来整理表的《与田汗将军拉家常》中的一篇：
每当我提到赵耀庆，田将军就说他记不清。可是这一次，田大人自己说漏了。他说冰莹是我派人送走的。那人叫阿庆。&ot;我故意逗他，是不是《沙家浜》里的阿庆。他说不是，是另一个阿庆。后来，他就说开了。他说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洗脚，那小子一溜小跑来向我请假，说葛任让他送冰莹离开苏区，他不能不去。这事葛任已经同我商量过了。当时左倾路线错误很严重，冰莹要是不走，不光她有危险，还会连累葛任。我让阿庆不要声张，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先照葛任说的办。他担心路上会被白狗子（白匪）俘虏。我就说，当了俘虏，照样可以为党工作嘛。他迷迷瞪瞪地看着我，我说，这就相当于换了个工作岗位。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注：朱旭东在此注明，田汗同志记糊涂了，当时还没有学雷锋这档子事呢！），干一行，爱一行，永做革命的螺丝钉。我交代他，要是被俘了，可以向敌人报告造币厂藏在哪条沟里。要实事求是，不要说假话。这样一来，敌人就会信任你，把你当成座上宾，你也就顺利打入了敌人内部。他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连说不敢。我摸着他的后脑勺，说，看你那副熊样，起来！造币厂巳经废了，闲着也是闲着，正好送给白狗子。如果白狗子也用它来制造假币，那正好可以扰乱国民党的金融秩序，这比尖刀插进他们的胸膛还要厉害。那小子一听，扑哧一声笑了。他比猴都精，把事办得天衣无缝。当然，这也跟戴笠有关系。他跟戴笠是老乡。国民党反动派向来很庸俗，讲究什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不讲原则。后来的许多报，都是阿庆捎过来的。后来，他突然失踪了。再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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