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展
每年元旦、春节期间的贺岁片，让忙活了一年的老百姓哈哈一乐，此乃中国电影人一大创造也。但是2004年的贺岁片《手机》，给我们带来的笑声，却显得有点沉重、苦涩和发人深省……婚外情有别于*易，*易又有别于性丑闻，再等而下之就是违法犯罪的卖淫嫖娼了。婚外情总还有个情字在嘛。剧中人费墨说这个东西沾不得摆不脱，实在是个麻烦，但有的人在竞争压力之外再加压——宁可短寿，自找麻烦，也要钻这个葛藤纠缠的怪圈而不能自拔。
传媒大量报道了观众对《手机》五花八门的反应，真耐人寻味。有的说它折射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世象百态；有的说科技进步是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的，某些权势或公众人物被信息现代化异化了，贺岁片居然成了恐怖片；有人说严守一这号人是不可能改好的，他已经习惯于某些电视人所生存的负面环境和社会关系，说谎已经成了他精神上的第一需要（例如给瓦特打电话），家庭伦理道德底线已接近崩溃，如果他有了稍大一点的权力，很可能向金钱伸手，成为第二个赵安；有人说问题不在有了手机才令人撒谎，把手机扔进火堆，谎言就会灰飞烟灭吗？又有人说这部电影绝不能跟老婆或女友一块看，冯小刚怎么不让我们男人活了？估计这部电影可能使中国的离婚率大大上升；严守一和费墨事业小成就在外偷情，使女观众产生“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的错觉，后院的安定团结已经和将要受到严重威胁；许多男士趁春节促销又购买了第二部手机，将公务（老婆只知此机号码）和私秘分开；还有的女同胞到无线营业厅查询丈夫的通话记录；也有正在偷情的陷人滚热漩涡中烫得发昏的人，嘴里不说，心里却恨不得将冯小刚告到“中国男联”去……
一部贺岁片，创下了四千五百万的票房收入，得到了如此强烈的观众反应，大约是前无古人吧。人们只记住了冯小刚、葛优、徐帆和张国立，许多观众可能淡忘了小说原著者、编剧刘震云。媒体上有为这部电影召开庆功会的场面，导演、演员纷纷风光亮相，访谈聚焦对准了冯小刚，此乃情理中事，很正常。但唯有一家电视台的记者，以较长的篇幅采访了刘震云，我认为这才是更加正常，更加合乎艺术生产规律的有分量的报道。
记得在2003年金鸡百花颁奖时，授奖嘉宾苏叔阳说过：“所有得奖的明星致词，都毫无例外地感谢评委，感谢导演，感谢摄制组同仁，感谢全家，感谢观众；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到感谢编剧。”叔阳老兄，您可真是点到了要害穴位！试想，没有何庆魁，哪来赵本山这些年的辉煌？没有老舍，哪来焦菊隐、于是之的不朽？2004年初第一届喜剧小品大赛，声势浩大，热闹极了，优秀演员多矣，只可惜好本子太少，似乎乏善可陈！
中国文学和戏剧界确有幽默天才的作家艺术家，实在少得可怜。老一代先贤如鲁迅、老舍、钱锺书、侯宝林那样有幽默细胞的，近几十年几乎有断种的危险。现在出了个刘震云，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有位观众说：“凡是令人发笑的地方，都是嘲笑。”似乎带有讽刺的幽默，应该统统枪毙。没有讽刺和寓意深刻的幽默，那叫滑稽、搞笑，上不了档次，深入不了人心。
刘震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创作切人点的独特。林彪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政治谎言姑且按下不表，单说手机对婚外情的谎言造成的含泪喜剧。中国拥有两亿四的手机用户，没有比这个道具更时尚的了！中国受假话之灾太深重了！作家把人们对假话之祸的愤怒火焰，转化精练集中到对婚外情的尴尬无奈的嘲笑，既避免了棍子的打击，又让人爱看。他并不反对手机，但他却把手机有利于说假话的鬼把戏，揭露得淋漓尽致。他并没有讽刺一切男人，但却拿男性占主导地位和风头强劲的两位电视人大搞婚外情联盟开涮，通透脱体，简直像严守一肩头上被女人咬的血痕那样，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曝光。他对女人拿青春色相做交易也进行了鞭笞。但有所保留。例如伍月为了给于文娟找工作，只得让出版社老总占她的便宜，但这只不过是为了当上《有一说一》的主持人的交易中的一个小小的伎俩和步骤而已；李燕、沈雪乃至十二个市立戏剧学院的女孩子，都属于弱势输家一方。
考艺术院校的表演系，必考科目有经典剧目中的台词。下面两段，我以为是令人难忘的：
严守一听某同事在会上接听手机，只哼哼：“……对……啊……行……嗨……啊……嗨……听见了！”葛优把这一段虚词儿用男女二声演绎活了：“你开会呢吧？对。说话不方便吧？啊。那我说你听。行。我想你了！噢。你想我了吧？啊。昨天你真坏。嗨。你亲我一下（嘬嘴声）。不敢吧？那我亲你一下。”
费墨的婚外情被其妻抓住把柄，痛骂他骗子之后甩门而去，张国立把美学家对严守一边哭边说这些经典幽默，用四川话表达得炉火纯青：“二十多年了在一个床上，确实有些审美疲劳（人家学者嘛，不说喜新厌旧这类俗词）……我跟研究生只是在咖啡厅坐而论道。房间是开了，没有上去。左思右想，心头一直在挣扎……还是农业社会好啊，进京赶考，几年不回，回来说的话，还都是能成立的……”慢慢掏出手机：“近！太近了！近得人喘不过气来！”
手机对撒谎成性的人来说，确实是个随时会自我爆炸的“*”！真理是相对的，真理是残酷的。谁愿意倒退到像三矿的广播喇叭呼叫：“牛三斤……”那样的农业社会去呢？
如果没有原著这些绝妙的对比和设计，《手机》能取得如此强烈精彩的艺术效果吗？刘震云对记者说得好：“作家必须学会尊重受众的智慧。”把受众当群氓，总想领着别人思维的作家，该歇息了。
原载《民主》2004年第2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