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留步！军委朱老总给您来电，催要十万军鞋！”那女子极爽快地回眸一笑：“我晓得咯，十万双红军鞋已经筹备好，我顺道就去催促运输的事。驾，我走啦！”这位周部长就是周月林，中央苏区显赫一时的人物，亦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最有争议者。1931年，周月林从苏联回国，来到中央苏区，不久，即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二苏大”期间，周月林任主席团成员，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红军长征，瑞金成为“弃都”，香樟树下恢复了以往的静谧。周月林、张亮于转移中与瞿秋白一道被捕，白军对她们严厉制裁，红军则怀疑其为“叛徒”……
二、忍痛割爱莫斯科惜别孺儿，日夜兼程回国筹备“一苏大”周月林又名周秀英，1906年12月27日，出生于上海一个贫困的渔民家里。4年后，母亲生了一个弟弟。为减轻负担，她被送到乡下外婆家寄养。9岁，父亲将她接回上海，送入一家纱厂做拣纱工，在苦难中觅食，养活自已。17岁时，她进了日本人开办的杨树浦大康纱厂做工。1924年，在地下党创办的工人夜校—工友俱乐部，开始接受革命理论。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大康纱厂的工人积极响应，坚持罢工77天。她鼓动女工姐妹们参加大罢工，带头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在这次大罢工运动中，她由夜校教师张琴秋介绍入党，转而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如火如荼的革命，不断激励、陶冶着周月林，也催生了她的爱。在艰险的斗争中，周月林和“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与自己同龄的张佐臣相爱，结为夫妻。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周月林的身份不慎暴露。那时，她在上海市总工会做保密工作。危急之中，党组织让她迅速转移，1926年秋，年方20岁的周月林秘密进入苏联海参崴党校深造。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名鼎鼎的工人领袖张佐臣，当其冲，不幸被捕，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1岁。
海参崴，地处中苏边界。是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的桥头堡。在海参崴党校，第三共产国际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国班，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北风凛冽，西伯利亚的寒流刺骨，一般的南方人很难适应。身处异国，举目无亲的周月林，进入党校不久，认识了中国党支部书记、政治老师梁柏台。得到了他的关心照顾，孤独与寒冷中，她迎来了窦重开的花季，与梁柏台一见钟，经组织批准，不久便结婚。婚姻，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一年后，学业结束，周月林随梁柏台调往伯力省。周月林担任了华工俱乐部主任。梁柏台则专门进行红色法律研究，从事司法工作，还在伯力省法院担任过审判员。
即使是天涯海角，总有一根挣不断的红丝线，牵系着赤子心。国内工农革命的消息，传到苏联。周月林、梁柏台与同在苏联学习军事的朋友刘伯坚、肖劲光、刘伯承，经常相聚畅谈报效祖国的愿望，几回回谈得热血、壮志凌云。
那时，来往苏联的任弼时、叶剑英等人，也专门来过他们家小聚。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设计未来，两人豪满怀，希望尽早归国施展才能，也就愈加珍惜在苏联的学习机会。周月林希望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那时，苏联正经历着大饥荒。中央专门下了一个命令：未得中央的许可，党员不得擅自到莫斯科去。为此，梁柏台多次写信，给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瞿秋白，瞿秋白则转告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给予办理手续，但通知迟迟没有下达。
2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2）
为尽快用知识充实自己，提高素质，等不及的周月林，自费专程跑到莫斯科，找到第三共产国际东方部。“第三共产国际”是国际运动的领导机构，其中有各国派驻代表。中国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是瞿秋白、邓中夏。
当时，机关保卫工作较严格，一般人不让随便进出。而她身上正好带有中国党证。有党证就可以直接进去，周月林见到邓中夏，直截了当，提出继续学习深造的愿望。邓中夏也很干脆，当时就答应了她的要求。批准她进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大学，又叫做东方大学，其时，邓中夏的妻子也正在那里学习。
东方大学除普通班外，还设有两个特别班：一个特别班又叫预备班，接纳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志，周月林就进了这个班，邓中夏的妻子也在这个班。一同学习的还有另一个特别班，都是些文化程度较高，但年纪较大的人，其中有后来在“红都”被誉为“四老”中的“三老”，即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文化高，也在这个班，瞿秋白曾在这里讲课，由此，周月林认识了瞿秋白。
中国班里，“中国革命”始终是热门话题。
国内红军展到十多万，红色根据地扩大为15块区域，以及国内正在紧张筹备、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种种信息，时时激励同学们，纷纷要求回国。在大趋势面前，第三国际东方部，表示支持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回国革命。那一阵子，国内打仗，军事院校的学生们都已回去了，学习政治方面的人才也回去了。可是，因为来去的都是在校学生，国内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成立苏维埃政府，急需要搞过政府实际工作的人才。苏维埃政府要制定宪法、婚姻法、土地法等等法律，尤其缺乏懂得红色法律的人才。往往要向第三国际寻求帮助。
1931年初，梁柏台再次来到莫斯科，找第三国际东方部要求回国。来过几次，那儿一个女同志已认识他，也在一旁帮着说话：“中国方面不是多次提出，需要搞政府工作的人，特别需要懂法律的人才……”东方部的领导人一听，对呀，中国建立苏维埃政府，必须制定一些法律，制定了法律也还要懂行的人执行，没有一个法律专家，遇到问题不就乱来了吗！于是，他立即同意了梁柏台回国，态度也很和蔼，关心地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解决吗？”梁柏台十分高兴，立即回答：“希望尽快回去。我自己倒没什么困难，可是，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我一走，他们怎么办呢？”这方面的问题，历来有规矩，东方部的领导说：“你的妻子，可以和你一起回中国，两个孩子不许带走，由我们负责送进国际幼儿园。”国际幼儿园地处莫斯科南郊，又叫做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1929年8月1日建成，也称国际红日儿童院，或国际八一儿童院。国际儿童院，确实很“国际”，按规定，里面都是各国中央委员的子女和烈士子女。其中有铁托的儿子扎尔戈，西班牙书记伊巴鲁丽的女儿玛雅……中国人的子女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张琴秋的女儿张玛娅、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等。后来，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等也在此学习。其中，梁柏台、周月林的女儿、儿子，是较早进入这里学习的中国革命者的孩子。
回国，意味着团聚，也意味着分离。两个那么小的孩子，一齐留在异国，叫做母亲的怎么割舍得下呢！孩子是我们的，为什么不能带回国去？周月林百思不解，决定去讨个公道。为此，周月林邀梁柏台一同来到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让他们带两个孩子回国，实在不行，带一个回国也行。
他们的要求，遭到第三国际东方部领导的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却很革命：
“你们回国，是去干革命工作，又不是叫你们回家去带孩子！”周月林、梁柏台在苏联生了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3虚岁，名叫伊斯卡拉，“火星”的意思。小的是儿子、才2虚岁，取名叫弗列（伟烈），是从列宁的名字中，取出两个音，拼成的名字。
3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3）
告别的时刻，也就是生离死别，可能永远不再见。他们夫妻俩，心里特别难受。上了汽车，默默无，只有泪水在不停地流淌。
汽车在寒流中寂寞地行驶了许久，梁柏台突然开口，说了一段自相矛盾的安慰话：“他们说得对，我们回中国是去干革命的，孩子带回去干什么？要孩子有什么难，以后到中国，不是又可以再生……”三、红色政权中，出现了一对引人注目的夫妻部长经不懈努力，延期四次的“一苏大会”，确定了最后时刻表――1931年11月7日。
立国在即，可是，时至10月，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土地法、婚姻法及许多基本法却没有制订。
立国无法，国为何国？制订红色法律，成为燃眉之急。即将就任共和国主席的，与苏区中央局常委紧急磋商，问：“瑞金能不能找到起草这些法律的人？”任弼时立即摇头。
想了想，无奈地说：“只有电告中央，请那边抓紧起草电告。”“那边”，指的是驻沪的中央局。几天后，任弼时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有办法了，中央给我们派来了一位红色法律专家！”“喔，那太好了，他是谁？”高兴地问。
“他叫梁柏台，早期党员，1921年，和、肖劲光、王一飞我们一起从上海去莫斯科学习，在那边，他与蔡和森、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刘伯承、刘伯坚、肖三等人都很熟悉，后来，专门从事法律工作，对政府工作也很熟悉。”“他在哪里，我们去看看他。”很受鼓舞，起身就要去见人。
“他和他爱人周月林同志，已经到达了长汀，路途不畅通，暂时滞留在闽粤赣省委帮助工作。”“哦，那赶紧，派刘伯坚同志辛苦一趟，去把他们接过来。”数日后，刘伯坚专程率一支精锐的小部队，开辟了赣闽通道，把梁柏台、周月林，以及陆定一的妻子唐仪贞等人，一路接送到瑞金叶坪村，见到了早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就结识的任弼时，见到了、朱德等人。梁柏台临急受命，立即着手制订红色法律：《宪法大纲》、《婚姻法》、《组织法》等，“一苏大会”后，他成为司法部部长，后兼任内务部部长。
周月林担任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是因为一个偶然契机。
起初，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周月林分管妇女方面的工作，名称不叫妇女部，而叫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周月林是主任，金维映、范乐春等同志是委员。临时中央政府，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经过一段调查研究，周月林着手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先是开展放脚运动。苏区的妇女，虽然在政治上规定享受男女平等的权利，在经济上同男人一样分得了土地，因为是小脚，行动不便，不能耕作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只能围着锅台转，最多下地送饭送水。如此，在经济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等。针对这些况，苏区内大力宣传大脚的好处，开展了放脚运动，大部分妇女把缠脚放开了，更多的女子，从此以后不再缠脚，结束了数百年来的缠脚陋习。
丈夫打骂妻子，公婆虐待童养媳的现象，在农村历来很严重。苏维埃政府刚刚颁布了婚姻条例，也难以很好贯彻执行，有的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不清楚婚姻法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要女人结婚，竟然出布告：限定当地寡妇，5日内，必须全部嫁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抓住婚姻条例的贯彻，大力宣传男女婚姻自由，禁止带童养媳，并且在《红色中华》报上，揭露一些事例，抨击丑恶行为。妇女们非常高兴，坚决拥护苏维埃。
妇女们都动起来了，周月林抓的工作重点就是扩红。在红区内，普遍成立了扩红队、慰劳队、洗衣队，在妇女中掀起送郎、送子当红军的热潮。把妇女工作的重点，与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连结，与整个苏维埃政权连在一块。
宣传男女婚姻自由，有些妇女很高兴，错误地认为：自由，就是可以由着自己性子随便乱来。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乱来的事。有的女子，今天跟这个好，明天又跟那个好，朝三暮四。也有的人，本来就反对妇女平等、妇女解放，乘机乱说：这就是共产共妻。从而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许多人对妇女工作有看法。
4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4）
中央召集各县负责人会议，有些人便提出要周月林去讲话，其实是设了一个圈套。
周月林不明就里，按惯例行事，有请就去，开口就讲。不料，话讲完了，掌声稀疏，基层的人开始轮番提问：“婚姻自由，是不是婚姻随便，为什么有的女子乱搞？”“男女平等，男的不可以打女的，那女人惹事生非，不就上天啦！”……
与会的大部分男人，受传统观念、地方旧俗所囿，都对男女平等不满，这时七嘴八舌，你争我抢，提了一箩筐意见，眼睁睁地要周月林部长回答，他们也想乘机看看这位年轻漂亮的女部长的本事。
周月林是喝大河水的人，对这种场面不但不怯，还巴不得有这种机会宣传宣传，她仔细听完，耐心解答：
“贯彻婚姻条例，提倡婚姻自由，实行男女平等，并没有说可以乱搞。但是，大家说的况也都是事实，一时间也不可避免。妇女们经受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一下子解放了，就像笼子里的鸟，突然从笼中飞出来，东南西北，不知该怎么飞。这就需要我们多做宣传、教育工作，妇女工作也不光是妇女的事，要大家一起做，各级苏维埃政府来做，特别是在座的各位领导一起来做……”说到这一层，她就展开来谈工作：“在座的都是各县领导，有的人很忙，要求你们天天做妇女工作也不现实，但是，你们谁家没有母亲、妻子、嫂子、姐妹呢？你们就先协助我，做好自己家里的工作吧……”妇女工作，实际上也是各县苏维埃政府的事，是在座者各自自己的工作。
这一说，会场上没人吭声了，从此，都知道这个年轻漂亮的妇女部长厉害。
在瑞金，人们经常能看到，剪一头短，穿着一身戎装的周月林，骑一匹枣红马，忙忙碌碌，奔波不停。
“一苏大会”后，瑞金一下冒出来十几个部长。这些部长们从来没有搞过政府工作，碰到问题就来找梁柏台，梁柏台就成了各部的顾问。来找得最多的是何叔衡，他过去一直做党务工作，一下子当了中华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几乎每天都会碰到一些案子。判案子可不像别的事，大问题搞不好，就要了人家的命，小问题搞不好，也会激化矛盾，必须慎之又慎。
有许多人到最高法庭告状，说刘开摆架子，官僚主义特别严重。刘开当时是中央政府办公厅厅长，文化很高，办事也有些骄傲，群众反映大。项英、何叔衡就来找梁柏台商量，要想办法，按照什么法律处罚刘开。
梁柏台听完了事实介绍，说：“官僚主义是不好，但大家还是同志嘛。反对官僚主义不宜使用法律，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解决。”“用什么样的教育办法呢？”项英、何叔衡问。
梁柏台想了想说：“比如，可以用‘公审’的办法。”“公审，怎么公审呀？”项英、何叔衡面面相觑。
苏联有许多“公审”的范例，梁柏台把程序介绍了一下。项英、何叔衡闻所未闻，一听，觉得很有道理。项英连连点头称是，说：“那好，就让何叔衡主席来‘公审’他吧！”“不行不行，”梁柏台又说：“审案子，重要的案子主席可以出场，不重要的，主席可不出场。这种‘公审’，还不同于审案子，不用法庭出场，更不用主席出面，叫别的人去就可以。”太严厉不行，不严肃也不行，那么叫谁去合适呢？！项英与何叔衡商量了许久，决定叫周月林担任主审。为了表现民主，又让邓子恢担任陪审。公审会场就设在最高法院门外，在大坪上搭了一个台子，把机关干部和部分群众召集到一块，就面对面地数落刘开的缺点、错误。那形式，相当于如今的大会批评。这样既教育了刘开本人，又教育了大家。
“公审”是个新鲜会。那天，大家都来看热闹，到会者很多。张闻天也来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时，张闻天讲了话。他说：“今天的公审会开得不错，主审人审得好。政府有这样的女同志做妇女工作，中央还没有，嗯，我们党中央也应该有……”不久，中央增设了一个妇女部，把周月林调去，担任了妇女部长。梁柏台、周月林二人成为有名的“部长夫妇”。
5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5）
1934年1月21日，“二苏大”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召开。周月林和梁柏台双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而周月林的位置更为重要，她和、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陈云、林伯渠等17人组成中央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幕之后最高政权机关。她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当时，周月林对此殊荣，感到不安，曾对博古提出：按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应该选邓颖超为主席团成员更合适。
博古回答：我们要按票数来的。
“二苏大”不久，找周月林谈话，又让她担任了中央苏区刚成立的国家医院院长。
周月林夫妇自进入中央苏区，便直奔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村报到，起初在谢氏宗祠居住。后来，因为叛徒告密，白军的飞机对这一带进行轰炸、扫射，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转移，他们随之迁居沙洲坝村元太屋杨氏私宅；后又迁往郊区的云石山古寺庙，周月林夫妇与夫妇一块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一直是隔壁邻居，经常见面。她与贺子珍经常串门，挺熟悉。有一次，她正在贺子珍屋里，拿着一本书进来。周月林以为是马列著作。后来，贺子珍告诉她，是《水浒传》，看了5遍，还在看。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人们担心自己的命运，见面第一句话，往往都是询问去留。周月林想：是主席，决不会留下。她关心的是自己的去留。
那一天，周月林见到，开口便问道：“，怎么，要走啦？”答：“哎，要走。”周月林赶紧又问：“走的名单里，有我们吗？”：“有，你们两人都走。”跟着主力红军走，虽然前途未卜，但留下来，肯定凶多吉少。所以，人们心里的基本选择是：争取走。
要走，又有许多恋恋不舍。周月林开始做走的准备，回国后，思儿心切，他们果然又生了个儿子，已经1岁多，因为出生于瑞金沙洲坝，取名叫沙洲。长征出前，中央作出决定，孩子不能随军，一律送人。
多了个孩子，便多了一份痛苦诀别。经商量，他们流着泪，将小沙洲送给了当地一位农村妇女干部。
开拔的日子来到了――10月上旬，有些人员已先期出。周月林也做好了远征的一切准备，这时，况生了急变。
中央于10月突然决定：留守的同志，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任办事处主任。因陈毅负伤，行走不便，中央决定再留下一人，具体负责政府工作，人员未定，由项英挑选。
于是，项英将成为某人的命运之神，经反复考虑，这一个人竟是梁柏台。他点名要梁柏台留下，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项英找梁柏台谈工作，见到周月林，顺便点了她的命|岤，说：“你也与梁柏台一起留下吧，在苏区做妇女工作。”“不，我还是想跟主力红军一起走。”明眼人都可看到，红军主力一走，瑞金及整个中央苏区即将沦陷。没有多少妇女工作好做，她不肯留下，又去找中央要求。
气候转凉，军紧迫，形势日益恶化，远征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中央领导一天到晚开会，处理生死攸关的大事，无暇顾及其他。
周月林找了几次，会场戒备森严，无法找到领导人。来来往往，却偏偏遇到一串串生离死别，在痛苦的红都中生。
中央确定病重的瞿秋白留下坚持斗争。瞿秋白知道留下凶多吉少，要求跟主力红军走，被王明断然拒绝，瞿秋白身心交瘁，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徐特立前往辞行，瞿秋白嘱咐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随徐老走，并把自己那匹良驹黑马换给了徐老。决定留下的何叔衡，在住地梅坑，特备清酒、花生，邀请林伯渠作竟夕谈。时将冬令，旅途艰难，何叔衡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与林伯渠。林伯渠心沉重，思绪万千，作《别梅坑》诗一：
6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6）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握别何叔衡，林伯渠与做月子的夫人离别。他与妻子范乐春商量后，忍痛把出生仅14天的独子，送人抚养。范乐春是福建永定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闽西金砂暴动，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中央苏区红军优待工作局局长，是个坚强的人。红军长征，她回到家乡永定，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她任闽西潮梅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因积劳成疾，1941年，病逝于永定西溪。
周月林去找，已先行前往于都。的秘书、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正与妻子郭香玉话别。郭香玉与谢觉哉相亲相爱，感甚笃。然而，因郭香玉曾缠过脚，行动不便，被迫留下。此一别，亦是永诀。郭香玉返回家乡，仍四处活动，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不料，被人告密，于1940年9月3日夜晚，被白军秘密逮捕。敌人用尽酷刑，想撬开她的嘴巴，郭香玉倔犟，宁死不屈。凶残的敌人恼羞成怒，竟在村里挖个坑，将郭香玉头朝下活埋。不幸殉难时年仅44岁。噩耗传到延安，谢觉哉思念郭香玉，眺望南方，彻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填词《浣溪沙？忆郭香玉同志》：“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依依驻马不胜。一齿仅存犹喷血，百鞭齐下不闻声，二字千秋玉比馨。”建国后，谢觉哉历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等职，1971年逝世。
一幕幕生离死别，催人泪下，搅得周月林六神无主，心急如焚。好脾气的梁柏台便劝她：“这种时候，领导更苦，算了，留下就留下吧。”一锤定音，周月林的悲剧从此开始。
四、存亡之秋张亮身怀重孕，包围圈中挥泪一别夫妻各历生死再说张亮。
她是项英的妻子，早年参加革命，婚后与项英并肩战斗，1930年底项英奉命前往中央苏区赣南，组建苏区中央局，她因怀孕留在上海。1931年春，张亮在上海生下女儿项苏云，不久，即忍痛割爱，按照组织安排将女儿托付给教育家陶行知，她经福建进入赣南，回到了项英身边。其时，项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中央政府机关设在“红都”瑞金，因敌变化，先后搬了几次家，但各部委仍在一块办公。兴国县长冈乡泗望村籍老红军战士刘恋（原名刘在雄），现年91岁。1931年5月，他16岁时给项英当“公差兵”，1932年4月到福建汀州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调到中央三局（通讯联络局）工作。后与项英一块留下打游击，并坚持到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刘恋随项英转为新四军，曾在新四军军部任电台队队长。刘恋与项英及夫人张亮在一起工作，在长期接触中，张亮在刘恋脑海中留有深刻印象。
回顾往事，刘恋介绍：张亮身材适中、略胖，与项英一块去过苏联，有文化，操一口四川口音，不善辞。她是1931年来到中央苏区。期间，张亮任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副指导员，康克清任指导员，总司令部下设六个局，指导员主要负责俱乐部工作，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也做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业余时间，张亮会坐在一张竹椅上，手脚齐动踩风琴，出很好听的声音。那时，总司令部只有一架风琴，别处也没有见过这种会唱歌的木箱，大家都觉得很奇异，很洋气的。人们对张亮也就投注以另一种眼光，因为她有几个特点：张亮不仅会踩风琴还有一双小脚，是那种缠过后中途放了脚的小脚，比标准的小脚大一些，当时叫“解放脚”；另外，张亮还会吸烟，女同志吸烟在当地人目中也是个稀罕事，她吸的是那种铜制的水烟筒，用纸媒点燃，吸起来“呼噜呼噜”直响。张亮虽任副指导员，又是副主席项英的夫人，但生活仍与普通战士一样，十分艰苦，她吸烟常常连烟草也没有，就捡些豆叶掺着烟骨子吸。
7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7）
记忆犹新的是，刘恋与张亮生过一次矛盾，他还动手推了张亮一掌。
那是1933年10月的一天下午，刘恋轮岗值班，一连生几件事使他不舒服。
起初，与一个警卫员散步，来到了中央三局，一见刘恋身边有一部《红楼梦》线装书，立即拿来翻看。许久，问：“这本书是谁的呀？”刘恋不知道这本书是否有什么问题，心里很紧张，硬着头皮答：“是我的。”把书一扬，说：“我借了啊。”走后，刘恋心里忐忑不安。这本书是他的战利品，一次在战场上见到几部书，他就背了两部回来，一部是《词源》一部是《红楼梦》。当时，刘恋还看不懂《红楼梦》，不知道是好书坏书，会不会惹事生非。正稀里糊涂想着，李德在伍修权的陪同下来了。李德叽哩咕噜说了几句什么，伍修权就叫刘恋站起来并开始翻译着批评刘恋，说李德是外事顾问，是大长，见了面必须站起来立正、敬礼、有礼貌……批评了许久二人才离去。
刘恋见李德走远才坐下来低着头嘀咕：“朱德、也是大长，天天来中央三局的尽是大长，也没有谁说要站起来立正、敬礼……”这一来，刘恋心绪大坏，想哭。那时，他个子小年龄也小，还会耍性子，高兴了嘻嘻哈哈，不高兴时就哭哭泣泣，闹着要上前线打仗。恰巧，此时张亮来了，她顺手翻看刘恋写的值班日记，然后批评说，写得马马虎虎应付一下，格式不对，内容不全，字也写得不好，胳膊伸得太长，腿脚缩得太短，这里那里都有毛病。刘恋正在气头上，对张亮的批评也不理睬，听着听着听烦了用力推她一把，大声嚷嚷：“走开，我不要你管――”泪水就哗哗流了出来。张亮被推得后退一步，诧异地看着刘恋，知道撞上了无名火，欲说什么又没有说就离开了。
张亮一走，刘恋又悔又怕，虽然张亮平日与大家相处挺好，但她毕竟是副指导员，又是项英的妻子，真要怪罪下来，自己也有苦头吃。于是，刘恋将此事汇报了指导员康克清，她是刘恋的入党介绍人，刘恋又将此事汇报了刘伯承。刘伯承是1932年到达瑞金的，当时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是刘恋的邻居，待刘恋很好，每天教他识10个字。听了刘恋此事的汇报，二个领导都没说什么，既没有批评张亮，也没有批评刘恋。事不了了之，刘恋又不会道歉，心存芥蒂，与张亮见了面也不好意思说话，就这样，心里一直存留着负疚。
红军长征，主力离开。刘恋则跟着项英、陈毅留守红区，是紧随中央分局、中央军区进行指挥的电台报务员。来往电讯中，他能更清楚地看到局势不妙，白色恐怖铺天盖地，全面笼罩中央苏区，形势恶化，比预想的还要糟糕。
数十万白军大兵压境，留守红军为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没有及时改变斗争方式，反而与敌死打硬拼，部队损失异常严重。10月下旬，中央分局与政府办事处，不得不由瑞金梅坑迁至于都宽田、龙泉一带，12月又迁至于都县小密区井塘村。四个月之后，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赣南省委机关及部队，统统围困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带，境地危险，有如瓮中之鳖。
中央分局组织多次突围，大部分被打垮。这时，人们只能隐蔽在山林里。
中央分局决定撤消中央后方办事处，又临时决定，让4位老弱病孕者离开，从香港转往上海治病及从事地下工作。这4个人为：瞿秋白（36岁，已因肺病吐血15年）、何叔衡（61岁）、张亮（孕妇、项英的妻子）、周月林。同时决定，邓子恢跟他们同路出，插到福建省的龙岩、永定一带打游击。
日日相处，共同感受最严峻的敌，刘恋也能从项英坚毅的外表中，感触到他内心沉重而微妙的变化。
项英对与张亮的分别，心是很复杂的：让张亮留下吧，险恶的环境不允许，还有以后分娩怎么办？思前想后，意志坚强的项英决定，让张亮随瞿秋白一行先去福建，然后赴上海。但他万没有想到，这一别，各经生死之途，相见竟是“敌我”了。
8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8）
1935年2月4日，是乙亥年大年初一。北风呼啸，寒冷刺骨，项英等人铁青着脸，张望四周铁桶般的大山，苦苦等待上级回电。这日，他再次致电中央，报告了白军加紧构造沿河封锁线，企图将中央苏区的红军，锁定在西江、宽田、黄龙一带，中央苏区到了最紧急关头。在报告敌后，写道：“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他还根据当时形势紧急的况，以急迫的心，在电报上写道：“请中央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可是，日落西山，四野乌黑，不知什么原因，中央仍没有回电。
“吃饭吧，老项。你不来，谢大嫂一家都在等着。事再急，饭还是要吃！”张亮柔和地招呼。火烧眉毛，她倒不急不忧，跟项英结婚这么多年，什么时候不紧张，不危险！还不都过来了？天塌下来有男人顶着，女人嘛，不要闲操心，瞎操心。
望望天色将晚，项英叹了口气，走向饭桌。桌上摆着一大钵子黄元米果，一片金黄之中夹杂着蒜叶的葱绿，香气扑鼻。项英这才觉得肚子早就饿了，挥挥手：“来来来，大家一起坐下，过年！”黄元米果是赣南客家食品，为了这餐年饭，房东谢招娣忙了两天。张亮跟上跟下帮忙，虽说帮不上什么忙，挺着个大肚子也很辛苦。她把米果一块一块往项英碗里夹，觉得也自有一分心意在其中。吃完饭，房东又端上一大皮钵擂茶，给项英、张亮每人满满斟上一碗，还格外加了一把芝麻。他们聊着天一直到深夜，为了感谢房东的谊，张亮拣了几件自己的衣服，以及被面、蚊帐送给了谢招娣。
翌日，项英以中央分局名义，再次向党中央报告了分兵突围的两个意见：
（1）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东河，但目前况能否过去，尚成问题。（2）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如湘赣边、闽赣边和广东饶平及福建平和、漳浦一带，分局率一部分部队继续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他们请党中央立即复示，并告：“迟则况太紧张，则愈难。”项英等待中央的指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屋外团团乱转。下午，中央终于回电，要求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
2月7日，瞿秋白组织中央工农剧社3个剧团，在中央分局驻地举行会演。刚割完稻子（一季稻），干部、战士及群众便坐、站在梯田里看戏。张亮与项英，周月林与梁柏台，在这里度过了团聚而愉快的一日。
第二天开始做转移准备，张亮流着泪，在保姆帮助下收拾行李。物品堆在床上，不知如何拣拾，这些物品，都是清理几遍舍不得丢弃的衣物。舍不得也要丢，她狠狠心，又把一些用品，连同贵重的毛衣也给了保姆。保姆是瑞金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