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现在是谁啊？能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吗？
雷鸣诚恳地说：“本来想帮家里两三天就来报到了，但是我冒雨下田，被淋雨感冒了，又给耽误了几天，真不好意思”。
谢顶男又继续看报纸，雷鸣赶紧掏出香烟，敬上一支，然后点上。
谢顶男还是继续看报，雷鸣从心里已经问候他家的女性很多遍了。直到抽完一支烟，才说：“把手续交给我吧，你填个表，其他我来帮你办”。
后来雷鸣知道，谢顶男人叫唐九山，是政工股的股长。他并不帮雷鸣办什么手续，而是想要雷鸣马上去下乡，所以才这么说的，后来，雷鸣的户口、粮油、组织关系都是雷鸣自己去办的。
雷鸣很快填好了干部登记表。唐九山看过一眼，就带他去三楼局长办公室。
局长姓苏，近50岁，当过两个乡镇书记，来司法局这个清水衙门，他是不甘心的，所以他尽量接近领导，几天前他得到米副县长的暗示，就想给雷鸣一个下马威，但他熟悉政治工作，不会象唐股长那么露骨。
唐股长介绍完以后，苏局长就说：“首先热烈欢迎你到我们局工作，你可是我们局第一个正牌法律大学生，为我们司法机关充实了力量”。
“其次，我们首先安排你到调解股上班，这是一个很能煅炼人的部门，希望你能发挥专业知识，解决实际困难，有没有困难？”
雷鸣可从来没想过要去调解股上班，他想他们会安排他去律师事务所上班。因为他是新人，单位一般不会安排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去调解股上班的。
雷鸣不知道，调解股正在调解一个很棘手的纠纷案，这几案件已经发生近30年了，比雷鸣还要老，双方多次斗殴，互有死伤，最近又有斗殴的苗头，县里能派出的人都用尽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县里成立的工作组，基本上没多少人去调解，大多都请病假了。
他们是想把雷鸣放到火上烤，然后把他凉到一边，然后下放乡镇，由他自生自灭。
雷鸣可没想到那么多，他坚定地说：“我坚决服从领导的安排，努力把工作做好”！
苏局长赞赏地说：“这就好！不愧是在学校就入党的人，组织不会亏待你这样的同志，现在我们局还有两套房子，等一会你去找办公室的同志，让他们带你去选一套房子，房子虽然旧一点，但总比没有好，好不好？
雷鸣当然说好了，苏局长又说：“我再给你提出一个要求，明天你把家安顿好，后天和调解股的林股长下乡，有什么问题？”
雷鸣当然再次表态没问题。
武县下桥乡新生村八队和十一队土地相邻，其中有六十多亩土地和一个十多亩水塘的权属有争议，双方为此多次打架斗殴，因为涉及土地和水利纠纷，所以由县委县政府组成工作组进行调解，其实这个件背后是两个家族之间的斗争，十几年来，双方都因为打架互有死伤，积怨更加深，几乎没有什么调解余地。现在因为经工作双方都申请了调解，所以武县司法局的调解股就成了整个纠纷案处理工作的核心。县司法局领导已经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不调解，县领导不放过，硬调解，双方都不能得罪，否则双方再有打斗，责任要记在司法局头上。苏局长考虑很久，只能要雷鸣项上一段时间，谁叫他是法律专业呢？他要是办砸了，就处理他，正合米县长的意，要是他办好了，功劳也是集体的。
雷鸣没有感觉到有人给他出难题，毕竟工作了，领导怎么安排工作，自然有领导的想法，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兵，领导能对自己有什么看法？
雷鸣选了一套顶楼七楼的两房一厅，办公室提供的两套都是七楼，不过这一套没西晒，要比另外一套好多了。
其实单位还有两套不是一楼和顶楼的房子，但局长已经发话，这两套不能给雷鸣住，所以雷鸣也不知道这一回事。
雷鸣很快把房子打扫干净，买了床铺、桌子等家俱和日用品，住了进去。前后花了三千多元，但他没有得到任何安家费。
雷鸣不知道，地雷阵已经在前面等着他。
第三十八章踩地雷了
1995年9月15日，星期五，是雷鸣原计划去报到的日子，但今天，雷鸣下乡去了。
早上八点钟差10分钟，雷鸣就去位于四楼的调解股办公室，办公室的门还关着，他只好在门口等候，不一会，晒得比农民还黑的股长黄富星就过来了。
黄富星是高中毕业后通过招干考试进到司法局工作的，已经工作10多年，他手下还有另外一个兵，叫李标，以前是小学教师，前年改行到司法局的。调解股就他们三个人了。黄福星、李标和主管调解的副局长谢基为了下桥乡新生村八队和十一队土地鱼塘纠纷问题，已经蹲在那里几个月了，事情一点进展都没有，县领导已经下令，9月底前务必调解成功，否则要从重处理司法局的相关人员。
按说这类纠纷不应该由司法局来处理，但是当时体制不顺，县国土局也刚刚成立不久，也没有力量去解决这些纠纷。
雷鸣见到黄福星走过来，他还不认识黄福星，但他很礼貌地说：“您好！”
黄福星一直注视着他，说：“你是雷鸣？”
雷鸣微笑着说：“我就是雷鸣，今天来上班了”。
黄福星主动和雷鸣握手，然后自报家门，然后打开办公室，说：“给你办公室钥匙，办公桌还有几个，你随便找一个整理一下，领导交代了，今天你就和我们下乡，我们九点出发，你要带好行李，多带一套衣服，等会我们在院子里集中出发，可以不？”
可怜雷鸣连在办公室都没坐下就被安排下乡了，领导都要下去，他能有什么意见？于是满口答应后，马上回房间准备行李。
九点钟，雷鸣他们坐着北京2020吉普车准时出发，谢基副局长坐在副驾驶位子，雷鸣坐后排中间，黄福星和李标坐后排两边，开车的是司机小卢，很年轻。
上车前，雷鸣已经和大家认识了，谢基副局长是一个老黄牛式的人，一上车就叫黄福星介绍下乡的目的和案件的基本情况。
武县下桥乡新生村八队和十一队分属两个自然村，人口都不多，都不到200人，但八队属于梁姓，梁姓是个大姓，周边有好几万人都是梁姓，十一队属于潘姓，潘姓是也个大姓，周边的潘姓也有好几万人，可以说，这是两个家族的斗争。
争议的六十多亩土地和十多亩水塘，双方都提出在土改时就对这些土地水塘有使用权。并且提出了一些书证，比如“三包四固定”时的文件、土改时的文件。
这块地在土改时的权属是清楚的，但成立生产大队时，各队土地全部合并，后来又分开，争议就来了，相互分不清楚哪块地是哪个队的，认识上相互的交叉，大队也没能分清楚。特别是分田到户后，两队都把两块地分别分给双方队员，往往一方播种后，另一方马上挖掉，双方根本不能正常耕种，所以双方争斗不断，矛盾升级了，1989年、1991年、1994年双方三次大规模斗殴，出动土炮、土枪、炸药，致双方共五人死亡，法院也将双方共十多人判决死刑、死缓或者无期、有期徒刑，导致双方积怨加深，最近又有打斗的苗头。
县里为此从今年过年前就组成了一个百人工作队，县委主管政法的副书记带队，各相关部门参加，分成了若干个工作组，一直对此紧盯不放，而调解组是各小组中的核心，调解组本来还有政法委一位副书记、县法院和检察院各一位副院长参加，但这几位爷都不干活，带队的县委副书记要求县司法局9月底前一定拿出调解意见书初稿。
雷鸣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就是从下乡开始了。
黄福星介绍了基本情况，谢基副局长就说：“雷鸣，你虽然刚刚来，但你是党员，局里经过研究，决定由你来拟写调解书，这个任务很重，这几天时间，你先到现场去熟悉情况，阅读案件材料，9月25日以前拿出初稿，这政治任务，希望你按时按量完成，我们几位同志全力配合”。
雷鸣只好说好。
雷鸣已经知道自己入套了，一个由局领导设的套子。
如此重要的案件，县里舍得调动百人工作队，为什么不能写出一个“调解书”或者“调解意见书”？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定有某些必要的内容无法确定，所以才难产，也可以肯定县领导班子内部有不同意见，无法统一，所以才会这样拖下来，也可以肯定，这份调解文书可有可无，不然领导不会把这个任务放到一个刚刚毕业分配的新人身上。
但雷鸣知道，别的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可能已经明确，已经没有办法推掉，领导要把自己拖入这个泥潭，肯定也不能洗脱他们的责任，领导这样做的目的，是拿自己来开刀。
自己什么地方得罪了领导？雷鸣认为是自己推迟报到引起的，要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肯定会在能报到的那天报到。
雷鸣的肠子都悔青了。
领导确定是给他上眼药，在局务会上，已经明确了拟写调解书的任务是谢副局长负责，审核是由苏局长负责，黄福星对文字工作一窍不通，领导根本对他没啥指望。
但苏局长“多余”地讲了一句：“新来的大学生是法律专业的，应该给他加点担子，法律文书先由他写比较好”。
这个任务多次被拖延，领导都成牛皮糖了，多拉一个人进来，就是要让新来的人陪杀。
谢副局长也不会再写这个东西了，调解书局里没少写，但县主要领导意见分歧太大，根本不能定调子。
雷鸣心里那个苦呀，没有词可以形容。
下桥乡新生村离县城40多公里，交通和经济情况都还不错，县政府的百人工作队大约有一半人长驻在这里，来三天休一天，不能来的工作队员须经所在单位书面工作组同意后才能离开，两个队离乡府大约3公里。工作队员分成三个班，每天几经个班分别要到两队去两次，上午、下午和晚上，由协调组安排。
工作队员下去，一般有车送，下去的工作人员一般到农户家中或者到田间地头找农民谈话，稳定他们情绪，要求他们和解。
工作人员都住在乡政府的旧礼堂，几十个人，比学生宿舍还挤，大家都睡行军床，领导才能住招待所，吃饭都在饭堂，临时建了个洗澡的地方，条件极其艰苦。
一连三天，雷鸣都跟着工作组瞎转，一有空，他就阅卷，案子很多文件，足有两尺高，但真正有用的材料很少。
但雷鸣还是认认真真地做了阅卷笔录。
他当然也发现了局里以前写的调解文书，但都是不成形的。
案件事实都无法认定，如何调解？
双方都主张对争议标的有全部权属，如何调解？
双方都声称一定报人命之仇，如何调解？
调解，是指双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以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对纠纷双方进行疏导、劝说，促使他们相互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调解工作应遵循的原则有：1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政策进行调解。2必须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调解。3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雷鸣以前真的没有接触这方面的案例，不过从调解的原则出发，他还是拟了一份补充调查提纲，足有近千字。
雷鸣认为，还原历史真相是案件处理的关键。
但双方对此都提出了证据材料，那地方叫放牛湾，在“三包四固定”定产量的登记本上，双方都有“放牛湾”的面积，多达近百亩，现有这些历史资料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同时，两边的老人都坚持说“放牛湾”属于自己所在的队。
能找的老人都找了，能找到的人都说属于自己一方的。
县里各部门组成的工作组都束手无策，更何况雷鸣。
工作队员都说，干脆让他们继续开打，然后都关起来，然后就清净了。
也有的队员说，再这样下去，会有部分工作队员先被送进精神病院。
两村村民多次集体上问，案件已经被列为全国督办的10个纠纷案件之一。
为了应付，雷鸣开始写调查报告，把案件的主要情况，存在问题都说清楚了，但下一步怎么做，他也没头绪。
工作组每天中午饭前都开碰头会，司法局的调解任务都是被点名的。
第三天下午，雷鸣和谢副局长回家休息一天。
在车上，看雷鸣有点变黑变瘦了，谢基动了恻隐之心，他也不知道苏局长为什么要拿这小子开刀，所以就安慰雷鸣说：“小雷，工作要一步一步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注意保重身体”。
雷鸣心中稍稍有点安慰，但心中仍然压力重重。
回到单位，雷鸣就骑单车往家跑。几天不回家了，不知道家里情况如何。
看到西院榨油的生意还好，烤房也有一些来料加工维持，雷鸣回家回家见妈妈一下，就回到单位，放下单车，马上乘车去十里亭。
几天来，雷鸣把cll机留给李玉梅，乡政府的电话不好打，雷鸣也没什么心情，所以根本没顾到门面的生意。
当雷鸣黑着脸出现在门面时，众人谁也不敢多说两句，李玉梅等了好一会，才忐忑不安地向他汇报。
首先是财务，情况还一般，赢利的所下降，但雷鸣还能接受。其次是店面管理，出现了问题，送给一家四星级的干货有质量问题，被退了回来。
一家店出现的问题，其它店没有发生，能说明什么问题？雷鸣不管那么多，不管他，退就退了，大不了不做那家的生意，谁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干脆不管了。
最后，李玉梅汇报，有一个老板来电话，要求雷鸣回来了就找他。
原来是那个池州的老板魏真铭找到江宁来了。
第三十九章圈地运动
魏真铭是个老帅哥，四十岁光景，雷鸣没有什么好心情，就坐在门面里和他交谈，连楼上也没请他上去。
客套几句，魏真铭就把他的名片递过来，这是一张个人名片，上面只有名字和联系电话。雷鸣没有个人名片，所以就把公司名牌递给魏真铭。
给魏真铭上过茶，雷鸣就说：“不知道魏老板有何见教？”
魏真铭笑道说：“雷老弟够爽快。我有个生意，需要在江宁市周边找个地方办厂，恰好发现老弟你盘下了纳怀村那块地和房子，我想租用或者买下你那块地”。
“哦！魏老板想做什么生意呢？”
“皮革加工，我已经承包了江宁市肉联厂，我想垄断江宁市所有的牛皮和猪皮，加工后送广东”。
“我想我们没有合作的可能，谢谢魏老板的关注”。雷鸣正心烦，见这家伙是做这营生的，就直接拒绝了。
魏真铭笑了笑说：“雷老弟，你听我说完嘛”。
雷鸣又坐下来。
“我只做简单加工，我可以和你分成的，你那地方好，有水源，不用接自来水，我们用水不少，我们抽河水，可以大大节约成本”。
雷鸣面无表情地说：“你不用再说了，那地方是我家的祖业，我不会在那地方搞这种事的，你还是另找高明吧”。
魏真铭彻底服了，他纵横商场十几年，第一次被人这样干脆地拒绝，让他十分郁闷。他也站起来，向雷鸣伸出手说：“雷老弟，我知道这是有污染的项目，但这生意总得有人做是不是？我们保持联系，交个朋友，有机会我们要继续合作”。
他也从雷鸣心神不安的神色中看出雷鸣心中有事，就接着说：“雷老弟是有心事吧？改天雷老弟你有空了，我作东，请雷老弟你喝茶，到时请老弟一定赏光哦。-====-”
雷鸣被他说到心坎上，觉得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就说：“还是我做东吧，我现在确实没心思想生意上的事”。
“皮革加工只是我的副业，老弟你少年老成，又是本地龙，我想我们会有更多可以合作的地方，”说完掏出他的另一张名片递给雷鸣。
雷鸣主意已经定，就不再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道谦，礼貌地送走了魏真铭。
看了魏真铭后来给的名片，雷鸣才后悔起来，这个魏真铭竟然是池化集团的副董事长，池化集团是池州的私营企业，但是听说这个企业利润很大，每年达几千万，但公司领导层很低调，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漏面。
但魏真铭为什么要投资这么小的生意呢？是不是对方在试探他？
雷鸣可没想那么多，吃了饭，不到八点，就上床睡觉了，两边的生意都还好，他就放心了。
刚刚睡了一会儿，雷鸣的cll机就响了，是黄新龙有事找他。雷鸣哪都不想去，黄新龙正好在江宁市区，就到门面来。
黄新龙找到门面，见到王莹，觉得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见过，王莹见到他，就知道是找雷鸣的，连忙带他上楼。
雷鸣也不起床，让黄新龙坐在床边和他说事情。
见雷鸣无精打彩的样子，黄新龙说：“鸟人，我知道你们局领导给你压力了，你们工作队上有我的同学呢。你别怕，以后你就会习惯了，呵呵，谁叫我们没后台呢？我也不经常这样，我们是牛马，做好了是领导的功劳，办砸了是我们的责任，认命吧，争取当了领导，以后我们也整人！”
这话正好说到心坎上，雷鸣坐了起来说：“刁，我不信他们能开除我，找个机会搞死这几个野仔”，接着掏出烟来抽。
原来黄新龙在警校的老师调到公安厅任职了，想在城关附近弄个庄园玩，就找到黄新龙，要黄新龙帮忙物色，黄新龙家太偏远，一下子想不出去哪找，想到雷鸣搞土地有经验，又是本地人，所以就找雷鸣商量来了。
雷鸣一听，就来精神了，他详细问了情况，原来一段时间以来，省里和市里的一些老板、干部纷纷到江宁城郊租地搞种养，一亩地一年的租金是30到几十元不等，一下子可以签订几十年合同，租金一年一付。
1995年前后，民工到开放地区打工形成潮流，农产品价格低下，土地丢荒很多，以及让土地丢荒，不如租出去赚钱。
雷鸣也是个自私的人，他想起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那可是资本原始集累的手段。
雷鸣认为，在中国，土地资源永远是稀缺的。
但江宁市号称全国土地资源最丰富的五个省城之一，周边土地还是不少的。
从法律层面上，雷鸣认定这是从农民手中承包土地，法律是没有禁止的。特别象雷鸣以妈妈的名义承包荒山荒地，更无可非议。
雷鸣估算，一亩一年也几十元，要是能租下百把亩，资金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雷鸣马上和黄新龙骑摩托车回到纳怀村，直接去三叔家。
三叔正好要睡下，雷鸣问他村里有没有土地可以出租做养殖用的，三叔纳闷了，这个侄子是不是想当农民了，刚刚买下西院，现在又想搞什么农庄。不过他说有一个生产队有几百亩土地要出租，叫放马坡，其中荒地有300多亩，水面有100多亩，交通一般，就是土地太贫，种不了什么东西，最多只能种木薯，水面也养不了鱼，因为每年都发大水，此外还要开一条两公里多的路，要经过村庄，有不少老板已经去看过了，因为没有道路，不敢投资，都没有谈成。
雷鸣想了一下，那块地他是知道的，是一个小山谷，风景不错，面对着西江，交通不方便，但雷鸣有信心能开通公路，按一亩地一年租金30元计，一年要付租金一万多元，这对雷鸣没什么难处。
雷鸣就托三叔去谈租那块地的事，租金过得去就行，但租期要尽量长，这样他才好投资，要以他妈妈的名义去租，钱也去他妈妈那里要，另外还托三叔帮黄新龙租一块30亩左右的土地，三叔听说是镇派出所帮省公安厅租的，满口答应。
办完事，黄新龙叫雷鸣去仙湖玩，雷鸣不想去，就回家，把租地事情的爸爸妈妈说了一下，妈妈已经帮雷鸣收了好几万元块钱了，听说雷鸣又要投资，也没有说什么，雷鸣又和他们谈单位的工作安排和单位安排房子的事，但他不敢把领导为难他的事说出来。
爸爸没什么意见，妈妈却想把房子后面的几块地租下来，她想让姥爷姥姥来家里住，让他种一些中药。房子后面的土地都是熟地，租金可没那么低，但雷鸣也高兴地同意了，最好能租大一点的，把旁边爷爷家后面的土地也租下来最好。反正租金便宜，随便投资种点什么都不会亏本。
姥爷家世代行医，又上过省立中医学校，以前在省中医研究所工作，退休后迷上了种药，带姥姥去了一个偏远的药园种药，已经三年多没回到江宁市了。雷鸣的妈妈只有一个哥哥，留学后留在美国，也多年没有回来，眼看两老已经70多岁了，雷鸣妈妈就想接他们回纳怀村家里来，以方便照顾他们。租地种药就是为了拴住老人的心，让老人有事情做。
第二天，雷鸣哪儿也不去，就在家看了一些土地纠纷方面的书，写一会调查报告。下午从三叔那里得到消息，放马坡那块地现在租金要价是一万两千元一年，三叔想谈到一万元以下，雷鸣就笑着说一切由三叔作主，其实雷鸣并不想租金太低，租金太低倒反影响合作，生产队就容易反悔。
第四十章重新调查
几天后，司法局召开局务会，讨论新生村八队和十一队纠纷的调解问题，参加调解工作的调解股全体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除了苏局长、谢基副局长、田佳玉副局长外，政工、办公室、律师、宣教几个股室的领导、已经退二线的原局长罗调研也参加了会议。
罗调研只是科级干部，但当时级序称谓不明，所以也称调研员。
这个会类似经天律师事务所的案件讨论会，但雷鸣心情很沉重，按先前得到的种种信号，他准备接受某些人的挑难。
但事情并没有雷鸣想象的那样糟糕。
原来，雷鸣报到后，填写了他的基本情况，局领导都看了，才知道雷鸣的父亲是处级干部，而且他家就在县郊有名的好战的纳怀村，所以心有所虑，不敢再随心所欲地欺负雷鸣。
一般单位是不保存干部个人档案的，档案保存在档案局，雷鸣分配时是直接分配，没有和司法局接触过，所以司法局也没有调阅他的档案。
但写调解意见书的任务还是落在雷鸣的头上。
会议由局长主持，谢副局长汇报了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黄福星股长汇报了调解工作情况，到调解意见书部分，就说：“根据工作组的安排，调解意见书的拟写，是由从东方政法大学毕业的雷鸣同志负责的，下面由雷鸣同志汇报撰写调解书的情况”。
参加会议的其它股室领导都很吃惊，这么重要的工作落到一个刚刚毕业参加工作不到10天的人身上，不是领导疯了，就是领导想推托责任。
雷鸣很郁闷，沉默了许久，苏局长喝了一口茶，说：“小雷，有什么就说什么吧，你一定也研究过的”。-====-
雷鸣无奈，只好对着调查报告和补充调查提纲说起来：“各位领导，根据工作安排，我把调查和调解的情况汇报如下，我的汇报分四个部分，分别是：调查后可以认定的案件事实、不能按时调解的原因、完成调解所需要补充认定的案件事实调查提纲以及下阶段工作建议……”。
洋洋洒洒四千多个字的汇报材料念完，雷鸣已经满身是汗，但越念到后面，雷鸣越自信。在座的人都是半路出家，法律水平很低，更不用说面对如此复杂的纠纷案件了，见雷鸣刚刚上班几天，就对案情了如指掌，汇报起来言之有物，建议合理，不禁打心底佩服这个小子，正规大学培养的学生就是不一样。
雷鸣念完材料，见大家都不吱声，又大胆地补充一句子：“这个案件的原始材料是由乡干部提取的，不能排除里面因为人情问题、水平问题、方法问题而使案件事实走样，我建议，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可以全案重新调查，只有还原案件事实，调解起来才有理有力，才能让双方接受”。
纠纷案件有几怕，其中有一怕是怕当事人不到法院起诉，只是一味上访，这个案件就是这样，当时没有先调解才能起诉的规定，但双方都不起诉，最让人头疼。
苏局长连续喝了几口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只有他心情紧张的情况下，他才无意中连续喝水。
雷鸣汇报的内容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因为前期调查不清楚，导致无法调解，委婉地把球踢到了别人的脚下，反正我刚刚参加工作，我没有参加调查，你们应当负责任，而不是我。
最后，还是苏局长打破宁静，说：“刚才雷鸣同志已经把案件汇报了，案件没有调查清楚，或者没有办法调查清楚，所以导致无法进行调解。这个观点有点勉强，如果案件事实都不能查清，那我们就让他们一直打打杀杀下去吗？当然这不是雷鸣一个人的责任，工作组的同志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苏局长一杆子打了一帮人，连自己也归进去了，已经减少了很多威力。
这时，罗调研发话了：“这个案件早就发生了，我进到司法局工作前就有纠纷，这么说起来我也有责任”。
他这句话直接针对苏局长，苏局长脸都红了。
这时田佳玉副局长看不下去了，他也曾经负责处理过这件事，要这么说，他也有责任的。他说：“目前情况太千复杂了，我同意雷鸣的意见，对全案进行重新调查”。
最后，决定对全案进行重新调查，不过苏局强调案件材料由雷鸣具体把关，等于从侧面肯定了雷鸣的能力，也增加了他的责任。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雷鸣忙坏了，他重新走访了当年经历“并队”过程的老人，试图从他们的笔录中得到有用的信息。
当可调查的人都调查完了之后，雷鸣发现，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
所有的案件材料都堆在一起，足有一米高，雷鸣已经从头至尾看过好几遍，但一点头绪也没有。于是又从头再看一遍。
终于有了一个发现，有一份当年新生大队的一份帐册上，有一个大队长签名，名字很陌生，没有走访过。
雷鸣马上找老人们查证，有一个老人提到，那个人是当年主持并队的大队长，当大队长才一个月，就被提拨了，当了干部，经过多次提拨，已经从池州地委退休，现在在池州养老，他可能较熟悉情况。
雷鸣把情况汇报了黄股长和谢副局长，谢副局长经过请示县带队领导，就带雷鸣和黄福星去池州调查。
经过池州地区老干局的介绍，雷鸣他们在一个疗养院见到了当年的老大队长，当老大队长听完谢副局长的介绍，眼泪就流了下来，他为乡亲们为此而流血死亡感到悲哀，他详细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据他回忆，当年八队和十一队在那个放牛湾都有地，互相穿插，俗称“插花地”，那个水塘是大家共用，不过八队离放牛湾近一些，管理方便，当年就在那地方种黄豆、花生等经济作物，而十一队则是种两季玉米。
得到这个证词，雷鸣就兴奋起来，为了保险起见，他干脆用老人家中的录音机让老人又把情况口述一遍。
回到武县，雷鸣重新找那些老人，特别问了是否有插花地的事和种植情况，10几个老人中，有三个老人保持沉默，其他人坚持原来的陈述不变。
司法局迅速把事情向县领导汇报，带队的县委副书记专门找雷鸣了解情况，还听了老大队长的录音。
但是问题又来了，生产大队是1958年我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时设立的，年岁已经久远，谁还记得哪块地是谁的呢？那些老人无一例外地都不清楚了。
县领导指示，继续找老人们，让他们回忆当时哪块地属于哪个队的。
于是，雷鸣他们又到池州地区去找老大队长一次，但这次一无所获，回来找那些老人们，也都没有进展，调查处理又一次进入了僵局。
第四十一章县委扩大会议
新生村纠纷案件有新进展的报告，第一时间送给了县委于书记，但雷鸣所拟写的报告中也说明了存在的问题，就是不能确定哪些地块是属于哪个村的，所以还是不能对土地权属进行划分，但聊胜于无，进步已经非常大了。
县委于书记很焦急，想马上解决这个纠纷，虽然省委省政府下了几次督办通知，县里都不能按时完成，省里和市里也没有追究责任，但现在有了新的进展，他就想进一步推进，争取最后解决问题，因为再往下查已经很困难了。
很快，县委扩大会议召开了，四家班子领导，公检法司领导，法院几个业务骨干，下桥乡两个主要领导参加了会议，司法局是主要调解单位，局长带谢副局长、黄福星和雷鸣参加。
会议首先由司法局汇报情况，苏局长亲自汇报，但县委书记在汇报中几次提问，有些东西苏局长和谢副局长都没有掌握，只好叫雷鸣来解释。
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会议，雷鸣很紧张，但一进入案件中，他就镇定了，书记所问的问题他都能一一解释清楚。
县委于书记是个空降干部，从省委办公厅直接下来任书记，官场上是千人过独木桥，有人过了，就会有人不能过，所以，他来了，县里就有不少人给耽误了，于书记肯定是一些人的眼中钉，在工作中，本地派给他使了不少绊子。
这个案子也不例外，有的人就不喜欢顺利地在于某人的手上给结了。
于书记听完汇报，眼睛就往在座的司法局四个人脸上扫过，问道：“刚才听了你们的汇报，似乎也没有了往下查的可能，那你们司法局想下一步怎么办？有什么建议？”
苏局长整个一个门外汉，谢局长也好不到哪去，况且还顾虑别的常委的意见，所以都摇头。
于书记不甘心，就问雷鸣：“司法局那个新来的同志，就是刚才回答问题的小同志，对对，你叫什么名字来的？”
苏局长说：“他叫雷鸣，刚刚从东方政法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局的，这个案子现在是他主办”。
于书记就说：“你也说一下意见，主办人是要有处理意见的，这是办案的规定吧。你说说。”
这句话也打了司法局一个嘴巴，领导不出意见，要一个小兵来出，言下之意是你们司法局领导业务水平低。
权衡再三，雷鸣就说：“各位领导，我刚刚参加工作，经验不足，既然领导要我说，那我就随便说一下。我觉得，调查虽然已经很困难，但也还调查下去，还应该到市里省里请教这方面的专家；其次，也要按照目前已经明确的插花地的事实，展开一些调解工作，尽量让他们达成协议。两种准备，万一调查没有进展，也可以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调解意见”。
于书记觉得雷鸣的思路和办法都不错，大为赞赏，说：“好，两条腿走路，不错，一边调查，一边调解，两不误。各位发表表一下意见，人太多，有意见就发表，没意见就算同意了，节约时间”。
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也参加会议，他第一次见到雷鸣，发现这小子确实有两下，在这么大的会议上也不憷，敢说话，看来这小子胆子够肥。
其实他不知道，雷鸣是无知，所以无畏，要是他知道这种会议的规格，他就不会这么从容了，他看到自己的股长也参加会议，就没把会议看得那么重要。
没有人反对于书记的意见，于书记特意点了法院等几个要害部门的名，他们各怀心思，也提不出意见。法院是怕揽事，况且雷鸣的建议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政府的领导巴不得于书记出事，所以也没意见。
最后，于书记拍板：司法局继续调查，只要需要，可以到省市咨询相关专家，各单位全力配合；工作组主持调解，找双方代表谈，拿出真心，工作做到人，尽量拿出双方能接受的意见，让双方接受。
散会以后，司法局马上向市司法局求援。市司法局提供了一些调解方面的专家名单，还建议他们到省市两级档案馆查找资料。
但是，几天过去了，雷鸣他们很失望，省、市、县档案馆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唯一的收获是省高级法院一个资深法官建议他们去省测?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