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提出很容易，但是若是深思则会发现这其中之问题——傅雷与周煦良本并非热衷于政治之人，该刊的主力撰稿者也并非罗隆基、张东荪或刘王立明等政论高手，而 是如夏丏尊、周煦良（曾用笔名贺若璧，实际上为其原名）、马叙伦与王伯祥等纯粹的文学专家——他们基本上是以傅雷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团体。在这样颇为纯粹的学者中，能够产生出这样强烈的“国家意识”，并使得他们对政治、时局感兴趣，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今天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
那么，“国家意识”究竟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及叙事中是如何生成的呢？
从政论的文稿可以看出，这类文字决非是“长年穷搜冥索的结果”。说《新语》的学术论文是多年积累的研究心得，这是可以服众的，而占了总发稿量绝大多数的政论稿件，绝非是“长年穷搜冥索的结果”，因为这些政论的撰稿者都不是政治活动家，也不是在抗战期间兴办政论期刊的报人，而是在英美文学、古典文学界有着较高造诣，且之前、之后都曾远离政治的学者。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曾如是厘清“知识分子”与“学者”在功能上的本质区别，虽然两者都善于运用理性，但前者却注重公共领域的理性，使其成为意见的生成者，而后者则注重学术领域的理性，扮演的是知识的生成者。两者转换的可能便是自身权力（包含话语权力、学术权力、政治权力）的更迭——用中国的传统语言来说，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学者）”，“达”与“穷”便是一个权力更迭、转换的关系。
在这样的理论下，对于《新语》作者群的分析也就有了新的含义。前文所述的问题便很容易转换为：这些学者是如何（为何）转换为知识分子的？（左下图为《新语》因为定价涨价的“告读者”）
在周煦良的《欧洲往哪里去？》中，有这样一段：
难道历史永远要重演吗？难道历史如马克斯主义者所述，只是盲目经济里的推动？难道经济力永远没法加以人为的控制？难道人类永远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我们要问。本站网址：，请多多支持本站！
(紫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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