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红军留下的女人们(全本)

红军留下的女人们(全本)第4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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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人,得了那么多衣物,受宠若惊。她劝张亮不要走,实在不行,就住到泽覃乡自己家去。她的邀请被婉谢绝。

    2月11日,瞿秋白一行5人出,由一个排的红军护送,离开了中央分局驻地于都县黄龙乡井塘村。经瑞金武阳,往福建方向转移。约一周后,抵达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

    福建省委的形势也极险恶。在敌人的大肆围剿下,福建省委已经撤到了四都山上。

    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将瞿秋白一行老弱病孕者,安排在山上歇息数日。2月20日,瞿秋白一行化装成香菇商客和眷属,启程上路。

    再走,就进入白色恐怖区域,凶险叵测。为了保障中央一行人的安全,福建省委专门选调了二百余人,组成护送队沿途保护,向永定进。

    2月的闽西,春寒料峭,寒气逼人,夜间行军相当艰苦。瞿秋白身体很弱,呼吸艰难,过去平路都是骑马,现在崎岖山路上紧赶慢赶,一路咳嗽,有时实在喘不过气来,就地倚坐路旁急咳一阵,咳出一口血来。说:“哎,我这倒霉的身子,越到要紧时越不争气。”何叔衡年纪很大,体力不支,平时爬山锻炼少,行动比较缓慢。

    9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9)

    张亮有点娇气,也有点骄气,但更多的是实际困难。她是副主席的老婆,正怀着孕,时有很大的妊娠反映,跟着部队急行军,却又是小脚,走路全靠脚后跟使劲,脚后跟早已打起血泡,脚一沾地便疼痛不已。她有洁癖,一路上不少困难,不但不能洗澡,有时洗脸都洗不了。手痛、脚痛、腰痛,加上肚子大尿频,琐事就很多,保姆不在,关键时刻,没人主动上前帮助,却有人一个劲儿催促快走。她一忽儿坐下捶脚,一忽儿钻入草丛屙尿,心不好,火气就大,说话行事有点乖张,本来夜间行军不许出现火光,她偏闹着要吃烟解乏,谁也拿她没办法。

    2月21日傍晚,队伍终于来到长汀县水口镇。水口镇北有汀江横亘,唯一的木桥上已有敌人把守。周月林、瞿秋白等人只得利用夜色掩护,从下游偷渡过江。经过大约四天的昼伏夜行,队伍行行止止,通过白军层层封锁。2月24日拂晓,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大家浑身打冷颤,饥肠辘辘,坐下休息,烧火做饭,烘烤湿透了的衣服,准备下午再走。但是,这一迟缓,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水口镇一带,驻扎着白军保安十四团的一个营。营长名叫李玉。这天早晨,李玉得到地主武装“义勇队”的报告:小迳村附近现小股红军。查明况后,李玉立即率队对小迳村实行围攻。

    红军护送队长名叫丁头牌,是个漫天扯谎、好吹牛皮的家伙。邓子恢在行军过程中同他接触,现这个人华而不实,大话连篇,就担心他靠不住。果然,枪声一响,丁头牌像只野兔,三蹦两蹦,转眼就逃得无影无踪。

    队长带头逃跑,队伍刹时大乱。急间,邓子恢大吼一声,亲自组织部队战斗。

    激战一个时辰,白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何叔衡眼见无法突围,掏出枪,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罢,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

    邓子恢一见急了,箭步扑上去夺他的手枪,却慢了一脚。“砰”一声枪响,何叔衡从悬崖上倒栽葱,滚落到下面的田野。白军以为是红军突围者,用机枪扫射,何叔衡身中数弹。邓子恢又去拖瞿秋白撤退,瞿秋白正在烧,躺在担架上,一阵急咳,脸色通红,身体软耷,根本动弹不了。

    护送队一部分人,在山上阻击敌人。周月林随混乱的人群跑上后山顶,却没有下山的路,人们纷纷往山下滚,她也随着往山下滚。滚下山来,看见邓子恢在前面开路,便紧紧地跟上去,队伍中还有持机枪的战士。邓子恢是本地人,又是打游击出身,熟悉道路,她知道:自己脱险了。

    一阵疾走,闯出了包围圈。周月林四下一看,瞿秋白不见了。

    瞿秋白患有严重肺病,三天两头高烧,在瑞金时,傅连璋医生天天都要来给他看病、打针。周月林想:如果他在这山上掉队,没有别人帮助,寸步难行。

    想着想着,她迟缓了脚步,身后弹雨如蝗虫,她赶紧又跟上队伍,走着走着周月林又不走了,一咬牙竟返身向包围圈走去。她去寻找瞿秋白,爬上山,见一人席地而坐,苍白的脸上,呈一片桃花般的红晕,正是瞿秋白。

    山上空无一人,只有远处的吆喝声,催命无常一般频频叫着。

    紧急关头,瞿秋白见到周月林十分高兴,挣扎着站起来,喘着说:“阿妹,你来了,这就好了。”她陪同瞿秋白慢慢往前走。过了一会儿,看到张亮在前面。张亮怀孕,已临近分娩期,身体十分沉重,全压在小脚上,每走一步如针扎般痛,在山上也走不动。

    三人半歇半走,走了一会,才到半山腰。敌人的吆喝声越来越近,死亡也一步步逼近。周月林心急如焚,头皮麻,这时,距离山下不远,本该拼命奔跑,脱离险境。可是,瞿秋白早已累得气喘吁吁,又咳出一大口血。看见前面有间塌了顶的破屋子,说:“阿妹,我们去里面休息休息吧。”再不走就再也走不了了。生死攸关之际,她看了看张亮,张亮挺着个大肚子,肿胀的双脚一着地,锥心刺骨地痛,肚子也痛得厉害,每走一步,脸都痛得变形,实在受不了了,连说:“累死了累死了,就是死也走不动了。”一病一孕,病痛交加。周月林万般无奈,只好对他们说:“你们进去休息一下,我再到别的地方看看。有事就轻轻拍一下手。”四下巡视,她现不远处有一篷高耸的冬茅草丛,四周杂草很深,掩映着一口小水塘,人躲在里面,外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她试探着下水,小心翼翼钻进去。

    10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10)

    白军的搜索越来越近。瞿秋白、张亮的紧张刹时战胜了病痛,他们并没进破屋子,而是原地坐着看周月林。见她找着了地方,便说:“阿妹,我们还是躲到你那儿去吧,我看了一下周围,还是你那里隐蔽一点。”南方4月,春仲水暖,草长路滑。二人摸索着向下走,重症在身的瞿秋白,早已折腾得四肢无力,在草丛边滑了一跤,好在被一棵小树拦挡住。这棵该死的小树摇晃了一下,临近搜索的白军看见小树报信,立即吆喝道:

    “奇怪,今天没有风,怎么那棵树突然会动?”骂骂咧咧,就有几个白军下山,向那篷草丛包抄而来。四周没有什么隐藏点,他们一眼便看见了草丛,向着草丛叫喊:“躲藏在草丛里的人快出来,我们看见了你们,再不出来就开枪了。”墨绿碧绿相杂的那篷野草,生机盎然,盛开着一簇艳红艳红的映山红。随着几声枪响,水面溅起一圈圈水花,映山红花瓣似血一般,纷纷扬扬,撒落在水面上。范金柱、赖忠顺,两个地主武装“义勇队”队员,沿着草丛下到鱼塘,挺着枪刺,慢慢地搜索过来。

    周月林三人如落汤鸡,相衔作一串被押上岸。白军们争先恐后冲上来财,衣服、裤子兜全部翻了过来,搜出一些水淋淋的港元、黄金等。

    山林异常静谧,小鸟啁啾,此时,大约中午1点1刻。

    五、阵中被捕设计瞞敌,叛徒告密狱中倍受煎熬在昼与夜的边缘,生活的阴影开始拉长。

    瞿秋白与一块被捕的两个女人,湿漉漉地浑身淌水,一瘸一拐,慢慢捱着。

    下午4点,三人被押到水口镇,即行审讯。又冷又饿,他们半真半假地打着寒颤,装作畏畏缩缩,开始了人生的低语。离开福建省委前,数人曾设计了万一被捕的应对口供,此时,不幸用上,按计而。

    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名黄秀英,系红军护士。她在瑞金担任“国家医院”院长时学会了打针、换药和接生。

    张亮供名周莲玉,系香菇客商的老婆,说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

    瞿秋白供名林琪祥,36岁,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将其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年1月携款逃跑,被苏区地方武装现,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意被白军所俘。

    打仗,既可升官,亦是个财获色的机会。李玉对瞿秋白并不在乎,眼光却滴溜溜地绕着周月林转。周月林当年二十八岁,看上去也就二十二三。李玉是个色中饿鬼,对其一眼相中,觉得她身材适中,性似温柔,表象温和。心里不停地在打她的主意。

    到了上杭,李玉也不将周月林关入监狱,却擅自将其安排在营房里住。两天后,他见无甚大碍,进而向团长钟绍葵要求:“我妻子即将生产,找不到接生婆,想让被俘护士陈秀英到家中服侍,以便接生和伺候月子。”钟绍葵知道,李玉这次“剿匪”得了头功,按惯例,也该他分些好处,得个女人并不为过,乐得做个顺水人。周月林便径往李玉家中,当了“保姆”。

    战场上捕获的女人,没有什么用,关押还要浪费饭钱,所以一般都是拿来卖钱。张亮是四川省罗山县人,三十岁,小脚、中等个,白嫩白嫩的皮肤,很富态。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老板,名叫林鸿昌(又名林晴光),没有孩子,就来相人。一打听,价格不贵,也将其保释出去,讲好生下的孩子归他所有。

    白军把瞿秋白关在狱中,审不出什么名堂,照例想要敲一笔银子。要他在当地或外地寻找铺保,拿钱、取保,瞿秋白立即写信,托人转给上海的鲁迅、周建人、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鲁迅、周建人、杨之华以及地下党,通过各种办法进行营救。鲁迅交50块银元,杨之华连同做的几件衣物一并寄往福建,出面做铺保的老板也找到了……

    11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11)

    时间一晃,一个月过去。周月林在李家混熟,从白军勤杂人员处得知,那段时期正是剿“匪”,地方上处处戒备森严,常有人被抓获。她想局势稍稳,瞅准机会逃走。不意,局势继续恶化……

    4月10日,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红军与白军第八师激烈交战,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不幸牺牲。万永诚的妻子徐氏被捕,在审讯中白军对徐氏格外重视。严刑拷打,徐氏起初尚能坚持,终究不敌酷刑笞杖,一顿打吓,血肉横飞,徐氏竹筒倒豆子,不但承认自己的身份,而且供认: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及周月林、张亮等,均于一月前在濯田被俘。

    这一报非同小可,白军立即紧急排查。与此同时,白军一部,又俘获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该主席亦交待:瞿秋白等人,先已被俘。另有一些游击队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也从侧面证实以上况。

    根据以上两个叛徒及被捕人员供词,按所叙时日、形状推断,白军基本确定:林琪祥、黄秀英、周莲玉,三人即是瞿秋白、周月林、张亮。

    为此,白军还准备了“杀手锏”——找来两个被俘红军叛徒:一个叫杨岳彬,一个叫朱森。在瑞金中央工作期间,杨岳彬和朱森对周月林和张亮都很熟。

    经这两个叛徒分别认证,她们的身份彻底暴露了。敌人对她们软硬兼施,但都无法让她们开口。

    4月25日左右,保安第十四团,将瞿秋白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将已保释的张亮、周月林赶紧收回羁押,解送龙岩。

    连日阴雨,天空忽然绽出几缕阳光,一队荷枪实弹的白军队伍,间夹着几匹高头大马,两乘小轿在小道上逶迤而行。多日来,钟绍葵一直处在激动、欣喜之中。若林琪祥、黄秀英、周莲玉,三人果然是瞿秋白、周月林、张亮。岂不是天大的功劳!钟绍葵为两个女人征了轿子,一路上亲自押送,故作体贴状。其间,有几分急不可捺,也有几分好奇,总想先行得到她们的口供。

    翌日中午,一行人抵达丰年桥。午饭,上了不少好菜。钟绍葵及副官张友民,唤周月林、张亮同桌吃饭。端茶倒水,“嘘寒问暖”。

    “周小姐,一路上辛苦了。”房间的门窗全部关闭,屋里流淌着一股暗盈的气流。重新收羁,周月林知道事暴露。钟绍葵搭话,喊自己周小姐,是在试探自己,故不应。

    钟绍葵又转向张亮,夹了一块鱼,递去。

    “张小姐,多吃点菜,不要急坏了身体。”相对而,张亮在政治上幼稚得多,被捕后,准备吃苦头。从钟团长劝菜的话中,知道大家的身份已经暴露。便说些无干紧要的话:“我怀孕脚痛,不能走,你们给我轿坐,我很感激。”“是嘛,林琪祥就是瞿秋白,我们早就知道了。”钟绍葵故弄玄虚,继续套话说:“你们一共是五个人,还有其他什么要报告吗?”周月林仍不吭声。张亮亦无。

    虽没有意料的收获,钟绍葵仍处于狂喜之中。钟绍葵不但官瘾重,而且是财迷心窍。自周月林、张亮的身份确定,他心里早早地打着小九九,要借此一笔横财。

    生命的枯灯,忽明忽灭。严重的肺病一丝丝耗尽了他生命之灯油,孱弱的瞿秋白摇摇欲坠。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一路蹒跚,磨磨蹭蹭,被押至长汀。不怕死,并非喜欢死、找死,所以他仍和白军虚与周旋,为掩护自己也掩护别人,鞭笞刑逼,无所畏惧。白军无奈,即唤叛徒郑大鹏,当堂指认瞿秋白。郑大鹏原先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是瞿秋白的直接部属。

    在郑的指认下,瞿秋白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哈哈一笑:“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小说”成为“纪实”。消息传来,钟绍葵狂喜不已,即着手构思,遣词造句,5月14日,向南京邀功请奖电报。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军委会委员长蒋钧鉴:

    12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12)

    职团于上月有日派队游击长汀属之水口尚潭,俘获赤匪伪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之妻名张亮、伪中央执委兼妇女部长周月林(即伪中委梁柏台妻)、伪中委总书记兼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瞿秋白等要匪三名。俘获时曾经鞑讯,乃张亮伪供周莲玉,周月林初则伪称陈秀英,一再研讯又伪供黄秀英,瞿秋白化名为林琪祥。嗣经俘获匪兵指认,确系张亮、周月林、瞿秋白后,该匪始无词狡辩,供认不讳。共供同行之伪中央委员何叔衡一名,亦于是役被我军击中要害毙命等供在案。查该匪等前经钧部明令悬缉有案,除瞿秋白一名奉驻汀三十六师宋师长希濂电令解长汀研讯;其张亮、周月林二名奉驻闽第二绥靖区李司令默庵电令解龙岩研讯外,理合将俘获匪形电报钧部察核备案,并乞查案给赏,借资鼓励。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长钟绍葵,寒叩。

    对于南京政府,是频频胜利的季节,当局者们的心很好,出手大方。“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5月25日批文:

    “覆电嘉奖,并交军政部查案给奖”。

    那是一系列重大胜利中的一项,军政部经查果然认帐,给钟部拨奖金共十万银元,中途却被福建省政府雁过拔毛,扣下绝大部分,只给钟部三万元了事。

    关押、审问,后根据蒋介石命令枪杀瞿秋白同志,国民党第36师师长的宋希濂(1980年为全国政协常委),1956年4月2日和1979年8月28日,两次回忆证明:瞿秋白在狱中坚信理想,宣传马列。

    审讯继续进行,期间,周月林亦被叛徒当堂指认身份。敌人对周月林软硬兼施,企图让她供出中央苏区和香港、上海交通联络的接头地点、暗号。可是,任凭敌人采取各种残酷手段,周月林始终守口如瓶,张亮也不为所动。敌人无奈,1935年9月20日,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分别判处周月林、张亮有期徒刑各10年。

    六、保释出狱奔波流离贫困交加,解放后盼望回归组织却遭受冤枉啷当入狱在国民党的龙岩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下一个男孩。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周月林协助张亮,共同哺育这个孩子,在铁窗内熬过了水深火热的两个春秋。

    “七七”事变后,抗日来临。1937年7月15日,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协议。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表《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次日,蒋介石表谈话,承认合法地位。从而正式宣布,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

    这时,突然有人出面保释周月林、张亮二人出狱。原来,梁柏台有一个小学同学叫陈士明,在闽西某地担任国民党要职。一次酒宴上,他偶然得知龙岩监狱里关着梁柏台的妻子,便找熟人疏通。此时,在一再要求下,国民党已开始释放政治犯。就这样,1937年10月2日,周月林、张亮二人,提前获释。

    周月林从龙岩出狱,第一个念头便是寻找丈夫。张亮带着孩子与她同路而行。

    千里迢迢,她们似两只出笼小鸟,急切而忐忑。从福建奔往浙江省新昌县。

    这是个久已向往的家,与梁柏台结婚回国,在上海期间,夫妻俩曾要求探家,因组织上不同意作罢。如今,两年的牢狱生活,600多个日夜长思,她作为梁柏台的妻子,第一次上门探望婆家,希望能得到梁柏台的音讯,更希望能遇见柏台。

    万万不料,久久期待的回归近了,从陌生婆家那得到的却是噩耗。梁柏台的大姐梁小芬流着泪说:“柏台可能已经牺牲了。”周月林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张亮在狱中生下一子,生养、哺育,其艰难可想而知。出狱后,不知何去何从,幼儿尚小,需要有人相帮照护,顾盼犹疑之间只好一路跟随周月林来到新昌县。在梁柏台家,周月林得知丈夫死讯,心一直抑郁。张亮惺惺相惜,同样品尝着无限的怅惘和愁苦。

    战火纷飞的年代,死亡的事经常生,这加剧了张亮对项英的思念。

    “一寸山河一寸血”,松沪会战结束后,日寇侵略的战火迅速向江南燃烧,新昌县到处是逃难的人群,路途上随处可见倒毙臭的尸体。此时上路,险象可料,生死未卜,但是坐等无益,梁柏台家贫困如洗,吃住两难。

    13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13)

    寻夫和寻找组织的念头终于占了上风,经过商议,张亮与周月林不顾一切,离开新昌,冒险前往寻找项英。不料,途中果然遇到战事,逃难的人群左冲右撞将两人冲散。

    张亮忍饥挨饿,不畏艰难,1938年春,竟然只身带着两岁多的儿子项学诚,到达东南分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南昌。找到了项英。可是,她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项英已另娶妻子。长途的奔波流离,张亮骨瘦如柴,变得脱形走样了,她风尘仆仆,泪流满面,向项英哭诉别离苦难。因为项英已经另外娶妻,虽然心如刀割,却不好有亲密的表现,当时的景有些尴尬。为调解气氛以防不测,组织上特派曾山陪同一旁,从中斡旋。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及警卫人员则在外面守候。项英另娶一事,对张亮的打击很大,却也万般无奈,只能面对现实。按照二人商定,张亮将儿子项学诚送往延安中央保育院抚养。不意,在从延安返回皖南的途中,张亮失踪,从此杳无音信。

    对于张亮之死,项英的女儿项苏云曾经对笔者辟谣,说:“有人凭空想象,写文章说,出了狱的母亲来到父亲身边,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瞿秋白的死是不是你和周月林干的。’看母亲紧张,认为母亲承认了,拔出枪就把母亲打死。这是一段十足的谣,并且至今仍在报刊、网络上以讹传讹。”1938年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项英来到延安期间,与从未谋面的儿女项苏云和儿子项学诚团圆。这两个孩子,均系张亮所生。1930年11月下旬,项英由中央机关的交通员护送,从上海动身去福建,转赴江西中央苏区。怀孕数月的张亮四个月后即1931年3月,在上海生下女儿,也去了中央苏区。她把女儿托给了教育家陶行知在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为避嫌,陶先生给其取名张苏云。说她是在江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后来,国民党说孤儿院老收的孩子,强行把它关闭。陶行知又把苏云送到了他在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她1938年初被辗转送来延安。与项英会面时,项苏云年方7岁,正在延安鲁迅小学读一年级。项学诚才3岁,是1935年于福建龙岩狱中,由周月林帮助接生。

    项英同失散多年的一双儿女见面,十分高兴,把工作之余的每一分钟都给了孩子。亲自给他们洗手洗脚,穿衣服,有功夫就陪着他们,问长问短,呵护备至。这一次的父子团聚,仅仅12天时间,项英把对孩子一生的父爱,都在那12天付与了。其间,国际友人马海德恰巧来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见到项英与孩子们的那股亲实在感人不已,立即取出照相机,为项英和两个孩子拍下了父子团聚照,这是他们父子之间唯一的珍贵照片。其时正值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项英欣喜地将这张珍贵的照片分别赠送给几位亲密的战友,数十年后,周恩来、邓颖超又将自己珍藏的这张照片转送给项苏云。

    1948年,项苏云被送往苏联学习,同一批去的共有21人。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其中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高岗的儿子高毅,张浩的儿子林汉雄、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一共21人。学成归国后,项苏云在纺织部门工作,1991年在中国科协退休。项学诚建国后曾在北海舰队工作,于1974年去世。

    在绝望的尽头,一股精神力量悄然复苏。与张亮走散的周月林,孑然一身又上路了,她要去找党,找曾与她朝夕相处的战友。从上海转道武汉,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员要介绍信,她从监狱出来,哪里有什么介绍信。没有介绍信找什么组织?周月林盘桓数日无果,只好返转上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娘家。谁知父母早已去世,上海已沦为孤岛,党组织更难找到。为了生活,经人撮合,周月林和一个穷苦的船工结成了伴侣。从此,她颠沛流离,贫病交加,在苦难中熬煎。

    14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14)

    落拓时刻,追思亡夫、莫斯科、上海、共产国际……亡者的世界,是生者世界的折射。那年她才31岁,丈夫没有了,还有3个孩子在世。在白色恐怖中,她的儿子小沙洲留在瑞金。那位妇女干部为了保护小沙洲,丢下自己的家不管,背着小沙洲昼伏夜出,四处转移,仍被“还乡团”捕获,押于大牢。在诸多折磨、虐待中,小沙洲不幸生病夭折。

    遥远的莫斯科,犹如星际,可望而不可及。我的“火星”、伟烈,你们在哪里?

    望眼欲穿,总有消息,却总没有确凿的消息。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学生,逐渐长大,陆续回国。

    郭亮烈士的儿子郭志成回忆:“1940年至1941年,我们都一起学习、生活在国际儿童院。诺云丝卡娃?伊斯克拉是在苏联卫国战争1941年至1945年期间离开国际儿童院的,但确切是在哪一年离开的,我们同学都不记得了,就连留在苏联工作的,与伊斯克拉较要好的同学也不知道她的具体地址,也不通信。我们同学们都不知道她还有个弟弟……”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回忆亦相似:“关于伊斯克拉的消息,目前我也不知道,过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时认识她。从我回国后(1941年)就没有听到她的消息,至于她的弟弟伟烈我记忆中没有印象……”思念与痛苦,使周月林堕入了无边无际的深渊。

    新中国成立,周月林心中终于亮起了一团火花。她从报纸上得知,许多往日的熟人,都相继担任了领导职务。她的入党介绍人张琴秋,成为了中央人民政府中第一名女党员副部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于是,周月林向张琴秋及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伸出了求援的手,请他们帮助恢复组织关系。

    老熟人的帮忙在缓缓进行,新一轮希望冉冉升起。却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又一个晴天霹雳,她欲成为正常人,反而变为阶下囚。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逝世20周年,其遗骨安葬仪式在八宝山公墓隆重举行。瞿秋白被俘牺牲的话题被重新提起。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元凶。可是元凶是谁呢?和瞿秋白一起被俘,为什么周月林和张亮没有被杀害?

    正遇肃反运动,一个紧接着一个之时,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将周月林逮捕,28日将她押抵北京,关进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

    因无任何证据,案拖宕10年。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周月林被送往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1969年10月,周月林被遣送到山西省榆次市女子监狱。

    从此,以这一冤案为根据,一些书刊文字大肆描绘:在“瞿秋白”一案中,张亮属于自叛变,而周月林则可能附和了张亮的叛变,附和了叛变也就是叛变……随即,连长眠九泉之下的瞿秋白本人,也长期被当作“叛徒”。

    生命之火,忽明忽灭地延续。

    1977年12月,周月林服刑期满本应释放,然而鉴于“罪行重大”,她继续被关押在狱。年迈体弱的她,忍辱负重,苟延残喘,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悲伤,一息尚存,她仍要挣扎、喊冤。在山西榆次市女子监狱,她疯疯傻傻,神经好似有些失常,反反复复写些纸条,写了撕,撕了又写……

    一天,一位很有责任感的监狱负责人,从她身边拾到一些碎纸片,感到这个“女犯”有冤,他让周月林再写一个详细材料,1979年8月,周月林在劳改农场再次提出申诉。那位监狱负责人负责任地将其转给了上级。

    此案涉及出卖瞿秋白,历时数十年,案非常重大。有关部门认真核查。结果,在当年国民党的报纸上,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瞿秋白被何人出卖的有力证据,从而推翻了原先“张亮、周月林出卖瞿秋白”之说。

    15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1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周月林带来春风,1979年11月15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审,终于为其平反昭雪。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周月林度过了长达25年的冤狱生涯,加上在国民党监狱坐牢两年半,总共在狱中生活约27年。其时,周月林73岁。

    周月林出狱后,1980年,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予以享受离休红军干部待遇。按照本人意愿,她被安置在梁柏台的家乡新昌定居。

    闲坐小院晒太阳,对着青山碧空,熟睹白云苍狗之无穷变化。这位曾经的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这位中央苏区曾经最耀眼的女星,这位坐过27年牢的女人,对着梦幻般的世事,虽无争论之欲,仍有不了之。

    1997年底,91岁的周月林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1漂泊半世纪的两个红军(1)

    孤女一、偏僻山村隐藏了两个女孩儿,一个3岁,一个女扮男装转眼,时令已进入萧瑟的冬季,山野刮着冷风,灰蒙蒙的于都县上库村,却呈现一派异样的繁忙:各家各户,正在想方设法,安置从山那边送来的红军伤兵。

    这天午饭后,村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他并未负伤,脸上的气色却不怎么好。他名叫张德万,高个儿,年纪不上30岁。由村干部陪着,在村里转来转去。

    哟,他身后探出一个女娃儿的小脑袋。好白净的脸,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透着陌生和好奇。啧啧!部队上的男人还带个细伢……什么,细伢不是张德万自己的?那么,她的父母亲又是谁呢,连你也不知道吗?

    一问这个,张德万就闭口不了,心里却在说:“我当然知道,她的父母是中央高级干部,这还能说?谁也不能告诉呀!”那,这细伢叫什么来着……噢,“野萍”……什么,叫偏了?怎么会?爸妈都不晓得是谁,不就是野孩子吗?就叫她“野萍”好了!赖万森的儿子,5岁的赖普恩怎么也想不到,家里陡然添了个3岁的妹妹。

    与往常一样,那天午饭后,他与9岁的大哥,去对门坑子里扯猪草,回来时,太阳快落山了。大哥忙着在猪栏里卸草。赖普恩像条泥鳅,一晃身子,钻入矮陋的家门,便有一阵无法抵挡的香气扑面而来。探探头,窥见热气腾腾的锅里,茶油在打着滚儿,一盘炒好的鸡蛋搁在灶台上,香得死人呢。他不由自主地伸出了手。

    “啪,”手刚探出,后脑勺先挨了妈妈一巴掌,“细人精,不许人模鬼样的倒脸面。你不见家里来了贵客。”赖普恩咽了口口水,才反应过来:“一定来了大客。”家里就一只老母鸡,除非大母舅来了,妈妈是舍不得炒菜放油,更不会油炸鸡蛋。

    一扭头,阴暗的内屋里,果然有几个人影。父亲赖万森叭哒着长烟杆,村干部陪着一个陌生的瘦高个男人,在叽叽咕咕说话。瘦高个坐在一张矮脚小凳上,左臂弯圈着个脑袋,却是个东张西望的细妹崽。嘿,赖普恩一下子来了劲,忙凑上前。

    瘦高个男人说得少,赖万森和村干部说得多,他听懂了,瘦高个是带这小妹来搭住的。这段日子,山那边,抬过来很多缺胳膊少腿的红军伤兵,分到各家各户去住。隔壁大伯家,也分了一个红军哥哥在那儿搭住。

    “你是红军吗?”赖普恩悄悄地问。

    “是,不过,我是伙夫。”瘦高个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并伸手抚摸着他的头,说:“小兄弟,几岁啦?”那边,做爸爸的立即喝叱他:“细鬼子,不要多嘴。”小普恩赶紧缩到一边。直至晚上掌灯时,小普恩才看清瘦高个的脸,高高的颧骨,尖尖的下巴,脸色灰扑扑像涂了一层菜汁汁,一双豆荚眼却十分机警。被他抱着的妹崽时不时斜着头,又大又黑的眼睛溜周围一圈,转回头,偎在瘦男人怀里喊:“好妈妈,我饿。”“哎哟,白白净净的女崽像个瓷娃娃哩!”小普恩的妈妈华灶女解下腰围巾,把野萍亲亲热热地搂在怀里:“来来,我来喂你。”春节热热闹闹地过去了,可未到元宵,村子里又忙乱起来。不断有消息说,白匪要来了。伤员都得流散、转移他方。张德万也得离开。

    58一连几天,他对着孩子,神忧郁……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他终于把孩子领到房东赖万森、华灶女夫妇面前:“二位老人家,这孩子,是我受人之托,带在身边的。我现在漂泊无定,前途难卜。这孩子就拜托你们收养吧!你们是忠厚善良人家,孩子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这里有一个小铁皮箱,是她妈妈留下的,里面有一些衣服……”赖家是贫苦的农家。赖万森夫妇膝下三男二女,年纪尚幼,生计十分艰难。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含着热泪,慷慨地接受了张德万的拜托:“放心吧,啃糠吞菜,我们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临行的那个清早,张德万牵着孩子,挨家挨户上门相告:“各位邻居、各位乡亲,这孩子、这没爹没娘的孩子,就留在你们这里了。拜托大家,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天,下起了霏霏细雨,刺骨地冷。张德万戴顶箬叶笠,踏上了烟雨迷蒙的钟公嶂。

    2漂泊半世纪的两个红军(2)

    他走了。留下了一个孩子,却隐瞒了这个孩子的身世,在那白色恐怖的特殊时期,这样做,是为了使村民和孩子免遭牵累,但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同村赖万森的哥哥赖蔚青(村干部)家,也收养了一个红军留下的孩子。是一个比野萍大岁的女孩子,名叫邱兰。她持一份苏维埃的证明,被疏散到村里来时,女扮男装,对外的性别和名字都变了。她头剃得光光的,对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