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自由主义所主张“论政而不从政”的参政主张，以及在政治上对于个人主义、理性主义、非暴力的渐进、宽容、民主由于自由的推崇，在文化上要求新闻、学术与教 育三种领域走向自由的呼吁，既与国民政府当时所推行的“以党代政”、“党化教育”的政策发生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也与中国的暴力革命、反帝国主义思潮有着强烈的抵触，遂引起了国民政府当局与中国、左翼政治党派的双重批判，自然，宣传自由主义理念的《新语》杂志日子也不会好过了。
但单从历史地位上讲，对《新语》的解读，确实有助于对当时学者转向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激情心态的重新认识。短暂的和平假象使得他们都暂时放弃了自己主业，投身到“建国大业”中，这与1949-1957年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心态极其类似。而对于这种心态的解读，实际上也是对于现代知识分子面对政治、面对社会变革时的意识——在他们看来，党派之争是低于国家、人民的利益的，这也是秉承“自由主义”英美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观。
二.政治话语中的文学叙事伦理
政论一直是中国近现代期刊的重要文体，但是目前中国大陆近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始终未曾将政论列入其中，这也是为何“新月派没有罗隆基”的原因。
公允地说，《新语》杂志虽然以政论为主，但其撰稿者并非是政客或是政治理论研究者，而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翻译家、作家与文学学者，其文笔的流畅程度、叙事技巧的纯熟与多样化，使得《新语》所刊发的政论有了一定的文学价值。
若是只是从文艺、学术这两个分类来窥探《新语》的文学性，那么可研究性的范畴是极其有限的。但是从时评来看，作为政论的文学叙事却颇具新意和文学性。除却上述周煦良两篇论著之外，其余的时评文章读起来也颇为有趣，一改当时报章的时评风格，使得政治话语呈现出了被文学叙事所表达的征兆。（左下图为《新语》刊登的整版广告，充满了政治意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