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加速党的势力的发展。他们根据革命需要，往往一方面以国民党员身份为国民党工作，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以共产党员身份为共产党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又采取以国民党名义为共产党工作，或以共产党名义为国民党工作，更好地扩大革命势力，加快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
除具有双重党籍身份的共产党员为党工作外，还有隐藏身份的秘密共产党员，确保党的工作的正常开展。这些秘密党员一般是进入黄埔军校之前入党的，进校后，又以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也有国民党党员因向往共产主义在军校中秘密地参加了共产党，成为秘密共产党员。这两种党员，都始终保持秘密党员的身份，而只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公开活动，成了“名为国民党员，实为共产党员”的特别党员。他们秘密地为党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出席联合会代表名录，黄埔军校代表有李之龙、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有了公开与秘密的两类党员分别为党工作，就可以在左、中、右3类师生或工作部门中取得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他们分散在军校各处，成了党的耳目和手足。为党通风报信、出谋献策，帮助党做出革命部署，进行知己知彼的战斗。可见跨党党员和秘密党员两重身份的成功运用，都积极辅助了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第三，两种组织。在军校里，国共两党的直属组织或师生群众组织曾遍布于校内各个部门进行活动，他们分别代表了左、中、右3种思想和势力，其中主要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势力，使军校逐步形成两种思想、两种势力、两个组织的对立斗争。火星社、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等敌对组织的存在和斗争，正是这个史实的反映。
火星社，是共产党在校内所领导的一个秘密革命组织，原是要求“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来推行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并为吸收党员做准备工作”。也就是说火星社是党的助手。火星社约于1924年底在广州北校场内分校成立，以“s”为代号，另有特定的手势作为联络信号。火星社的创立和活动不到1年，社员有100多人，先后分散到各个战斗岗位中去，其中不少人成了出色的共产党员。在它存在时期，对校内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原是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的，国共合作的社会革命军人组织。它由校内发展到校外，经历了校内的“青年军人社”、校外的“青年军人代表会”等阶段发展而成。“青军会”成立后，最先以共产党人蒋先云为中共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主任（主席），国民党人贺衷寒为秘书。立会宗旨以“联合革命军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求救国、救民、救自己为目的。”他们英勇无畏地表示要当“人类的牺牲者”、“革命的先锋队”。因为共产党人在会里占据领导优势，于是国民党右派视之为“赤色机关”，他们公然实行退会，另立山头，自打旗帜。这样就使“青军会”成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组织，拥有两万多革命会员，以最富有战斗性、革命性而名声大振。以黄埔军校师生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开办了自己的会刊《中国军人》杂志，会刊主笔是共产党员王一飞，主要领导者是蒋先云等一批共产党人。该刊创办于1925年初，停刊于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共出版发行了9期。
孙文主义学会，简称“孙学会”，是一个打着孙中山的旗帜，专门与“青军会”对抗，矛头直指共产党的组织。他们要求从“统一战线中开除共产党”。原“青军会”秘书贺衷寒脱离“青军会”，当了“孙学会”会长，以“戴季陶主义”为精神支柱，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共分裂活动。他们虽自命为孙中山的信徒，实际上为反对国共合作、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效劳，成了全国有名的反共组织。
《中国军人》杂志刊载的图片
“青军会”与“孙学会”都以黄埔军校为基地，以黄埔师生为争取联络的主要对象，争雄斗胜。为了争取会员，扩大势力，他们各自向全国开展活动，形成了人多势重，足以左右军校和广东革命形势发展的两种政治力量。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和5月“整理党务案”先后爆发，“青军会”被迫于4月底解散，党的势力受到了削弱，一批共产党员被迫将身份公开，活动受到了限制。但是，这一时期身经战火锻炼和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激烈斗争的黄埔共产党人及其组织系统已经茁壮成长，他们懂得了运用革命组织迎击反动组织的一切挑战，有领导、有组织、有群众、有策略地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他们顽强地坚持军校革命的政治方向，不断地为维持国共合作，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而作出贡献。所以，在反共分裂迫于眉睫的形势下，共产党人仍千方百计促进黄埔军校的两党合作，使之在统一广东的基础上又挥戈北伐，勇当先锋，并取得胜利。共产党人也因此受到军校师生的拥戴，在政治上始终居于领先地位，这完全是黄埔共产党人运用策略的成功，和政治方针路线的正确以及英勇战斗的结果。
黄埔军校出版的部分书刊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时事逆转，黄埔军校也无可挽救地惨遭摧残。在黄埔“4·18”反共事变中，大批共产党人被无辜逮捕、枪杀，党团书记熊雄遇害牺牲，军校的一系列革命制度被取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著述在黄埔军校内一律予以查禁焚毁。幸免的共产党人被迫离散，或转入地下工作，更隐蔽而艰苦的进行斗争。早期黄埔军校以国共合作开始，以国民党右派反共分裂而告终。但是，黄埔军校共产党人所创立的一整套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政治工作制度及方法，却大部分为两党军队所接受，并继承了下来，其不可磨灭的功勋，是永远值得后人纪念的。
成绩斐然，军校史鉴
军校生动活泼的政治思想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全体学生的政治觉悟，明确了革命军人肩负的历史使命，激发了他们学习军事政治的热情，因而，他们能够在“每1小时吞下6小时的功课”。当时《广东前敌通信》曾报道：军校教导团的士兵，开始连什么是主义都不懂，入伍仅几天工夫便晓得“革命是被压迫的民众对统治阶级的反抗”，“革命军必须代表被压迫的民众的利益”，“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等许多革命道理。
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硕果累累。具体反映在军事斗争中，是使军校学生精神振奋，英勇善战，战绩辉煌。在行军作战中，军校师生提出：“不怕死，不怕穷，不怕冻，不怕热，不怕痛，不怕饥，不怕疲，不怕远，不怕重，不怕险”等“十不怕”的战斗口号，充分显示了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在第一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中，同学们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么生死。这种精神，正是平日政治教育的结果。
1925年2月，黄埔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淡水战役时，校军协同粤军以2000人，就把固守淡水城4000余人的敌军打败，俘敌1000余人，第一次出征就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大捷。3月27日的《商报》记载说：“初出茅庐之黄埔学生军教导团，尤出类拔萃，每攻必克，每攻必取。”“俄国加伦将军在前敌目睹学生军之奋不顾身，冲锋陷阵，视死如归之革命精神，谓比欧战时德国少年军尤超出几倍。”10月，校军参加第二次东征，在惠州战役中，打得更是勇猛顽强。惠州地势险要，设防坚固，而黄埔校军发扬孙中山提出的“以一当百”的精神，依照“不怕死”、“不怕苦”的信条，和其他各军的冲锋队一起，不到3天就拿下了惠州城。当时的外国报纸称：像这样的战役“以协约国之兵力攻之，需两星期。”恽代英曾评论说：“广州之青年革命军，令一切革命的青年诚心尊敬佩服，这为中国的前途开一新纪元。”
军校政治教育的结果，使军校大部分学生都能明白中国如何受帝国主
义列强及其工具即中国军阀的压迫，农工群众如何痛苦，以及解除压迫和痛苦的途径，并在思想上确立了国家民族为重的正确意识与本身的重大责任。军校有着爱民的严明军纪，校军“行军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
1939年国民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李默庵（前左五）、叶剑英（前左四）任正副教育长。
妇孺，喜而挤欢。鸡犬不惊，商市安定，入夜不入私家空房，则扎蓬营露宿，东江人民父老可谓民国以来，仅此听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在行军途中，校军对人民的爱护，更是倍加感人。如第一次东征时，“我军中有一女挑夫，因病不能前进，司财务者在前方，又无法遣回，某同志遂另雇挑夫一名，再将病者负于背上，俨于孝子负慈母。”正因为如此，革命军深受民众热爱，深得民众支持。如战争中革命军有关“输送、补给、通信、侦察等，亦获助实多，甚至农工人揭竿相助。”1926年，革命军北伐时，得到群众拥护与帮助更大。如在湖南前线，农民革命武装直接帮助革命军杀敌，工人帮助革命军运输，邮差做革命军的向导，使革命军在后方有民众实力的帮助，在前方而无后顾之忧，增加百倍地杀敌勇气，并于最短期间，消灭了反动军阀势力吴佩孚、孙传芳，取得了北伐的胜利，实现了孙中山多年未能实现的遗愿。
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大批将才，为以后人民军队的创建打下了干部基础，为人民军队一些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军校斐然的成绩在国内及世界军事史上，都是令人惊叹的。那么，在政治教育方面，它的主要办学经验是什么呢？又给今天的军校以怎样的借鉴呢？本书综合归纳为以下几点：
1.军校成功的政治教育，是军校学生快速成才，并为日后进军高级领导层打下了牢固思想基础的关键，也是军校学生最终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
有识之士皆可看出，军校政治教育是国共两党争夺未来军官、未来军队的“定音之锤”。在黄埔军校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对军校政治教育的重要性都有深刻认识，用什么思想去教育学生，关系到未来的军官成为为谁打仗、为谁流血的指挥员的大事。蒋介石一方面借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一方面又对学生强调盲目服从，宣传“忠孝仁爱”，印发《曾胡治兵语录》，供师生当教材学习。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承认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与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的政治原则基本相同的，团结国民党左派，通过教授“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去阐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启发学生的政治觉悟，使之成为坚强的革命军人。对学生们来说，接受了哪一种政治教育，对其以后成长至关重要。历史事实说明，这些学生中有的成了人民爱戴的将帅，有的成了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
2.学生组织是争夺未来军官的重要阵地。
如“火星社”的建立，目的在于扩大革命影响。“青军会”富有生气的活动，大大扩展了中国共产党在军校、军队中的影响。国民党右派也认识到了学生组织的重大作用，成立了“孙学会”。两种组织代表了两种思想、两种势力，由此决定了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当时投入了哪个阵营，这就决定和影响了他们个人一生的发展道路。
3.邀请社会名流作政治演讲，对学生成才至关重要。
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军校所邀之人，都是社会上一些在政治、理论等方面学有见树的名流，学生通过他们这些站在时代最前沿的人，了解到了社会最新思潮的信息和动态，也就无疑使学生们站在了这些“巨人”的肩头，比社会上一般人的眼光要远一些，思想也就立于时代的巅峰，为毕业之后的实际工作拓宽了道路，奠定了代表时代最高水平的思想基础，这无论是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讲“戴季陶主义”或是讲孙文主义，都代表了各自阶级的最高水平。这些名流们的讲演，又促使了学生对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认识，增强了时代责任感和自信心，对确立远大志向和世界观的形成都有着重要作用。学生对社会名流的仰慕，也调动了学生对政治教育学习的兴趣，名流的学识、气质、品格等，对军校学生以后成才率之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仅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5年授衔中，10位元帅中，陈毅、徐向前、林彪、聂荣臻、叶剑英5人都在黄埔军校学习或工作，大将陈赓、罗瑞卿、许光达等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上将周士第、陈明仁、宋时轮、陈伯钧、陈奇涵、郭天民等都在黄埔军校学习或工作。另有新中国建立之前已牺牲的众多中共军队中的著名领导人也出自黄埔军校，如蔡升熙、段德昌、刘志丹、左权等。更有一大批黄埔军校教职员工、学生在新中国建立后担任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国民党军队政府中，高层将领黄埔生更是比比皆是，形成了一个所谓“黄埔系”。北伐战争中的“铁军”，则是无数中共党员用热血换来的荣誉，被喻之为的“黄埔精英”，则更是军校政治教育的生动反映，是革命精神之体现。
4.军校中一流的政治教育水平。
政治教育专职教员多是当时的政治理论权威或长于某一学问的专家，军校不拘一格选择人才，充分利用了他们各自的长处。如恽代英讲授《社会科学概论》，萧楚女讲授《帝国主义》，陈启修主讲《经济学》，于树德讲“合作化问题”，李合林是留法生，讲授《法国大革命史》，廖升平讲授《社会发展史》用的是蔡和森在上海大学教课时编译的讲义，等等。这些教官的教学水平也相当高，当年黄埔生在几十年后回忆都说，恽代英、萧楚女是学生们最受欢迎的政治教官，认为恽代英在黄埔学生中的威信，与周恩来可以媲美，大家亲热的称他恽老师。萧楚女在学生中被认为是青年运动之师。高语罕教官在学生心目中也是深受敬重的。政治教官的共同特点是：极大的革命热忱，较高的理论修养，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所以，学生们都把政治教官视为军校的革命灵魂。
此外，军校课程设置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主旨，多安排各种社会
1938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举行开学典礼。
前排左二起：许光达、毛泽东、王稼祥、罗瑞卿。
实习课，是军校学生快速成才的捷径。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针，更使军校充满活力。各种实践则是养成学生善于思考、判别能力以及竞争意识的预习阵地。诸要素综合在一起，共同铸造了黄埔军校学生特别出众的军政素质。
黄埔军校半年制的军事训练，较之一切旧军事学校有着很大的不同点和优点。当时的保定军校、北京陆军大学以及各省的讲武堂，学制一般为2至3年。进保定军校的学生，通常又需先经过3年陆小、2年陆中(又叫陆军预备学校)的学习，方可报考保定军校。由于学制较长，所学科目亦较繁多或重复，但却不大注意结合实践进行野外演练。诸如战术、战史、率兵术、兵器、地形、筑城、构制掩体以及典范令等，都进行系统讲授，另外还设有外文课、卫生课、马术课等，但惟独没有政治课，并且还规定学生不准议论时政，不准传阅闲杂书报。黄埔军校前4期，学制多则1年，少则半年，政治课程却多达数十门，并允许学生购阅进步书报杂志。教官还组织学生自由讨论，议论时事政治，启发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经验证明，有无政治教育，能否以政带军，进行军政全面训练，这是黄埔军校区别于一切旧军事学校的显著标志，也是黄埔军校卓有成效的培养军政人才的重要途径。
黄埔军校创校建军，为中国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开了先河。黄埔军校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建立革命军队为宗旨，在学制由原定3年缩短为6个月，在军事教学任务重的情况下，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学方针，开设了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生一方面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教育，一方面也灌输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思想，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国大革命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方法，创建了崭新的中国革命军队政治工作体系。
第五章军事教育的特点
1924年的广东革命政府，受到四面敌人的包围。盘踞在广东境内的新军阀，在北方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策动和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朝夕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这时，敌强我弱，军情紧迫，政局很不稳定。由于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黄埔军校的学生，不可能安静地接受通常3年制的军事训练。军校用人急切，为了快出人才，不得不打破常规，改变学制，将原定3年为1期的招生训练计划，缩短为半年1期。
根据这一短期训练计划的要求，黄埔军校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原则，政治课与政治任务和工农运动相结合，军事课与野外演习和参加实践相结合，从而锻炼了学生的革命意志，提高了学生的军政素质，促进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黄埔军校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尽量采用最新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进行讲授和训练，与所有旧式军事学校相比，黄埔军校有着自己的显著特点和优点。探讨黄埔军校军事教学之特点和军事教育的经验诀窍，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学科和术科急用先学
黄埔军校的教育，是以贯彻孙中山要求学生“要在政治上革命”，“能为三民主义奋斗，能为三民主义牺牲”为宗旨，实行“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教育方针，以达到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用黄埔学生为骨干创立革命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黄埔军校之所以威名远扬，就在于军事政治训练有素。
根据学制为半年的计划，军校在军事课程设置上，首先选定最为急需的基础科目：学科和术科。学科方面，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和野外勤务令等为基本军事常识，继则教授4大教程：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相配套的教材，有讲述军事原理、原则等内容的《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地形学》、《军制学》、《筑城学》等课本。同时还有教授如何制定战略战术、作战计划、动员计划的课程。术科方面，有制式教练、实弹射击、马术、劈刺以及行军、宿营、战斗联络等，尤以单人战斗教练为主，继至班排连营教练。学科与术科均以讲授实战中的应用为主。除课堂讲授外，还设有课外“军事演讲”制度，定期讲授军事形势、战役经过和先进军事知识。除教官、顾问担任演讲外，还鼓励学生自荐演讲，以求教学相长，推动军事学术的研究。
教官在上军事课
为了保证学科与术科两大基础学科结合训练的完成，军校大胆革新教学方法，尤为重视启发式、形象化和示范教学。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官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绝大部分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这个比例甚至占整个教官队伍的80以上，就连校长蒋介石也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二是许多教官来自粤军。
训练部主任兼学生总队长邓演达、教官兼学生副总队长严重等，军事素质堪称众军事教官的典范。他们不用翻书就能指出步兵操典某页某行的内容是什么，讲解生动风趣，寓意深刻，富于启发式，示范动作准确明了，引人入胜。进行排连营教练时，课堂上使用挂图与沙盘，野外演习时，红蓝军交替演练。上单兵教练课时，教官以身示范，反复亲手指导纠正，不厌其烦，直到学生完全理解和动作正确为止。
为了加强体能训练，多数情况下，大家在值星官的口令下是超负荷地奔跑。刚来军校的学生，在开始时真有些吃不消。有的学生身矮腿短，高个子的同学跨两步，他要跑三步才能跟得上；有的学生刚入校时，身体虚弱，还不适应军校生活。因此这些学生每次早操虽然能顽强教育长邓演达地跟上队，但多是累得气喘吁吁。有一天早晨，光影曚昽的队列中，有一个穿着马靴的长官，他就是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他在跑了一段路后，回头发现有不少学生跑在后面。他眉头一皱，忽然大声发出口令：“停止跑步！换便步走！”值星官不解其意，跑过来敬礼、报告：“教育长，请指示！”邓演达向值星官交代说：“长跑要注意兼顾学生的体力，距离要逐步增加，不要一上来就跑15里，要让体质弱的学生慢慢适应。”从此后，跑黄埔岛成为全体师生自觉自愿、习以为常的健身运动。
黄埔军校的学生多高度评价邓演达是一位标准的革命军人，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非常强。他仪表非凡，神采奕奕，双目如电。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进间，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势，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他用不着说话，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筒马靴的踏地声音，哪怕同学们闹得正欢，立刻就会鸦雀无声。军校教官这种为人师表、以身照人和至诚待人的行动和教练方法，使学生们深为感动与敬佩，故黄埔学生“整军经武取用精宏，能于短时间内收最大之效果”。
一天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下来，学生们常在晚饭后自习，并加课。灯光下，教室里军事教官严重正在上课，学生们不时站起来提问，向严教官常问的是战场上的战术问题。严重耐心地讲解着：“民国以来，在新旧军队中，有不少结合典范令编写的用于训练的军歌，用军歌来教士兵学习操典，可以说是别出心裁，我会陆续把一些有实用价值的介绍给大家，同时我希望以后也能看到你们带兵时编的新军歌。”他把《利用地物歌》写在黑板上：
战斗时，重射击，杀敌第一。
选择地物遮蔽身体最忌是蚊聚。
留心小排指挥地域不可擅离。
攻击之时切莫占据难超之地，
碍邻兵发扬枪击，要注意。
战斗时，重射击，杀敌第一。
防御之时如无命令不可私觊觎。
如无地物亦须选择射击便利。
出前落后妨碍射击最为禁忌，
发扬我火器力，能歼敌。
军事顾问包和洛夫严重写完后，又说道：“这类军歌，非常实用，教练士兵时，既方便易记，又简单明了，要求我们不仅人人会唱会做，还要能讲出每句的意思来。”他挥动着右臂，打着节拍，教同学们唱起来。歌声驱走了困神和疲乏，同学们在这歌声中又学习到了新的军事知识。
黄埔军校有一个特殊的教官群体，这就是苏联顾问团，绝大多数是军事教官。如加伦、切列潘诺夫、包和洛夫、波利亚克、格尔曼、捷列沙托夫等有名可查的苏联顾问40余人，分布在政治、炮兵、步兵、工兵、军需、交通、通讯、卫生、交际等各个教学岗位上。他们都是优秀的军事将领，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底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许多人还获得过苏联政府颁发的勋章。这些杰出的教官提供建议和协助训练，所以，黄埔军校教授的是当时最新式、最先进的军事技能。
在术科训练中，苏联顾问特别重视射击和战术演习，亲自执教。射击课完全按照苏联操典进行训练，每次射击时，军事总顾问加伦总要亲临靶场，教授示范。每教一个术科之前，都将各级队长集中起来先学一步，然后回各队去教学生。对各班队的步兵操典和射击教练，军事教官和苏联顾问对步兵操典和射击教练，每次都必亲临现场与靶场，现身说法，就地示范。教官们经过刻苦的自学，认真备课，对教材领会深刻，运用自如。
军事教官钱大钧战术训练场上，军校教官们站在一旁观摩，苏联步兵顾问舍瓦尔金，一身戎装，站在队列前。舍瓦尔金讲道：“单兵战术，是一门完全以复杂动作示范为主的课程，单兵战术水平的高低，可以明显地反映出单兵战斗力的水平。下面我给大家单兵示范，请注意看！”他拿起一支苏式步枪，从开始，便身姿矫健地在一百多米长的战术训练场上运动了几个来回。泥尘扬起，他做着各种姿势的隐蔽前进：火力封锁下凶悍、敏捷的翻滚、跳跃；运动中的举枪、射击等10多个高难动作。场外的教官和学生们看到精彩处，都热烈地鼓掌。连骄气很重的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在一旁看了，也不停地点头称赞。
教练示范后，就是学生们的反复训练。操场上艰苦的军事训练，课堂上紧张的学习生活，已经使学生们的体能达到了极限。入校时只发一件灰布军服，没有替换，衣服常常是湿了干，干了湿。经过艰苦的军事训练后，同学们基本适应了黄埔军校紧张而有序的生活。
操场上的训练很严格，别轻看那收腹挺胸、立定站立的功夫，那可是许多壮汉也会累得晕倒的力气活。太阳底下，雨水坑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地站上两个小时，对黄埔军校学生来说，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要求。黄埔军校对操场上的训练有着完整的一套规则，各分校也是如此，如潮州分校制定的《操场规则》有7条：（1）操场习练武艺，强健身心。凡在操场上的一切动作，必须精神活泼，军纪严肃。（2）闻出操号音时，用跑步即往各队指定地点站队，由各区队值日生整队，将出操人数查点清楚，向值星区队长报告完毕，然后归队。（3）操练时，不得擅自言动，即使在解散休息时，亦不得过于自便，以肃纪律。（4）今日之学生，即异日之军官。对于各种指挥，须认真留意学习，遇互相指挥时，务必各尽其责任，不得苟且敷衍。（5）非奏号音休息时，学生概不得请假，但因暴病不得已时，可据实情报告官长，听其允准，方可免操。（6）操练所用武器、装具，各须擅自保管；休息时，须自行检查，以防损失。（7）校长、党代表及各部主任，或其他长官到操场时，听总队长总队值星官命令，按陆军礼节行礼。
有不少学生在操场上因为违反有关规则而受罚。有“模范军人”赞誉的黄埔一期生关麟徵，在操场上也因违犯“不得擅自言动”的纪律，而被教官当场打了两个耳光，这事与喜欢开玩笑的陈赓有关，当然也事出有因。陈赓与关麟徵是同班同学，但两人的性格迥异，有时也产生一些矛盾，甚至在教官严密监视下的操场上。有一次操练中，关麟徵又受到教官的夸奖，关一时沾沾自喜，显得盛气凌人。在一边的陈赓看不下去了，就趁教官不注意，向关扮了一个鬼脸。据陈赓后来对人讲：“那一次，我是很卖力气的，舌头向右，鼻子向左，一眼睁一眼闭。”这使关麟徵一看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当教官闻声注视他们时，陈赓已经站立笔直，面如铜铸。“关麟徵出列！”教官一边抬手扇了关麟徵两个耳光，一边向不明情况而向这边斜视的其他学生高喊：“看什么看！你们要看就看陈赓，他才是黄埔军人的标准样子。”关麟徵是有口难言，事后气恼地对陈赓说：“你小心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陈赓坦然回答：“我等着你老兄的报复。”这两位老同学在操场上由陈赓导演的滑稽剧，成为同学们在紧张训练时的一些聊资花絮。
黄埔军校的军事训练非常强调演习课。演习课分为野外作业、战术演练和野营演习3大类。学生们在校期间都戎装待命，随时准备出动演习。军事演习常连续日夜进行，实战形态逼真，战斗空气甚为紧张，当时称之谓“知行合一”。
军体训练黄埔军校第1期的训练基地和考试地点，选择在广州近郊的天河区东圃镇珠村。选择珠村作为训练和考试场地，主要是从实战和同时保证黄埔岛的安全考虑，这里和黄埔岛隔江相望，距离很近，珠村附近有99个山头，利于学生练习术科。当时，军校总部与珠村演习地有明确的联络办法：总部与珠村分别在升旗山、大林岗（珠村东北高地）各设一个瞭望哨，如遇非常事变，在黄埔岛方面则令升旗山燃烧烽火，演习部队立即整队回黄埔岛；如珠村方面有事变，亦举烽火，军校方面派遣部队在鱼珠接应。选择珠村作为训练基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海军练习舰队司令潘文治是珠村人，他与军校校长蒋介石是老朋友。
从1924年11月8日起，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常来珠村进行军事训练。就在这个村庄的大池塘边，黄埔一期学生威武集结，精神抖擞地参加了他们的毕业考试。蒋先云、李之龙、徐向前、蔡光举、陈赓、侯镜如、李默庵、陈明仁、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等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一代名将，都曾郑重地在这里完成了他们的毕业演习。学生们面对秉常、秉忠公祠堂站立，队伍有近200米长。蒋介石、廖仲恺等站在祠堂门口的石凳上，轮流训话。训话时，每次都有很多小孩围观。军校领导人的训话完毕后，“学生军”就跑步离开祠堂前的空地，到村东北的山头上训练。“学生军”纪律严明，训练完毕常常帮村民扫街搞卫生。黄埔师生来珠村，通常都是接连训练几天，晚上就睡在潘姓的大祠堂（明德堂）里。
战斗演习之一
蒋介石来珠村，通常都带一包糖果，分给围观军校学生操课的每个小孩两颗糖。有一次，军校总教练何应钦来珠村训练学生，跌死一匹马，何应钦便送给珠村人吃，岂知这匹马太老，即使煮熟了也咬不动，只好用来作肥料。因此，多年后，珠村的老年人仍笑谈马肉不好吃，还是蒋公的糖甜。珠村村民传述更多的是，黄埔军校学生纪律严明，绝不扰民，还曾为村民做过不少“好人好事”。村民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军”结下了一段深厚的情谊，几代珠村人至今口耳相传。为争取当地农民的配合，当时黄埔军校的校领导们很注意向村民表示友好。因此，即使学生们的操练有时会踏踩田地，宽宏善良的村民们都能表示理解。
在实弹野营学习之前，黄埔军校在全村各处贴出《告农民书》，预告村民，免出意外。据《黄埔军校史料》记载，这种告示不仅有普通话版，还有“粤语”（白话）版，以便村民阅读。
为野营演习告各乡农民书（白话方言版节选）亲爱的父老兄弟呀！我地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军现在到各地方来操练野战的方法，预备将来同个的害民卖国的军队打仗，剿灭四乡的土匪，保护你地的利益啦！我地的军队实在即系你地自己人一样，大家都有密切的关系，请你地千万咪怕，仍旧安心作业，但系演习的时候，必定要放枪放炮，个阵时恐怕你地唔知道，以为有乜野事干发生，大家都惊骇起来，所以先讲明你地知，唔好误会！
告野外演习区域内的民众书（普通话版节选）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是黄埔的学生军。我们这次到此地来，是因为我们的修业期快满了，快要加入前线去与军阀作战了。我们趁着这还未离校的时光，来演习战场的种种动作。只因我们黄埔岛上的地方狭小，不能充分地演习，所以只好暂借你们这个地方来实习几天……你们的一草一物，我们不但不来乱动你们的，而且还要尽我们的力量来替你们保护爱惜啊……不过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你们若听见有大吼“杀！杀！杀！”的呼声，或电光炮的响声，请你们告知一般小孩和不识字的朋友们，千万不用惊怕，这是我们在进行演习。
今天21世纪初的珠村里，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北帝庙仍然香火鼎盛，而在当年黄埔军校那段如火如荼的青春岁月中，这里却曾经是一个威严的军事演习考试指挥部。在第1期学生毕业前夕，军校把毕业考试也放在这里进行，于是各学生队分别进入鱼珠墟和珠村，演习各种战术的实施。教练部主任何应钦亲自担任指挥。在东征战役打响之时，珠村村民更是黄埔校军的得力助手。1924年8月入校的黄埔军校第2期学生毕业实习时正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