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幻像是同一个精灵它换了换外衣；它的几度出现像有一种魔性，有一种暗示和提醒的意味。这种表达除了使用中文没有第二个办法，外文没有办法。
中国古代做一些文字游戏，像回文诗什么的，那都没法译成外文。像我写的一首诗《大清》，你可以有一千个读法，那往外文译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文里的对偶，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对得极为工整；但在德文里，起码到现在没人这样写。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样一个往复。
这对偶也抛弃了逻辑因果，这上下两句不是也既没有时空联系，也没有因果联系吗？
而且它其中的美妙呵，其中的意境呵——“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一个人世的过程；“似曾相识燕归来”则好像是一个自然的心境。——一个人他永远不会失去什么，就是这句话告诉我的；这中国你看那东西一方面非常玄奥呵，但是它妙合于理。
它那个字里边也有它特别好玩儿的一个兴趣在，就是闹出带有很强的装饰性的那么一个规则式的东西。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它妙还妙在哪呢？它这对应的变幻可以不知不觉——鸟在天呵，鱼在水呵，一个月光将它们映为一体，鸟飞不出光呵，鱼龙波动使水生成纹路呵，你单看是两个景象它彼此没什么关联，但是背景展开呵，开阔的月光中它们成为一个画面；两个“联儿”中间巨大的空间因为月光而无间，又因为月光而相距万里，万里无处不在，充满生机。
你别说中国话翻译不过去，人家的也翻译不过来。英语puter，到日文那儿还是这个音，它不作翻译了；telephone、television也是。你怎么看这点？
这呀，一个民族他失了自信或者视点的时候，他就会这样，他照搬过来，因为他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他就搬。但是你对这个东西有了自己看法的时候，你说，噢，这玩意儿说话、带电，好——电话！这东西有点儿聪明，用电的，好——电脑；能看，电视。其中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里边。毛泽东举过这个例子，他跟赫鲁晓夫说，全世界都用一个英文的“tele-”只有中国有自己的这个“电”。日本后来有的也用“电”，那是从中国抄去的。你看中国人，北京人他叫外国人“老外！”是吧，甭管你是哪来的，反正你是“老外”。他有一个自己的看法；看法产生语言。
中国语言表达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独特的感觉，一个天经地义的感觉，而且表达得如此丰富和真诚哈，如此简单，这是中文能够存在、能够活下来的最重要的因素。其实这中文非常麻烦，谁不学个十年八年的，谁也没法拿中文来使用。但是后来为什么我觉得中文对我这么可亲可爱呢，它就在这儿了，它“吧！”我那个灵动就出来了，而且相看两不厌。这个就是中文活着的原因。所以我觉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这点上你倒是不用担心，这个民族跟这个语言它对劲儿，这个语言就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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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文选(58)
中国人还能做到一点，北京人，他不拿自己当人；你怎么看？
这自由度多大呀。拿自己当人，你得老拿着这个劲儿，老得有个角度、视点，你转转身，也只能看一圈儿，这正面儿你看见了，背面儿你还没看见呢。你不是个人了，你从那所有人的概念里出来了，你是自然万物了，你就什么都看见了，自然的看是无处不在的，没有角度、视点的问题。
就是没那个认真。毛主席那话怎么说的？——共产党最讲认真……
噢——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毛泽东呵，他也是语言大师，你看这话就挺逗，那按这话的逻辑一推，就是共产党最可怕，是吧？这里呢，“认真”是好是坏，你也看不出来。他不说了。那时候天天都背这条语录，然后让我们“认真”，我就想这是什么意思呵，细一想就觉得挺害怕。毛泽东现在老在说他没说真话哈，其实他也没说假话。
与光同往者永驻(8)
他这，你看这其它国家领袖他看完文件要签字，并且批点什么。可咱们那会儿一传达文件，就先说毛主席圈阅，他就是画一个圈儿，你说这圈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呀？
过去皇上有个批法，叫：知道。这“知道”最为奥妙了，你说是执行还是不执行？
回到你的诗上来。当你用“看”的态度看这个人生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生中的痛苦在你的诗里没什么反应？
发表得不多吧；那样的诗写过不少的，比较难发。
有时候并不能“看”，像《滴的里滴》，那整个就是我自己，到了“看”差不多是到诗完成以后了。
能不能念念？
（诵读《滴的里滴》3略）
是什么东西启发你用声音的感受来作这首诗？
这我又要说规范了。生活是这样的一个规范，文字是这样的一个规范，人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规范；那么在这一切之中呢，隐含着一个什么，它是不属于任何规范的。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在它显现的时候，这一切规范就都瓦解了；无论革命、爱情还是灵感，都会成为它显现的形式。在它到来的时候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没有选择就是做，我们有可能做一切；在这个时候，生死就都无所谓了，那其它，当然就更不是阻碍了；这时就是到了最高的自由境界。
但是危险在哪呵？它到来的时候规范土崩瓦解，你精灵附体在无限的自由里；而它却是要离开的，它离开的时候，你就会回归这个现实；这个时候你怎么才能适应这个生活，你由一个无限的灵动一瞬间又成了这么一个东西，你适应不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疯。这首诗呢，整个表现的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冲突。灵离去的时候，世界入侵你的思想，之后它便通过你的思想统治你。世界从来不是拿绳子绑着你能统治你的，但是世界会以各种思想，包括关于人的思想、关于自由的思想，让你遭受它的统治。德国也有这样的话，说“自由是自由的枷锁”。
这个《滴的里滴》，“滴的里滴”这不能算语言，就是这么个声音。它是个魔鬼的精灵，它被装到一个瓶子里了，它想出来，就跟孙悟空想从镲里跑出来一样，他一会儿放大自己，一会儿缩小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呢，语言的和现实的场景都给破坏了。这个挣扎一直挣扎到疲倦：“滴——”这个声音疲倦的时候呢，希望也就放弃了；这时忽然呢，他知道了这个挣扎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他呢，其实不必挣扎，因为它跟这个世界原来是没有关系的——他就没有在那个瓶子里。
我真正在梦里听到这个声音：“整个下午都是风季／你是水池中唯一跃出的水滴／一滴”——这时候这个“滴的里滴”在这句话之下，一下就安静下来，成为了一滴水，它找到了自己的形式，魂也就附体了，从而也就一下安宁了下来。
这时候世界便远离了，原来那不可征服的，跟你搅作一团的乱七八糟的世界中的观念都脱开了你，变成了什么呢？——盘子讲话：盘子盘子盘子——我就听见国家还在那讲话：国家国家国家；艺术讲着艺术，诗人喋喋不休着诗人，市场唠叨着市场，都是一样；而你呢，是水池中唯一跃出的水滴，你舒一口气——你并不在里边；——门开着，门在轻轻摇晃——你仍然始终面临着未知。
从你的这个《滴的里滴》看，你的这种“跟自己没关系”的想法，咱们能不能说是对世界的一种解救？或者本来世界的存在方式就是这样的？请你谈谈。
我觉得这个世界有一个混淆，这个混淆就是人的欲望、期望、幻想和现实的混淆。人企图改造世界，以使它符合自己的愿望，这实在是个荒诞的想法。我是曾经陷在过这个想法中间的。
当人发现自己不能对抗世界的时候，他要寻找所谓思想来支持自己；那么人又把自己交给了思想；可是在我的感觉里，这可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你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
但是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何处来的？你为什么要依靠这些东西？这也是我曾经的思想全过程；当我问这句话的时候——你在干什么？西方的艾略特说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但是你要什么？你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绕这个圈子？为什么要“盘子盘子盘子”个没完？
顾城文选(59)
外国人想或者有的人想，我不转这个圈儿我就不是人啦！——“我思故我在”呀！
而恰恰是你思你就不在。人根本不是靠思想成为生命的，一个自由的感知的生命是无所谓思不思的，他本来就是如此。
人本来就是这样，世界本来就是那样，各有各的显现，你把这两者掺合在一起，那就是天下大乱。
这世界本来是没有规则的，现在它有了规则，就显得很怪；是吧？
而且它这个规则是机器的规则，是用一个杆取物的规则。用杆可以将果子从树上打下来，但是用杆你不能取下梦想。这完全是两件事情。可是它还是把做一个小事的方法扩大成了普世真理，用杆取得一个苹果的时候，它就以为用杆可以取到一切了。
在中国哲学中，“道”和“术”历来是两码事。“术”是有个具体目的的，是做一件具体事情的办法；“道”则是没有目的的，是无处不在的。而现在的世界规则无异于以“术”求“道”，那它没有能实现的。我刚才说到的艾略特他为什么要绕那个圈儿呢？目的何在？目的在人上，原因也在人上，他也是在以“术”求“道”，所以永远只有原地绕下去。人同万物一样，恰恰是没有目的的。只要你弄出了目的，人的自然性就受到损坏；人类史以来人弄出的目的多啦，人也就变成了种种非人的样子。
与光同往者永驻(9)
淡若海，漂无所止。人本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要说目的，这就正在目的上，哪里还要乱找什么目的？“官知止，神欲行”，你什么时候丢掉了这个目的的想法了，你什么时候就自由了，就发现人生了，就获得一切了，就知道你是什么——你现在就是，和你要什么——你已经有了。
很多中外作家都以不同形式把社会作为一种人生形式来反思，像金特格拉斯、卡夫卡，也都是更多地把人性放在社会性上去认识，白桦《苦恋》人在社会环境里，然后就问道“我爱国家，国家爱不爱我”，还有“寻根”、“寻找本源”，它也还是把人放在社会里，不管是多么原始的社会也还是社会；可是你刚才讲的好像是将人性脱离开社会性去感觉去考虑的？
这谬误的关键就在这儿了——人性是什么？他在寻求的其实是人的自然性、人的真性情，可是他在社会中寻求，那么这个寻求本身就出了偏差。人的自然性怎么可能不同社会冲突呢？或者说社会怎么会放任人的自然性呢？那社会不就不成其为社会，不就解体回归自然了吗？实际上这些寻求、考察人性的想法都是你住在城里的想法，都是人与人之间，为了找到一个两全的生活方式，而自欺出来的。你要真心地想找回你自己、你的自然面貌，你就不会在社会中找；你要是离不开社会，你就不必抱怨人性遭受压抑扭曲，你就别去找所谓完整的人性，因为那是徒劳的。
我离开了中国到海岛上去了；中国是什么？中国对于我来说就成为这么一片柔和的诗的声音，就是这么一个《红楼梦》的梦想，它不是那么一个规则了。
像西方吧，他永远把人和社会都放得很大；但是中国古代不是这样的。在中国古代，社会是我们要去的一个地方，一个作戏的地方，一个吃饭的地方，我们就是在那儿做件事，衣食住行，做完了以后，你还是你。你可别给闹错了，你别以为吃了饭了就成了饭碗了是吧？做了工了你就成机器了；不是这么回事；人，那个你，那个灵动，依旧是无边无际而且同自然吻合无隙的。所以李白为什么说，他问一个人话，那人“笑而不答心自闲”呢？就是因为这“别有天地非人间”。
人类为什么痛苦？就因为中国人失去了这个自然，外国人他是失去了他的神灵。他就成了蜥蜴的尾巴，他就跳，这现代主义你看他跳得欢，跳到“后现代”他就没劲儿了，就变成行尸走肉，成了“你物化我也物化”，咱们不就不冲突了吗？这时候这个被切下来乱跳过的尾巴就死了。可是你看那个壁虎4本身，它可以动可以不动，它是生命的全部。我觉得一个完整的人，就是一个完整的壁虎，我的尾巴可以伸在社会里边，但是我的本身却依旧是自在的。
我在一首诗里这样说：“我们努力着，好像只是为了拉紧绳索”——所有解脱异化的努力本身就是异化的继续，你怎么能用这道绳索拴住你，把你给拽出去而不依凭绳索呢？人进入了社会以后，便被社会的观念淹没，在社会观念的指使下去找人自己，结果是怎么找也不能找到。本来这件事非常简单，你就是你的自然本身，你就是你的自然，你根本不用去找，只要你放开所有的社会观念，你就是完全的你自己了；你怎么会被异化呢？你抓着社会观念不放，这就是异化的实质。你只须松开你的手，你便从异化中出来了，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情，用得着写一卷一卷的著作吗？
有一阵，我画画儿，画着画着也没有本来的那种感觉了，就比较苦闷。这时候，我忽然在早起时听见一句话：“你怎么会以为你是人呢？”是啊，“人”是一个社会的观念，谁告诉你你是“人”的？你怎么就信了呢？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个怀疑：老师教导我这些是为了什么？社会说我是人，显然不是为了让我保有新鲜的自然的生命，而是为了让我遵循社会中“人”的所有规则，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忘记自然的生命。
顾城文选(60)
现在的中国人睁着迷茫而充满期待的双眼，追随着西方的脚步，凡西方试过的它都恨不得再试一遍；可它毕竟不是西方，它自己清楚它要走到哪里去吗？你作为不去评论社会的人你怎么看？
我觉得社会所以是盲目的，是因为人只相信眼睛看得见的那点东西，跟着就走；这就难说走到哪里去了；反正走不到神那里去；因为神不是这么用眼睛看就能看见的，于是也就不是人信的，当然也就不是人能抵达的了。
我写过一个“联儿”叫“与光同往者永驻；与物同驻者俱往——互为像”——就好比你坐地铁，你上了地铁列车，和光一起走，这个时候呢，你就一直停在光里了；你从地铁列车上下来了，你就只有看着列车就那么走了，光就没有了。
实际上这光一刹那一刹那一直在人间闪耀，灵感、革命、爱情，一直闪耀；但是人呢，他要把这光变成物，他要和物在一起。我写诗也有这样的情形，灵感到来的时候，一片光明，它并没有让我拿笔在纸上写字，可是我忽然想，呵，把它写成一首诗多好；这时候我就是在把这光变成物留下来，就是在把一只飞翔的鸟收进博物馆作标本。
而人真正爱的，真正向往的并不是这些留了下来的失去了生命的物，而是鸟在天空自由飞翔的愉快，春天到达的地方永远有花朵的心境，是这样的永恒的生机。可惜人真正爱的他并不能看见，他就要抓住这个一闪即逝，让它成为自己一直看得见的一个虚假的“永远”留在地上。就像耶和华见证人说的：“你在地上的乐园里永远生活。”——在我看，这真是大大的不敬，如果说人还有一个同自然的关系的话。
与光同往者永驻(10)
这诗人和哲人凑在一块儿就比较麻烦，你怎么看？
在西方可能比较麻烦，因为一个是从感觉出发，一个是从形而上的理念出发的。但是我觉得在真正的境界里，是没有矛盾的。我觉得爱因斯坦看这个世界是属于诗的，和老子看那个东西非常像。他们都知道这个可视的世界是一个幻像，而穿过这个幻像呢，他们都看到了这个世界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那个美妙的存在，这时候他们有一种喜悦，就跟但丁升到上边，他看所有的星球被爱的手推动一样，运行是这样的无所不在，奇异完美。
你所恐惧所愤怒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在这个运行中间你要灭亡。你既然诞生了为什么不能灭亡呢？你如果是这整个的变化过程的话，你就会像如来看悟空翻跟头一样，看着你的生灭微微一笑，你可以随时想起你和宇宙本是一体的。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恐惧了。庄子说了半天，它并不是一个宽心丸，他是感觉到了这整个变化的这一部分的。他同时（磁带完）
1992年11月25日
德国
（编者据录音整理）
筑一个小城(1)
——栗子采访
栗子：顾城你好。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作为朦胧诗人，很多年轻人都知道你，读过你的诗。你和你的诗曾经给人许多幻想，那么在朦胧诗出现以前你的生活状况如何？听说前几年你到了欧洲，后来又去了新西兰，新西兰使每个人感觉都非常遥远，你怎么会选择了那儿，又是怎么进行创作和生活的呢？
顾城：我的生活整个来说比较复杂，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学校、工作或者说是在社会中；一部分是在荒凉的地方，也就是在自然中间。
我觉得后一部分对于我是重要的。
我大约只上了五年学，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去农村放猪，放了差不多五年猪，后来回北京做了大约五年木匠，再后来卖文为生，像王朔那样，又是五年就出了国。在欧洲我去了一些国家，当时的感觉一切都如同做梦似的，没有真实感，好像和我的生活关系不大，更像看电影，确切地说。
可是当我走上新西兰的一个小岛，站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面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走到了我要寻找的地方。于是我就在那里停了下来，开始在那养鸡种地伐木，过我的日子，差不多也是五年。
现在到德国来只是一个短期的创作活动。
对我的写诗和创作比较有意义的是我在自然中的那部分生活。
我并不是在自然中间吸取灵感，尽管开始我也企图如此；现在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在自然中间忘记我作为文化人的一种身份达到宁静；在这种宁静中，我自己的本性和灵性使我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也许是艺术的也许不是，但是，是我的。
栗子：就是说作为文化人对你的创作会起一种阻碍作用？
顾城：有时候是的。1983年以后可以说这种矛盾在我身上发展到了一个极点。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只能找到很少的一点带有文化色彩的东西，像诗歌绘画什么的。我记得我曾经看到一张列宾的画叫《伏尔加河纤夫》，当时我感动了好几天。文化革命结束了以后一下开禁，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像潮水一样涌来，我当时可以说是晕头转向。我喜欢东方宁静致远的境界，也喜欢西方富于自我的、有童心色彩的观注和体验，这一切在我身上造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我几乎处在一个疯狂的边缘，那时候我唯一明白的一点就是我必须停止思想。如果我再想下去我就要疯了。离开中国以后我到了小岛上去，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顾城文选(61)
我在岛上打一块石头，把它一点点打碎，用钢钎。黄昏，我非常疲倦地走下山，这时候我才开始醒来，从梦中醒来。
岛上没有春天和夏天、秋天和冬天的明显季节之分，只有雨季和旱季，只有白天和黑夜；我只是睁眼和闭眼，时间就过去了。当然这时间是非常辛苦的时间，我要做许多原始的劳动，有蚊子、跳蚤和老鼠的围攻，但是这些东西侵犯的是我的身体而不是我的思想，在我获得了这个宁静之后，我忽然看到了我自己，也看到了这个世界。所以这次我来欧洲，在柏林走来走去，就不那么烦恼了。
栗子：这样说来自然环境对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年你从大陆到欧洲又到了新西兰的小岛上，不断地在改换着你的生活环境，你似乎依旧在进行你的创作。这每天都在变化的窗外的声音、表情、语言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影响呢？
顾城：对于我来说创作并不是一个反映的过程，不是因为外界有什么触动了我，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描摹，好像一种反射。对于我来说创作是从我自身不断涌出泉水和眼泪，是一种微笑，这微笑的来源是我，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个境界。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我所有的花都是从梦里来的”，接着又说：“我所有的梦都是从水里来的”，在这个水的倒影上，我看见晴空的火焰，看见了这个世界和我的秘密。这时候我继续写道：“我低声说了声你的名字。”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创造了我，又通过我创造了我的诗。这是一种气息，它是看不见的，就像春天创造了花朵一样，春天是看不见的，但是她的气息创造了万物。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空空的走廊，风吹过来，在走廊尽头，就出现了花朵。我喜欢这种神秘又富于喜悦的心境。因此，创作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获得艺术品，而是那个灵性的瞬间，它使我感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唯一的，正如李白所说：别有天地非人间。
人的生命里有一种能量，它使你不安宁，说它是欲望也行，幻想也行，妄想也行，总之它不可能停下来，它需要一个显现形式。这个形式可能是革命，也可能是爱情，可能是搬一块石头，也可能是写一首诗。只要这个形式和生命中间的这一能量相吻合了，一切就具有了意义。
中国古代有许多故事讲的其实是行为艺术，比如庖丁解牛、嵇康打铁、阮籍的青白眼等等。在今天的世界上，现代艺术已经又一次验证了古代艺术家的方式，艺术似乎不再仅仅是某个固有形式的概念了，而是生命真切的过程。
栗子：你在自然中间生活的具体情况怎么样？
顾城：我刚到那个小岛的头两年，可以说陷入到一种生活的挣扎中间。自然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美好，那是以度假者的眼光看到的“自然”。如果你想靠自己的双手生活，不依靠社会的话，你就会陷入自然的争斗之中。在我的体验里自然就是一些嘴巴，不是你吃我，就是你吃他，中间几乎没有别的道路。比如，在我那，老鼠一夜之间可以搬走许多我的粮食，老鼠带来的跳蚤差不多每分钟都可以叮我一口；当我到果树上摘果子的时候，大团的蚊子在那里等着我，这种情况下我差不多红得比果子还快。用时间观念来说，要想维持一个小时的炊火，起码要用五个小时准备木柴。这种情况下我几乎无暇顾及别的。
筑一个小城(2)
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是到了自然中就自由了。同时，自由的涵义也不仅仅是选择自由，自由的选择还包括放弃自由，包括对苦难和死亡的选择，包括不选择。
我在山中打石筑地，直到钢钎冒出火花，天就黑了。
我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开始了一种新鲜的对世界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恍惚，我又回到了童年最初的时刻。我知道这是重要的——这，是我的。
栗子：在你选择的时候也许还有别的可能性，可以比在那里的生活舒适些，为什么你一定要做这样的选择呢？
顾城：舒适是一个很难说清的东西，鱼在水里舒适，鸟则在天上；那个岛对于我合适，没有国家和社会的感觉，也没有人说太多的话，更主要的是没有什么事可供选择，不选择多好。
我们到岛上的那天晚上，在黑暗里点了一根蜡烛，外头下着雨，屋子里湿气渗进来，我们坐在蜡烛下。我心里想，从十二岁起，我准备了二十年，这回我可得逞了。我的妻子没说话，她一定恨死了。
我十多岁的时候跟着全家下放到农村，就想有一片土地，用土筑一个小城，城里边种上土豆，可以背着弓箭在城上面巡视，不时地向外边放几箭。这是我童年的梦。
我没有后悔，但是我失望过。在我经历一次次失败的时候，我知道我几乎永远不可能实现我童年梦想的那种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安宁了。一切都是必须的。
没有落花流水，哪有天上人间。
栗子：你想不想家，有没有失落感。是否想过要回中国去？
顾城：中国有一句古话说是安心的地方就是家，家是一种心境。在新西兰我有这种感觉，离开了新西兰我还有这种感觉。我可以想念我过去的地方，遥远的家。我很少做外国的梦，差不多每天一闭眼就回中国去了。我常常在梦中回到北京，回到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而醒来，则在一个破房子里。我觉得这个想念很重要。只要你有这种想念就可以安心——四海为家，又可以在家中走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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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文选(62)
我最近在写一组诗叫“城”。“城”是我的名字也是北京。我想回家，但是我也知道，我所想念的那个地方正在慢慢消失，像所有历史的落叶一样，它们生长过又飘落了，新的叶子正在出现。因此，即使我回到北京，也依旧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做我童年的梦。当然我像所有的人一样有父母家人，我很想回去。
栗子：出国以后你写得多吗？
顾城：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也在断断续续地丢掉；一是我没有时间，二是我没有地方放它们。我以为写的过程是重要的。保留，则只能是尽力而为了。小时候我在农村，一边烧猪食，一边写，写完有的就投进火里烧了，那时候不知道会发表，想不到除了火以外还会有其他的读者。在新西兰的情况有点相似，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找到的和留了下来的。今年工作结束回岛上的时候，也许我可以完成五本书，有理论、散文、诗和画集。
1992年11月
德国
(栗子采访整理)
无目的的“我”(1)
——张穗子访谈
张穗子：什么原因使你开始写诗？
顾城：我在自然中间听到一种秘密的声音，这个声音在我的生命里变成了诗。
张穗子：你听到的是哪一种秘密的声音？
顾城：这是天地间万物变化、生长的声音，也是我生命变化、生长的声音。因为它们是同一种声音，所以我能听到。
张穗子：你最初受到哪些书的影响？
顾城：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给了我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影响。我10岁读了他写的《昆虫的故事》，这使我受用终身。
张穗子：法布尔给了你什么影响？
顾城：在法布尔描绘的昆虫世界里显示了人的命运。这使我理解到每个细小的生命都有它们的生活，从而也使我想到了自己。
张穗子：你是中国作家中谈“我”谈得较多的一个。最初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不断谈“我”？
顾城：一种青春的冲动、一种内心的矛盾和一种要求统一这种矛盾的本能促使我寻找“我”。
张穗子：你寻找到什么样的“我”？你的“我”对你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顾城：我找到了在不断变化中的“我”：
最初是自然的“我”。这个“我”与包括天地、生命、风、雨、雪、花、草、树、鱼、鸟、兽等在内的“我们”合为一体。这个“我”本身有一种孩子气，也有梦，希望和恐惧。《生命幻想曲》是这个时期（1969—1974）的代表作。这个时期我写的诗比较自然、抒情，是我在对鸟、对世界、对自己说话。
接着是“文化的我”。这个“我”与当时能和我在精神上相通的“我们”合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我同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营养。当时中国大地上流行着强烈的寻找“自我”的呼声。《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这个时期（1977—1982）的代表作。这个时期我写的诗有很强的人的、心理的，甚至社会的色彩。我开始从人的角度评价这个世界。我注重对人说话。
然后是“反文化的我”。这个“我”就像小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走出了贾府的“我们”，又与癞头和尚和疯跛道士，即又与一个数量变小的“我们”合为一体。这个“我”用反文化的方式来对抗文化对我的统治，对抗世界。《布林》是这个时期（1982—1986）的代表作。这个时期我有一种破坏的心理，并使用荒诞的语言。
此后我发现寻找“我”、对抗世界都是在一个怪圈里旋转。我对文化及反文化都失去了兴趣，放弃了对“我”的寻求，进入了“无我”状态。我开始做一种自然的诗歌，不再使用文字技巧，也不再表达自己。我不再有梦，不再有希望，不再有恐惧。《颂歌世界》和《水银》是这个时期（从1986至今）的代表作。前者有一种宗教感，后者完全进入到一种自然的个人化生活。
张穗子：对于你来说，什么是“无我”？
顾城：自然从来没有创造两个完全相同的东西。我就是我。我寻找“我”，全部的错误就在于寻找。当我思考“我”的时候，我已不存在。目的使我陷入到一个矛盾中间。对于我来说，“无我”就是我不再寻找“我”，我做我要做的一切，但是我不抱有目的。一切目的和结果让命运去安排，让各种机缘去安排。当我从目的中解脱出来之后，大地就是我的道路。
张穗子：对于你来说，什么可以称为“无目的”，什么可以称为“有目的”？
顾城：例如，中国魏晋时代有一个诗人叫刘伶，有一次他喝醉了光着身子在屋里跑来跑去，一位客人惊讶地问：“你怎么不穿衣服？这是违反做人的礼节的。”刘伶说：“天是我的房子，房子是我的衣服。对不起，你怎么走到我的裤子里来了。”刘伶的所作所为是没有目的性的。他不穿衣服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是他自性的表现。他的回答也是他临时胡想胡说出来的。但这表现出一种生命的自在和想象力。
又如，在西方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里，当别人问：“皇帝为什么没穿衣服？”皇帝就无话可答。因为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这个目的使他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张穗子：为什么你的“我”总是与“我们”联系在一起？
顾城：通过这么多年的体验，我可以感觉到：我就像一滴水从云里落下来，我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在离开云的一刹那，我完全忘记了我的来源和我要到哪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水滴。每滴水都是一个个体。当我和他们相互吸引、相互映照时，记忆忽然在我的生命中醒来。在我和他们之间有一种似曾相识、一种熟悉的感觉，也就是说，他们就是我。我能想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我们都来自这云，而云来自海洋，海洋来自河流，河流来自雨滴。我们已经千百次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变化过了。我和宇宙本为一体。我觉得这是一个爱情的原理，也是一个诗歌的原理。
顾城文选(63)
张穗子：你的这种看法是否受到佛教的影响？
顾城：佛教是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的。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对于你来说就没有佛教了，一切都是你自己。
张穗子：那么你的“无我”是否与“我们”不再有关系了？
无目的的“我”(2)
顾城：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这一切都是我，又都不是我。
张穗子：1987年你来明斯特参加国际诗歌节。当时，你只在个人的卧室里戴这顶自己做的独特的帽子，在公开场合中，你从不戴它。为什么你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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