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部内景
须安设原处，板凳则置于桌下，不可乱杂。在自习室时间，除特许之外，禁止发生朗诵及互相谈话，但同学中质问功课不在禁内，然亦必须低声，以免扰及旁人。在自习时间，无官长之允许，不准翻阅校中课程及图书以外之书。讲堂及自习室内，禁止吸烟及食物。”
如今的人们常形容男大学生的宿舍脏乱得像“狗窝”，这些大男孩的确不会收拾自己的床铺和寝室。其实，80年前的年轻人也一样，为此，黄埔军校特别制定了《寝室规则》8条：（1）寝室首重整齐及清洁二事，学生须照官长规定之式样，整理一切事宜。（2）每寝室内各学生，均须负维持清洁及整理之责，切实履行寝室各种之规定。（3）每早闻起床号音，速即起床着装。按规定式样整顿被服、物品。闻点名号音，立即赴指定地点集合。（4）每早点名之际，本寝室如有患病学生，须于点名前5分钟由本班班长报告区队值日生，遇有疾病者，可随时报告值星区队长，请医生诊治。（5）寝室内外不得任意抛弃不洁之物及污画墙壁，捶钉挂物，及在窗门上晒衣物等。（6）非寝室当用之物，不得携入并不得添置便壶。（7）上课或自习时，须将寝室之门关锁，待出操收操着装时，再行开启锁匙，由值日生经管。（8）每晚奏熄灯号音后，即一律就寝，不得谈话喧哗，致扰他人睡眠。
在校内，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军校的各种规定，如有违反，定要严肃处理，决不宽容。不但违规违纪要受到处罚，就连不文明举止，包括嬉笑无礼、粗蛮无礼、大声叫嚣、随意谩骂、语言秽杂、仪容颓废，也要被禁足1至5次。所谓的“禁足”就是放假时不准外出。对那些外出军容风纪不整，军人姿态不正者，都要作严厉批评教育或不准其外出，对于不准假外出或逾时不归者，轻者队前批评，重则罚以关禁闭。周恩来曾兼任黄埔军校的军法处处长。
当有学生违反校规军纪后，常被关禁闭。黄埔军校特制定有《禁闭室规则》10条：（1）禁闭室为犯规学生而设，凡被罚入禁闭室者，均须严守禁闭室规则。（2）在禁闭室内，不准唱歌、喧哗或在壁间写字，倘有以上行为，即属不知悔过，应照原罚加等。（3）凡入禁闭室者，准其携带寝具及修业应用之书籍，其他一概不准携入。（4）凡罚入禁闭室者，每餐只白饭开水若干。（5）凡罚入禁闭室者，大小便均由卫兵开门带往厕所，事毕仍带回禁闭室。（6）凡罚入禁闭室者，一概不准通信、会客。如有万不得已之事，须报告值星区队长，候示遵行。（7）凡掌禁闭室夫役人等，不准代受罚学生购买食物及纸烟等，违者重罚。该买食物之学生亦必加罚。（8）禁闭日期之计算，系自执行初日起，至满罚翌日起床时止。（9）禁闭室门除有特别情形外，均应一律上锁，室内不准燃灯。（10）凡受罚禁闭室期满之学生，由值星区队长带至队长处，该学生须申明知悔，从此不复再蹈前辙。
在纪律教育时，军校特别重视军人对民众的纪律。要求学生必须懂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侵犯群众利益，这是党军、革命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又一重要标志。军校政治部对民众纪律的要求：第一，“扎营不要懒，莫去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间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山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旁柴，无钱莫吃便宜菜。”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门。”这三条是革命军人必须遵守的纪律，任何人均不可违抗，“违者则受纪律制裁”。如1926年11月，革命军中发生一军人肆意行凶，侵犯民众利益，经查实后给予了严厉的惩治。由于政治部狠抓了纪律教育，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军校学生在个性方面养成了集体观念，在行动方面养成了纪律观念、群众观念。并决心要永久“卧薪尝胆”，遵守革命纪律，为革命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在所有的军纪中还有一种《革命军之禁令》，让人们看到了新型军队的风采。禁令由周恩来亲自制定。其中规定：凡抢劫财物、j污妇女、纵兵殃民者，一律阵中枪毙；凡强占民房、借势凌人、强迫买卖、借端勒索、夺取禽畜者，一律监禁。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当时也叮嘱官兵严守纪律，说：“能守法就是革命军，否则就是反革命军。”
平日的严格要求，养成了学生们的自觉行动。如军校学生参加镇压商团军叛变进城演习时，“正大雨如倾，永汉路积水二三尺，学生军军容严肃、气势高昂，虽行军于大雨积水之中，但步伐整齐、行阵不乱，无人低头缩颈或东张西望，真是一往无前，旁若无人。”广州市民称赞说，像这样的军队，在广州前所未见。在统一广东的历次战斗中，“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入夜无公家空房，即扎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谓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真正保国保民的革命军。”另外，校军在出发东征之前，规定了“连坐法”，用以临阵之际约束军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军纪是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保证，维护军队纪律，就是维护军队的生命。1925年2月，在第一次东征淡水战役中，教导第2团有1个连长擅自从前线率队逃到距离前线数十里的龙冈，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周恩来发现后，当即面报蒋介石，要求严厉制裁，以张法纪。这个连长是蒋介石的一个亲戚，蒋欲徇私情犹豫不决；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责以临阵脱逃之罪，督促蒋介石明正军法，执行枪决。军令如山，军法无情。这件事给予学生以深刻教育，从而造就了万众一心，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
军校在各个方面的政治教育与训练，使军校学生的思想觉悟、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巨大效力。
兼容并包，生动活泼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它一反旧式军校之常规，首创崭新的革命制度，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很多师生成了当时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门中的核心和骨干。究其原因，这不能不归功于军校与之旧军校显著不同点在于其政治教育，且当时的军校政治教育颇具特色。军校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为主导，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
黄埔军校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史上优良的军事传统，吸收了国外先进的军事思想。军校建校之初，开设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生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这是黄埔军校区别于以往任何旧式的讲武场所的显著标志之一。黄埔第1期毕业生郑洞国回忆说：“黄埔军校非常重视政治思想教育，把它提高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军校积极地向学生进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想。”黄埔军校建校初，其政治教育多是进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教育，马列主义则相对提得少一些。但孙中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开明的政治领袖，他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导思想之下，允许军校中存在与传播其他有利于国民革命的不同政见，实行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这对黄埔军校的蓬勃发展开拓了壮丽的前景。
刊登在军校第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一1924年8月，周恩来从法国回国，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同年11月，前往黄埔军校就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军校政治工作后，非常重视政治教育，组织编写了大量的辅助教材，大大地丰富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军校的斐然成绩，得到了孙中山的中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坚力量的军校政工人员在军校中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些无不都与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领袖的“兼容并包”宽大胸怀有重大关系，促成了军校政治教育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1925年底，中国共产党提出黄埔军校应开设政治科的问题，并委托军校的政治部和中共广东区委研究制定政治科教学大纲及原则。周恩来与苏联顾问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从第4期起，设立政治科。1926年2月，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月，政治科开课。课程设置即是按照《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规定实施教学的。开设的科目是：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原则、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等共18门。其中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课程，虽然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但其基本方面是好的。从这些课程的设置，足见军校的政治教育是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为主导的，并兼收了其他不同党派、学派的思想政治理论。
作为统一战线性质的黄埔军校，采取“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既宣传三民主义，也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10月27日的《校党代表训令》明文规定：“本校学生为担负本党（指国民党）军事工作之中坚，除切实接受党的训练，努力研究本党主义，凡本党之一切出版物皆须细心阅读外，更必须注意世界潮流。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示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为在军校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法保证。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第3期《同学录》序言中，要求黄埔同学不仅要做国民革命的先锋，而且还要做革命的传播者，号召黄埔同学把革命思想传播到全国各地去，武装全国的革命群众。
由于政治教育的丰富和实用，在军校学生中间，政治课程深受欢迎。许多学生找军校领导，要求调到政治科去学习。其理由是：作为未来的军官，不仅要懂得军事，而且还要懂得政治。
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这一特点，表明它不再是以往那种旧式的讲武场所，而是一种新型的革命军事政治学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军事与政治训练融会为一体的成功范例。黄埔军校国共两党开创的政治工作，为我国革命军队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并且逐步地推行到国民革命军部队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更是将黄埔校风发扬光大，形成自成体系的建军路线。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教学方式不拘一格，灵活多样，不局限于一般的课堂讲授，而是采取适合青年军人特点的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方式。注重于和当时社会时事政治密切结合，除课堂讲授外，主要有：政治讲演、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组织宣传队和出版刊物等，这是黄埔军校教育颇具特色的优长之处。
刊登在军校第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二政治演讲，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一种很重要的教学方式。除了各门政治课程之外，军校还经常举行讲演会，集合全体学生听讲。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对不同党派和不同学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蓄。不论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都能登台向学生作政治演讲。担任政治演讲的人，除军校领导人和政治教官如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胡汉民、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熊雄、恽代英、萧楚女、张秋人等外，还特别注意邀请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分子和当时的社会名人到校作特别讲演和专题报告，如谭延闿、张静江、何香凝、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吴玉章、鲁迅等。演讲所涉及的问题很广泛，其中很多是围绕着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国情，用革命理论武装学生的思想，提高“为什么要革命”的认识，使学生树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校党代表廖仲恺作《革命党应有的精神之伸义》的演讲，胡汉民作《军人的必要及军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演讲，刘少奇应邀在黄埔军校作拥护省港大罢工的演讲，彭湃应邀作农民运动的演讲，鲁迅来校作《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还邀请苏俄驻广东代表鲍罗廷和高加洛夫来校作演讲。当时，有的政治演讲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如周恩来和其他几个共产党员“每次讲演时，大花厅里都挤得满满的，军校的工作人员也都自动地去旁听。”周恩来的讲演深受欢迎，他的讲演博大精深，条理清楚，时讲时新，易记笔记，也易背诵，连“孙文主义学会”中的骨干分子李安定、蔡劲军之类的狂徒，对周恩来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每次刊登在军校第5期同学录上的漫画之三肃立静听，还找学生抄写周恩来的讲演笔记。政治演讲这种教育方法，在军校政治教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军校政治部经常组织学生举办“政治讨论会”，以“提高研究政治问题的兴趣和观察力”。讨论会一般由政治部主持，以区队为单位进行，在日程课表规定时间内举行。政治部在每次开讨论会时，分派指导员去各区队指导巡视，指导员要酌情解释问题，并在讨论会结束时，依据政治部规定的答案作为结论。在讨论会上，规定每人发言时间，每次以10分钟为最长限度。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实行政治问答制度。为了更好地促进教学，军校专门设立了政治问题箱，据1924年6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载：黄埔军校“政治部除了分组实习外，并设置质问箱。凡学生关于主义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有疑问时，可投函于质问箱。每星期一开箱，检查各质问函件，由主任、教授（即政治教官）分别以书面或口头答复质问者。此种设备目的在于引起学生之研究与兴趣，使讲义不致偏于注入式。”这个制度，黄埔军校在前几期是一直坚持实行的。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政治教官萧楚女、张秋人等共产党人，每日根据学生的政治提问，归纳整理后公开解难释疑。并将答案编成《政治问答集》，长达10余万言，对学生影响很大。
组织宣传队和出版刊物，也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的两种重要教学方式。
军校不断派学生深入工厂乡村宣传，帮助训练工农武装，支持保护工农运动，使主义与群众运动紧密结合。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领导，全校设一总队，总队以下以学生队为单位设分队，分队以下以区队为单位设宣传组。主要任务是在校内外进行各种宣传活动，通常采取的方式为“讲演、谈话、接洽、散布宣传品或张贴标语，并根据当时的情况，举行各种
联欢会或化装讲演。”通过这种宣传队，把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科学的
知识”和“革命的观点”，向民众宣传，并练习宣传工作的能力。这样做
血花剧社全体人员合影
的结果，“学生也觉得与人民接触之机会，兴致勃勃，比在课堂内听讲更有益处。”
在周恩来主持校政治部工作期间，1925年1月组织学生成立了“血花剧社”。这个剧社的领导和骨干，多半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每逢纪念节日，剧社就在军校大操场和广州市内戏院等处，演出自己编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题材的剧目，寓政治教育于文化娱乐之中，很受观众的欢迎。北伐战争开始后，剧社一部分人员随军出征，进行战地宣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效果也很显著。校政治部还经常组织学生编写北伐军印发的标语和教唱革命歌曲，使政治教育显得更加生动活泼。
为搞好政治教育，军校自编了大量通俗生动的辅助教材，出版成套的政治讲义、课本、丛书、小丛书，和恽代英、萧楚女等教官编撰的《政治问答集》等大量文集和专著，发给学生，深受学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黄埔军校曾以大量出版书刊而闻名于世。在大革命期间，军校及其分校出版的报纸刊物多达20多种，有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军校出版的日报先后有《黄埔日刊》、《壁报日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日刊》和武汉分校的《革命生活》等；期刊有校政治部的《黄埔潮》、《黄埔丛刊》、《军事政治丛刊》，校特别党部的《革命军》，入伍生部的《入伍生》、《先声》、《士兵之友》，青年军人社的《青年军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国军人》、《兵友必读》、《三月刊》、《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孙文主义学会的《国民革命》等。1926年《黄埔日刊》日发行量达5万份，中外发行。各种刊物也在国内各省市广为流传，仅1926年8月1个月，军校政治部宣传科就向全国各地发行书刊16230册，极大地扩大了革命影响。
黄埔学生对《向导》、《中国青年》及其他公开发行的马列主义理论刊物，更是非常欢迎，总是“争相阅读，先睹为快”。每天午饭后的40分钟休息时间，几百名学生拥向书报室，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所订专供青年阅读的进步报刊，为数不能算少，可远远不能适应需要”。这些报刊文集都成为军校政治教育的重要媒介，通过这些刊物，开拓了学生们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素质，使政治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富有特色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
在政治教育中，校政治部领导强调“知行合一”，并反复向各期学生加以强调。周恩来在第3期开学讲演词中指出：“我们无论求什么学问，如果只求一点观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达到，我们总要在实际中去做。”熊雄在《告第5期诸同学》这篇演讲中希望每个同学“在思想上须贯通理论与实际”，并引用了列宁的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他解释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有正确的理论，然后才能有很对的实际行动。换言之，必须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方可免掉限于空想或盲动。”
为使学生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军校政治部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如前所述组织宣传队等。到“第5期政治科学生入校以后，更在正课内规定每周一次到乡间实习，由政治部制定种种引人注目的标语、画（红）旗、画报等”，“与人民接触”。通过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素质，而且调动了广大学生参加工农群众革命斗争的积极性。1925年的“6·23”沙基反帝示威游行和“9·7”国耻纪念活动。1926年的“5·7”国耻纪念活动，援助省港罢工工人和支援农民、训练工农武装等群众性的革命斗争，都有黄埔学生参加。在斗争中，黄埔军校学生把革命的理论与工农群众斗争的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革命军人要为工农利益而战斗的思想觉悟。
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也为军校学生提供了更多地接触实际的方便。黄埔军校是在大革命的漩涡里办学的，因而“黄埔学生没有一期能够在校平安受课的。”“整个求学期间，一方面要上课，一方面还要打仗。”因而“他们所学的能够马上用到实际上去”。军校第1至第4期的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如1924年10月，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1925年1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血花剧社演出的剧照次东征。6月会师广州，参加了镇压滇、桂军阀的战斗，驱逐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出广州。10月和11月，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部的第二次东征和肃清邓本殷部的南征。北伐战争开始后，军校学生更是大批地奔赴前线。在上述一系列的革命战争中，他们不仅是英勇无畏的战斗员，同时又是声势强大的政治宣传员。他们向敌军宣传革命军与反革命军的区别，揭露敌军官佐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罪恶阴谋，启迪士兵的爱国思想，使其趋向革命。他们向民众宣传革命军出师的意义，动员工农群众起来革命，等等。这对于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对于促进人民与军队协力合作对付敌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于在对敌作战中，黄埔学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为“主义”而献身的英勇事迹，更是可歌可泣。据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军校政治部宣传干部杨其纲的文章说：黄埔军校“自第一次东征至第二次歼灭东江残敌，前后牺牲者586名。”这仅仅是在两次东征期间阵亡的人数。
共产党员、黄埔一期毕业生蒋先云在《由前敌归来》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第一次东征时黄埔学生军参战的情形，他说：“在学校时，大多数同学的心里，很想借一个机会，试试金石。”这次出发东江，“当营连党代表，当下级干部的都是我们的同学。打淡水城时，同学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么生死。同学李青，头打伤了，用自己的手巾裹着血头，仍奋勇登城。同学蔡光举，他被打穿了肚子，他只说‘先云！赶快为我医治，逆贼正待我们痛杀！’这种精神，亦就是平日主义训练的结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培养出如此英勇顽强的革命战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政治教育，并能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能够直接参加现实的革命斗争。
校内中共政工组织
中国共产党人是以帮助国民党的身份进入军校的，是全心全意、真心真意地帮助国民党促成国民革命的早日完成。事实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军校中，共产党人总是处于“帮助”地位，尽管孙中山开诚布公地承认和欢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但在当时社会仍有一部分具有相当势力的右派竭力反共、排共，致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中的工作屡遭非难。中国共产党人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战术，成功地发展了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军校中的共产党人在历史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并完成了军校政治工作任务。
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组织，是中共广东区党委（又称粤区委）为适应军校在艰险复杂的环境中进行战斗而秘密建立的，归粤区委、军委直接领导，由军委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亲自领导。由于周恩来积极领导共产党人全力经营，英勇战斗，才使黄埔党组织成为愈战愈强的革命堡垒。
军校创立时，前来就学或任教的共产党员，都是凭党的组织关系到粤区委报到，然后转到军校中去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有组织地投入军校的教学与学习及斗争中去。随着共产党员不断发展和增加，党的领导机构也逐步扩大与健全起来，经历了中共黄埔直属支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和中共党团3个发展阶段。无论是直属支部，还是特别支部或黄埔党团，都设干事若干人，组成干事会，相当于支委会和总支委会党团核心，实行集体领导。干事会设书记一人，有组织、宣传、社会、统战等干事若干人。
北伐军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合影。前左二郭沫若，左三朱克清，左四李富春。后左二李一氓，后左三林伯渠。
中共黄埔党团建立后，粤区委还派出特派员常驻军校，以普通职员的身份秘密协助党团书记工作。主要职责是沟通党员与支部、军校与粤区委的关系，传达党的号令，报告党的信息，加强了粤区委对军校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促进了党员在学习、行军、打仗中起先锋作用，并带动广大师生并肩前进。
以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共产党组织，其主要领导成员，在3年多的时间中曾连任或首任的约有20余人，其中担任军校领导和教官的8人。他们大部分都是曾留学于法、苏、德、日的留学生，博学多才，风华正茂。恽代英虽未出国，却是全国知名的理论家，他每次向学生作政治演讲都是座无虚席，被人们称为“青年模范，人民英雄”。蒋先云是众所公认的黄埔杰出代表，周恩来曾赞誉：“蒋先云是个将才。”后来的著名的红1军军长许继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周逸群，洪湖苏维埃主席鲁易，继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以及解放军元帅聂荣臻，大将陈赓及周士第，作家阳翰笙，等等。正是这些青史留名的人物，组成了黄埔共产党声威显赫的领导班子。他们高举旗帜，进行忘我战斗，因而能为黄埔军校建立不朽的殊勋。
军校中共产党组织所担负的政治任务，是随着前期和后期革命形势不同而灵活变化的。前期任务，主要是贯彻国共两党赞同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指导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团结战斗，努力进行复兴国民党的工作，也就是既要帮助国民党，也要发展共产党。以实际行动促进国共两党革命青年通过在军校学习军事与政治，早日成为英勇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军官，为实现孙中山“建立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的军校宗旨而努力。正如黄埔第1期毕业生、共产党员韩浚所说：“在第1期学生中基本上没有党派之争，第2期萌芽，第3期才激化。”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前期的任务也得以顺利执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同时，在许多革命优秀青年投奔黄埔之际，随着军校名声日著，师生日众，也有各色人物闻风而来。在师生中虽是精英云集，却也龙蛇混杂，造成军校出现左、中、右3种思想和势力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斗争形势。特别是右派势力挑起事端，使师生内讧，国共相争，甚至公然制造反共分裂的事件。于是，以军校共产党和革命师生为一方，以国民党右派和反共分子为一方，形成了对立斗争，互为敌对，势如水火的局面。严重的分裂和斗争形势，使共产党人在军校中的既定目的和任务难以顺利进行。相反，却迫使共产党人必须起而迎击反共的挑战。
军校共产党组织的后期任务，是为适应军校出现了反共分裂的形势而制定的。根据粤区委的指示，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势力，反对极右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加强军校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配备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骨干和后备力量。”这个任务的实质，是坚持国共合作的决策，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更好地培养革命骨干，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当年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为挽救祖国于危亡的惟一正确的革命路线，代表着国家民族及国共两党的最高利益。这不但得到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并且得到军校全体师生的竭诚拥护。因此，共产党人首先闻风而动，革命师生群起响应。于是，“实现总理遗志！拥护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孙文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革命的左边来，反动的滚出去！”等有针对性的标语口号，张贴在军校的里里外外，劝勉反动派悬崖勒马，以革命大局为重，团结战斗。军校革命刊物如《士兵之友》的总编洪剑雄，《青年军人》总编胡秉锋，《中国军人》主笔蒋先云，《黄埔日刊》主编安体诚和校领导人及教官恽代英、熊雄、阳翰笙、萧楚女等共产党人都出马上阵，口诛笔伐，形成了坚强的宣传阵势，还击右派势力的反共挑战。在军校中尽管逆流、妖风此起彼伏，但以共产党人为中心的革命势力仍长期占据优势，立于不败之地。正如第4期学生、共产党人王世英追忆所说：“革命旗帜在党一边”，“在公开场合的斗争中，我们（共产党人）多数是胜利的。”这不能不说是军校党组织的方针政策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忠诚贯彻和广大革命师生热烈拥护的结果。
共产党人在军校中所采取的革命斗争策略，是根据军校共产党组织处在秘密状态，各项革命活动尚未能畅通无阻的环境下制定的。军校建立以后，由于右派势力作祟，因而国共合作与反共分裂的矛盾现象自始至终交织出现在一起。只是早期以国共合作为主流，后期以反共分裂为主流。为此，军校内中共党组织在一开始就采取了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革命两手策略，以两种活动，两重身份，两个组织的灵活运用，领导共产党员在革命征途中向前挺进，既抵制了反动派对共产党活动的阻挠与破坏，也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势力的迅速发展，壮大了党的威势，极大的发挥了共产党人的作用。如聂荣臻所说：“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上和政治工作上发挥了先锋作用”，“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都担负了繁重的任务。”这都是共产党人的策略运用成功的结果。
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本期
刊登东征战役第一，两种活动。共产党人在军校中采用秘密与公开两种活动方式，是根据不同工作性质决定的。秘密方式是粤区委通过军委进行具体领导所采用的。周恩来曾亲自选定意义深远的“明星”二字作为粤区委军委的代号，用以向党员传达号令，布置任务，听取汇报。军校党的核心成员每当听到“明星”的呼唤，便知道是粤区委、军委的指示来了。同样，共产党员也用“君伟”代指“军委”，向党送发书面报告。在秘密书函的字里行间，还使用“本校”代指“共产党”，“少校”代指“共青团”，“民校”、“kt”代指“国民党”，有效地避开了党外人士的耳目，准确地传达了党的信息。至于党员听报告、开大会等活动，则往往要在星期天从黄埔岛回市区才能举行。一般是干事会的核心成员回粤区军委汇报、开会，普通党员到其他地点活动、开会。由于党的活动地点常有变动，所以党内又有“革命俱乐部abc”的命名：a是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b是指省港罢工委员会，c是指国光书店。以此作为党员确定到广州集合地的代号。至于校中突发事件的紧急通知，则只能在夜深人静或晨光曦微之时刻，零星分散的耳语相传，来去无踪。这样做，使党的活动保持秘密状态，保证了党的活动的安全发展。
公开的方式，是指著名的共产党人公开为党办事，为党宣传。如周恩来、蒋先云等，曾充当校内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的沟通桥梁。他们可以随时挺身而出，商讨两党合作，解决纠纷。在第二次东征末期，蒋介石曾向周恩来提出“要将军校和军中的共产党人的名字告诉他”，周恩来则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为理由，婉言拒绝。军校出师北伐之后，国共两党裂痕日益扩大，蒋先云也奉命从南昌前线专程回校，以求妥善处理国共两党和黄埔同学会的纠纷。他对军校师生发表苦口婆心的演说，要求黄埔同学“无条件地团结起来”。还有一批党的积极分子，一般都既积极宣传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也积极宣传共产主义。他们公开散发党机关刊物《向导》、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宣传品，促进党的思想的传播，反共势力对此也无可奈何。
这种公开与秘密两种活动的成功运用，曾有效地使中共党员的正常政治活动畅通无阻，指导党员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了作用，推动了军校的革命活动蓬勃发展。
第二，两重身份。军校早在筹办时期就有“全校员工师生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如黄埔一期生徐向前所说：“第一期开学第一课就填表参加国民党。”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对各级组织也曾发出“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的指示。这两者都为共产党员在军校参加国民
1925年1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合影，前左五是周逸群。
党铺平道路，顺利地成为国民党党员，在军校里称为“跨党党员”。他们身负两重任务：既要履行国民党员的义务，也要履行共产党员的义务。在这种特殊而又复杂的环境中，坚定的共产党员就利用双重党籍的有利条件，积极促进国共合?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