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是当时教四书五经不易讲解的一个技术理由，因为教的都是超乎小孩子理解力的圣贤经传，实在不易讲得明。包天笑的第二位先生确是给他讲书了，但《大学》、《中庸》、《论》《孟》这些哲理的书，小孩子听不懂，这位先生的学问也差了些，所以自己也有些讲不明白。于是，一心要作育子女成才的包天笑的父亲，又去搜购易于讲解的书，如《孝弟图说》、儿童故事之类，其中《孝弟图说》还是木刻有精致图画的，结果效果也一般，因为这位先生讲是讲了，但是呆呆板板，学生不感兴趣。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页34。
像这样的父亲，可谓深识死背书的弊端而用尽气力扭转了，结果虽然不能尽美，但是包天笑对读书没有很大的反感，从来没提过戒方和硬背的苦处，大约也得益于他父亲的这种努力。
至于教师却也难为，对小学生去谈性理之学，如何讲得明白？许多乡村的塾师没有能力讲得透彻，有学问的也不免讲不清。所以这是个课程本身的问题。只背不讲的习惯，可能就是从讲也讲不明白的现实中产生出来的。
据张志公的研究，历史上，凡过分* 深的、儿童不能理解的蒙书，都站不住脚，纵使编者是大学者朱熹也一样。可见好的蒙学书也要顾及儿童的学习心理。对于经书，前人亦不赞成完全不讲，司马光的《居家杂仪》也说，九岁以前颂《孝经》、《论语》、《尚书》，没有说要讲，到九岁，颂《春秋》及诸史，就开始讲解，使晓义理。转引自熊秉真《好的开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页205。载《近代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中研院”，1992年。可见完全不讲不是办法，故此后来发展到可以讲明白的也不去讲，实在是完全偏向，不免流弊丛生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