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
那天上午，我刚到办公室，职业思想政治工作者龚某人就兴冲冲闯进来，哗啦哗啦晃动着手上的几张《北京青年报》，劈头盖脸就问：“这几天我让你看的报纸都看了吗？”
我说：“都看了。”
“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
“今天还敢辩论吗？”
“随你便，我奉陪到底。”
于是我和龚某人之间的又一场辩论正式鸣锣开场。
在欣赏这场辩论之前，有必要交待一下相关的背景。龚某人，男，三十多岁，名牌大学马列主义学院研究生毕业，某单位一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该单位与鄙单位相隔一条马路，两年前，以匡正思想学术、整肃世道人心为己任的龚某人，听说在离他办公桌不到千米远的鄙单位，居然有一个成天胡思乱想、狂言无忌的“异端”在进进出出，便立马气势汹汹找上门来，要对我进行最彻底、最有效的说服教育工作，最终挽救我这个在思想意识上已经病人膏肓的“失足青年”。结果可想而知，每一次最后必然升级为辩论的谈话都不欢而散。7月13日至17日，《北京青年报》“热线传真”版连续刊出几篇中小学教师给学生写的评语，集中反映了现在教师评语正在“从原来冷冰冰的套话，慢慢变成了充满鼓励的嘱咐，人称也从‘该生’、‘该学生’改成了让人亲切的‘你”’的情况。不放过任何一个思想工作契机的龚某人，几天前提醒我注意阅读《北京青年报》的这组报道，“希望你能有所启发”。我潘某人何等人也，他龚某人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因此早已做好辩论的准备啦。
现在回到辩论现场。龚某人问：“一名心理学研究人员说，‘老师的评语最起码要准确、客观、全面……这种评语以夸奖和鼓励为主，但同时也用一种很可爱的笔调指出孩子本身还存在的问题。这样首先是加强了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知道他是很棒的，是有很多优点的，是得到老师的认可的。而在儿童、幼年和少年时期自信心的培养是很重要的，对他今后生活很有帮助。’你是否同意这种分析？”
潘某人答：“完全同意。”
龚某人：“我们对其他人的评判，是不是也应该遵循这种思路？”
潘某人：“那要看具体的评判对象。对正在成长中的身心发育还不够成熟的青少年，当然要以鼓励为主，必要时甚至可以奉上像‘你的眼睛有着童话人物善良的光芒，你的样子有着喜剧角色迷人的力量’、‘你是我们班最优秀的男孩’、‘你是班里的小偶像’那样带有吹捧色彩的语言；但对一个具有明确自我意识因而必须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的成年人而言，我们就不能对他一味夸奖、鼓励、吹捧。”
龚某人：“但你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看一个人只看到他的短处和缺点，接着就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对他进行猛烈抨击。更严重的是，在你所有的文章和言论中，从来没有说过政府的一句好话！而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是，我们的政府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很了不起的成绩，你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却死死揪住政府工作中的一些在所难免的不足或失误不放？”
潘某人：“谢谢你这么看重我所从事的工作，但我仍然要澄清你对我的误解，否则我很有可能被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境地。首先我要强调，我们评判一个成年人，或者批评一个政府的工作，与中小学教师给学生写年终评语有着本质区别，即后者是对学生的全面评价，而前者不过是针对这个人或政府某一方面进行评论，只是‘部分评价’。所以，我如果说某人‘简直坏透了’，并不等于说他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都彻底腐烂了；说政府某项工作做得不好，‘老百姓中意见很大，长此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并不等于说政府已经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
龚某人：“你既然也知道政府有很多做得很好的地方，为什么对此只字不提？”
潘某人：“如果我每谈一个问题之前都要声明一句——‘当前形势从宏观上看是良好的，官员绝大多数是廉洁的，各项工作总体上是卓有成效的’，我累不累呀！”
龚某人：“同样都是中国人，同样都是政府的老百姓，别人能念念不忘政府的好处，你为什么不能？还有，老师的夸奖和鼓励对学生的成长有好处，老百姓的夸奖和鼓励也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你一贯主张对政府进行批评，是不是巴不得政府的工作越来越糟？请问你是何居心！”
潘某人：“同样都是中国人，同样都是政府的官员，为什么焦裕禄、孔繁森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胡长清之流却只管大捞不义之财，猛刮民脂民膏？你要能解释这个问题，我就能回答为什么你总是念念不忘政府的好处，而我却敢于直言不讳政府的不足。第二个问题，你必须弄清楚，政府不是小孩，不是小学生。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上讲，政府是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组织社会政治生活、制定并维护经济游戏规则的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老百姓和政府的关系，不是教师和学生之间那种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而是被组织者和组织者、被管理者和管理者、参与者和动员者、纳税者和食税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政府必须是成熟的、负责任的‘成年人’，而不能像小学生那样心智简单，心理脆弱，忍耐不了‘赞扬缺乏’导致的寂寞，经受不起严厉批评带来的压力。一个学生有理由要求老师给予他足够的鼓励和赞许，更有理由要求给予他足够的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机会，而老师这样做非但自身毫发未损，反而对学生的成长大有裨益；但一个政府就没有理由要求公民给予他足够的鼓励和赞许（特别没有理由要求公民只给予鼓励和赞许），更没有理由要求给予他足够的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意味着社会发展被人为阻碍，人民的权益横遭侵害。虽然我们还是一个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但政府并不是一个严重缺乏自信心、整天眼巴巴渴望着鼓励的小学生，而更应该是一个和我们签署了合同（社会契约），需要我们一板一眼地与之谈判、不折不扣地与之协商的现代企业（国家公司）。谁要是只看到政府的‘很大的、很了不起的成绩’，而讳言政府的‘在所难免的不足或失误’，谁要是认为我们只能对政府赞誉有加，不能对政府微辞半句，谁要是妄图剥夺人们批评政府的权利，那我不得不怀疑，他到底是眼力有问题呢，还是脑子有问题……”
龚某人（气急败坏地）：“你，你，简直是歪理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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