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愿意负起匹夫之责。抗战爆发后，她到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写剧本。她相信，戏剧所起的宣传作用远比其他的表现方式更大，希望借此唤醒群众的民族意识。后来，她又去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大后方重庆。虽然在深重的乌云下看不见光明，但几处灿烂的灯火却日夜照耀着她的心头。“那时在我的灵魂深处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整个中华民族为历来对日本仇恨而抑郁的心都开始奔放了！没有人不是自然而然地站到一条战线上来，为同一个‘抗敌’的目标而奋斗，没有人不怀着最大希望与胜利的信念。”这是1938年她在散文《汉川行》中的一段回忆。在重庆期间，她还曾两次见到周恩来。 1945年11月，抗战胜利后不久，她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上海——这座阔别已久、千疮百孔的城市。虽然黑暗的统治使她的处境更加困难，她仍然坚持做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她担任《神州卫报》副刊主编，并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直至1979年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红楼梦》研究及改编工作。虽然1947年间许多革命作家相继离去，她也一直没有离开。 佳作流芳 长期的多地奔波和曾经冷酷的监狱生活使赵清阁的身心备受折磨，她患了初期肺病，思想也消极起来，这是她生活道路中的低潮时期。然而，她并没有由于缺医少药的条件而在与病魔作斗争时沦为悲观者，她用钢铁般的意志和毅力奋战，反而成为一个执拗的乐观主义者。 许广平回忆说：她学生气很浓，缄默文静，和萧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因为从小习惯寂寞与孤寂，她喜欢把自己的所有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在她还是个少女时，她就开始写作。每当她觉得画稿无法表达出她所目睹的一切惨剧时，她就将其变为文字。她的《打浦桥》就是这样写成的。从1933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她写的短篇小说大都收在《旱》与《华北之秋》这两部集子里。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的烽火激起她更大的写作热情，使她找到了生命的积极意义。纵使疾病始终困扰着她，她仍然不懈地创作着。她到汉口为中国图书公司主编宣传抗日的文艺月刊——《弹花》。所谓“弹花”，就是说抗战的子弹必将盛开胜利之花。这正好圆了她亲近革命大后方的心愿。后来，武汉吃紧，为继续办好《弹花》，她不得不乘船在武汉和重庆间来回奔波。她在《汉川行》中描述了这段艰难的漂泊生活,表达了她坚持抗日宣传的决心：“我终究不忍心使之停顿，想到创办时的万般艰辛，自己遭受了种种的困难才干起来，虽然没有多大效果，可是至少出版以来，每期总有几百本轮流在加倍数目的第一战区与第五战区的前方战士们手里翻阅着，使他们在火线上还能得到些后方同胞从文字上所表现的鼓励和慰劳，这对于他们是精神上的食粮，是武力的后盾，可以令他们感到安悦、兴奋，更乐于去和鬼子拼了。只凭这一点，《弹花》就有必要生存在这个大时代里……我要继续扶植她成长，我不能放弃这个责任……” 虽然发表了许多小说，但她感到自己热切的心情仍然得不到满足。她觉得只有把当时的情景完全抒写出来，用文字活生生地再现生活，才能使她得到满足。她认为小说局限了艺术形象的生动化，于是在洪深等人的鼓励下，她产生了尝试写电影文学剧本的欲望。 1936年，她在《妇女文化》月刊上发表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1938年10月，她的戏剧集《血债》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随后，她陆续写出了《汪精卫卖国求荣》、《生死恋》、《清风明月》、《关羽》、《花木兰》等20多个多幕剧以及三本独幕剧作品集。一时间，戏剧工作者纷纷从事救亡演出活动，话剧成了最受欢迎的战斗形式。 在她所创作的戏剧作品中，她最喜欢的是《活》（又名《雨打梨花》）。她说：“我喜欢《活》，并不敢说《活》好。《活》是一个偏于心理描画，文艺性稍重的‘温’戏。她既没有热闹的场面，又缺乏所谓‘噱头’，只是老老实实地表现了激发爱国思想与抗战情绪的主旨，而未在‘生意经’上有过分的着眼。这一点，假如你不用戏院老板的眼光看她，或许你会同我一样，也很喜欢她。” 对现实的不满促使她的写作欲望一发不可收拾。除了这些宣传爱国思想的作品，她还有不少反映反帝斗争的话剧，如五幕话剧《女杰》、四幕话剧《潇湘淑女》和根据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呼啸山庄》改编的五幕剧《此恨绵绵》。在她的笔下，每个人物都富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轰轰烈烈的悲壮气质。她还与老舍合作创作了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震》）。她认为创作这个剧本是“旨在表扬教育者的气节操守、牺牲精神，并提倡尊师重道，多给教育者一点安慰和鼓励”。对于合作的过程，她也感到很满意，认为达到了取长补短的效果：“我不过‘草’写而已，文字上还是他偏劳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但假如你一半用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她，那么她能够使你发现两样珍贵的东西：一是人类最高的感情——天伦的、师生的；二是良心——教育的、生活的。”
文化的暗香浮动--赵清阁(3)
尽管创作了许多作品，但文学上的成绩，并没有使她满足，她依然不断地创造着、前进着。她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如果我的病不再折磨我，我的生命还能延续下去的话，我倒愿意矢志终生献身文艺，永远学习，永远努力……”虽然病魔一直在威胁着她，甚至有可能夺去她的生命，她却仍然活得十分有劲，视文艺为最终目的。在这个时期，她还不断探索，创作了不少戏剧理论著作，如《抗战戏剧概论》、《抗战文艺概论》、《编剧方法论》等，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抗战胜利后，她出版了独幕剧集《桥》、短篇小说集《落叶》，创作了中篇小说《江上烟》、《艺灵魂》，长篇小说《双宿双飞》、《月上柳梢》，以及许多杂文、散文。回到上海，她蛰居虹口，闭门谢客，但一直写作，从不辍笔。《几番风雨》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是她从事电影创作的第一部影片。第二部影片《蝶恋花》成了当时很卖座的电影，因为它客观地反映了近代上海的妓女行业的状况。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真实、黑暗而又很少被人注视的角落。随后，她创作了《女儿春》、《自由天地》等剧本。打倒“四人帮”后，她又创作了《粉墨青青》，在《人民日报》、《读书》、《战地》等报刊发表了许多诗歌和散文，可谓是一位“多产”的作家。 诤友情怀 赵清阁一直独身，她和女佣吴嫂相依为命，常有文章见报，但拒绝为自己写传。即便如此，她的一生也不孤寂，她有幸结识了诸多的师友，并得到他们的友谊和关爱。 她早年最景仰的是郭沫若，在中学时代就拜读过郭沫若的《女神》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译著。在上海的时候，因为钦羡、向往革命的大后方，她向郭沫若表达了投身革命的意愿。郭沫若在回信中问她：“我们这里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她回答道：“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1937年抗战爆发后她果真去了。她到武汉慰问苏联志愿军空军大队，还到重庆聆听郭沫若宣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演讲——《女子是人类的一半》，并将其整理成文，发表在由她主编的《弹花》月刊上。她在给郭沫若写信时尊称其为“沫翁”。郭沫若回信时，署名为“羽公”，他幽默地对她解释说：“你称我为翁，我还没有老呢。‘羽公’，就是‘翁’字上下结构的位置对调。你看我这个老翁还能在你面前翻个跟斗，你看我老不老？”后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首五言绝句：“豪气千盅酒，锦心一弹花，缙云存古寺，曾与共甘茶。”概括了她的性格、气质和她在文艺上的贡献。 她与茅盾的友情维系的时间最长，也是最深的。他们相识于1937年，那时作为编辑的她常向茅盾约稿。虽然全国解放后，他们各居京沪，但笺问始终未断。只有文革时有一段时间彼此失去联系，直到1975年暮春，病中的她向友人打听茅盾的近况后，才略知一二。她还冒险给茅盾写了封信，简述近况以报平安，信后她抄录了一首《西湖忆旧》：“黄昏品茗西泠前，酒酣明月夜泛船；洪老求签卜解放，茅公知津笑书癫。”以此来询问“第二次解放”的到来。当时年已八旬的茅盾对她很是赞赏，写了长律《清谷行》赠她，后被收入到《茅盾诗词》中。 长年历经劫难使她的胆子越来越小。1976年茅盾80岁生日时，她为他精心绘制了一幅山水小轴《秋江孤帆图》，即将寄出时又觉题句欠妥，怕招惹祸端，于是只留上下款。茅盾看后回信说：“秋江孤帆图，甚有飘逸之意致，鄙意原题倘若裁去，则于全布局有损，当珍藏之，不以示人也。”她这才作罢。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即书写《粉碎反党集团四人帮》和《过河卒》两首诗给她，以庆贺他们的“第二次解放”。 雅舍主人梁实秋与她也私交甚笃，还有过愉快的合作。1943年，她为梁实秋翻译的英国女作家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所感动，将其译作收入她主编的《黄河文艺丛书》并出版。后来，她又与梁实秋相互切磋，将其改编为话剧《此恨绵绵》。此剧后来由当时的重庆国立歌剧学校演出，并获得好评。日本投降后，他们南北分手，各居旧地。1986年在哈尔滨的“红楼梦国际研讨会”上，她邂逅华裔美籍教授周策纵时，还曾探询梁实秋近况并托言问候。 战时在重庆，她和老舍同在文协工作，她十分佩服老舍的才华，仰慕之情常溢于言表。她藏有老舍大量的手札，晚年她把书画捐给了国家，家里挂的都是复制品，惟一留下的真迹是老舍的对联：“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边上的小字是“清阁长寿”，落款为“老舍恭祝”。它被挂在她书案前方的墙上，与她朝夕相处。 抗战后期，由于改编《红楼梦》的成功，她被誉为用话剧诠释《红楼梦》的最佳女作家，她说这和冰心对她的鼓励是分不开的，后来她和冰心还常就健康问题多次通信。 晚年时她自制了一本精美的画册，收藏的多是自己的画作。每幅画旁分别有郭沫若、冰心、张恨水等人的题词。她和许多文化界人都有文字来往，这些文稿谈诗论画，纵论时事，才情横溢，十分珍贵，后来被她赠与上海图书馆。 战后岁月
文化的暗香浮动--赵清阁(4)
田汉曾写过一首七律：“从来燕赵多奇女，清阁翩翩似健男。侧帽更无脂粉气，倾杯能作甲兵谈。岂因泉水知寒暖，不待山茶辨苦甘。敢向嘉陵录画料，弹花如雨大河南。”认识这位多产的女作家的人，都说她“冷”，有男子气概。其实并不尽然。有男子气概不错，但她并不是个缺乏热情的作家。没有热情的人写不出扣人心弦的作品，她只不过更愿意将热情注在作品里，而非将它当做面具戴在脸上。 1945后，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海。她不仅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及上海戏剧家协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还担任上海文联委员。在两三年内，她创作了许多部电影剧本，有《女儿春》、《自由天地》等。她还先后把许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和古典名著以通俗文字写成小说和剧本，如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本《桃花扇》、五幕话剧《贾宝玉和林黛玉》等，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得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学遗产。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千万知识分子深受其害，她当然也不能幸免。她被批斗抄家，过度的精神迫害使她患了脑血栓，瘫痪了几年，她后来回忆说：“真是九死一生！”。 打倒“四人帮”后，她获得平反，创作的热情又重新被激发起来。她挥笔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粉墨青青》，生动地表现出新旧社会艺人的不同遭遇，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散文。 20世纪80年代，她出版了散文集《沧海泛忆》、《行云散记》、《浮生若梦》、《往事如烟》及《红楼梦话剧集》等。1990年以后，她虽然没有什么大作品问世，却也在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老病不堪，脑子还好，笔耕不辍，写写小文，日惟百字耳。” “直以见性，柔以见情。”作为作家、剧作家的赵清阁，伴着多变的风云，颠沛流离在中国文坛上，辛勤耕耘了数十年，以她独特的艺术表现，向人民展示了独特的历史画面，写下了丰富多彩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及电影文学剧本，为中国新文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绝代风流——陆小曼(1)
她是上个世纪20年代曾经火树银花的女子，亦是一个被千夫所指的女子。 她的前半生，是一只美艳的蝶，肆意炫耀着自己光彩照人的外表。她的后半生，是一只平凡的蝶，安宁，平静。 徐志摩说：“一双眼睛也在说话，晴光里漾起心泉的秘密。”胡适说：“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小观音 陆小曼名眉，别名小眉、小龙，笔名冷香人、蛮姑，1903年9月出生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据说这天恰巧是传说中观音菩萨的生日，而她恰又生得眉清目秀，肌白肤嫩，于是家里人又戏称她为“小观音”。 她的父亲陆定，不仅是晚清举人，而且还留学日本，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在留学期间他还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并因此曾在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被下令通缉。后被曹汝霖等营救，又在类似财政部的地方供职20多年，先后任过参事、司长等职，还创办了中华储蓄银行。她的母亲吴曼华出生于官宦世家，是当时少有的知书识理的妇女，她不仅文学功底深厚，而且还善画工笔画。他们先后共生育九个儿女，都不幸夭折或在中年时死去，只有排行第五的陆小曼幸存下来，因此对她宠爱有加，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因为生长在官僚家庭，父母望女成凤，家教极其严厉，陆小曼可以说是当时真正的大家闺秀，优厚的家庭条件使她受到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 她幼时在上海上幼稚园，两岁随父母迁居北京，6岁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附属小学读书，13岁转入法国人办的贵族学校北京圣心学堂学习法文、舞蹈、绘画、钢琴、礼仪等。其父还聘请英籍女教师在家中为她补习英文。她自小聪颖过人，在未踏出国门一步的情况下，十五六岁时，已精通英、法两国文字，英文论文、信札已能意到笔随，17岁时出落得亭亭玉立，仪态万方，能歌善舞，长于油画，同时还兼擅京昆两种唱腔，是当时交际场上一个聪明、漂亮、活泼、可爱的女子。顾维钧曾当着她父亲的面表扬她说：“陆建三（陆定）的面孔一点也不聪明，可是他女儿陆小曼小姐却那样漂亮、聪明。”她父亲听后，既啼笑皆非，又非常得意。 可惜，才貌双全的她，虽然有锦衣玉食，却偏偏和病魔纠缠在一起，一生中饱尝病痛的折磨。苍白、病弱、常昏厥，她似乎暗合了西施捧心的中国式病态美学。病体让她对自己一筹莫展，也让她身边的人对她一筹莫展。徐志摩在《眉轩琐语》中多次提到：“曼昨晚又发跳病痒病，口说大脸四大金刚来也！真是孩子！”“曼的身体最叫我愁，一天24小时，她没有小半天舒服，我没有小半天完全定心。”她的表妹吴锦也曾回忆说：“陆小曼所受的病痛是常人无法想像的，从20岁到60岁，她每次大便都相当困难。在徐志摩死后，我和陆小曼生活在一起，就由我帮她用香油灌肠才得以排便。当时香油很紧缺，为了少排便，少麻烦，她尽量节制饮食，其中的苦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讲清的。”因为病，她不能用功做事业；因为病，她不能去国外发展；因为病，她逐渐学会了吸食鸦片——留洋归国时还抓了一艘贩毒走私船的徐志摩虽然对此稍有不满，也还是理解着，忍耐着。 正所谓红颜薄命，一代才女陆小曼的人生似乎也如伴她一生的病痛般苦不堪言。 北陆才女 艳丽的容貌、富有的家世、出众的才情使陆小曼早在北京社交界就有了“南唐（唐瑛）北陆（陆小曼）”之誉。而她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更是让多数人觉得十分难能可贵。“她的古文基础很好，写旧诗的绝句，清新俏丽，颇有明清诗的特色；写文章，蕴藉婉转，很美，又无雕琢之气；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本的传统；而她写的新体小说，则诙谐直率……”（刘海粟）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上多才多艺的女子，她不是惟一的一个，但像她这样聪颖、美貌，集如此诸多方面的高评价于一身的才女却实在不多，故而更加令人叹为观止。 她被誉为才女，确是实事求是的。由于健康的缘故，她无法肆意地游山玩水，只好将对大自然的满腔热爱倾吐到画笔之下。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学习西洋画，主攻静物写生和风景临摹。曾有外国人对她的作品赞叹不已，花了200法郎将其买去。但她对此却兴趣不大，后来拜刘海粟为师，改学一直酷爱的国画，到20世纪30年代，她在上海女画界已经小有名气。1929年她开始酝酿成立中国第一个女子美术家团体“中国女子书画会”。1941年，她在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开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展出100多幅作品，多为山水画。 能画好山水的女人凤毛麟角，能作毫无匠气的山水画的女人更不多见。她的画秀润天成，总给人清新脱俗、飘逸潇洒之感。凡是看过她画的人，都认为她是个富于艺术天赋的女子。赵清阁称其画为“是文人画的风格”。 除此之外，她在文学上也颇有成就。徐志摩生前，她很慵懒，没有动笔写过什么，最有名的要算他们共同创作的五幕话剧《卞昆冈》。剧本以“美、恋爱、死”为核心，崇尚唯美，充满悲剧色彩，后来由新华书店出了单行本。徐志摩死后，她开始兑现曾经对他许过的诺言：“我一定做一个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种人，我决心做人，我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她终于做到了，她真的成了徐志摩希望的那种女子：知性，富有才情。
绝代风流——陆小曼(2)
为悼念失去的爱人，她倾尽全力整理编辑《志摩文集》，但因徐志摩的许多文章流传国外没有寻回最终作罢。至今，充满她才气和心血的那八册文集清样纸型仍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中。她还出版了《爱眉小札》，其中都是她与徐志摩的情书。她的文字清丽自然，别具一格，单是《哭摩》一文的文采就足以与徐志摩相媲美。 在此期间，她还完成了平生惟一一篇小说《皇家饭店》。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女子面对饭店里的纸醉金迷，出淤泥而不染，最终保持了自己高洁品质的故事。她在小说里揭露了旧上海的黑暗、罪恶，反映了她对现实的不满，表达了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的同情。赵清阁给的评价很高：“描写细腻，技巧新颖，读之令人恍入其境，且富有戏剧意味。”她却说：“敷衍了一篇，拿到出版社，竟还受到好评。” 还值得一提的是她与泰戈尔的一段情谊。1927年，泰戈尔再次来到上海并住在她和徐志摩的中式小屋里。虽然他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对她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她后来回忆：“我们用英语交谈，彼此一点也不拘束，谈文学、谈诗歌、谈生活。他像一位学者，又像一位慈善的老人，非常坦诚，非常热情……在这几天中，志摩同我的全部精神都熔化在他一个人身上了。这也是我们婚后最快活的几天。泰戈尔对待我俩就像对自己的儿女一样地宠爱……”泰戈尔临走时为表示感谢还曾赠与她两件工艺品，她一直珍藏着，至今仍留存世上。 水与火的缠绵 陆小曼一生真正的凄苦是从她的婚姻生活开始的。 1920年，年仅17岁的她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无锡人王赓结婚。少女的情怀总是诗，年少的她满心欢喜地以为幸福的生活即将来临，却从没考虑过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所带来的危险。 婚后不久，他们的差异便在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上显现了出来。王赓办事认真负责，为准备授课经常埋头研究，而她生性风流，喜欢游乐，三天两头就往外头跑；学军事出身的王赓为人刻板，不会取悦女人，对妻子也是“爱护有余，温情不足”，而她浪漫天真，富于幻想，渴望温存。于是王赓认为她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也没有守住妇道人家的本分；而她则认为王赓不够体贴，出过国、留过学还如此古板。 就这样长期的寂寞使她愈加苦闷的时候，徐志摩，犹如天外来客，闯入她那孤寂、平静的情感世界，荡起一湖久也平息不了的涟漪。 那是在一次偶然的舞会上，她与他共舞，充分领略了他的魅力；此后又与他长夜促膝谈心，倾诉了她的苦衷；随后还发现他与自己一样喜爱文艺、追求灵性，更加肯定他是自己所寻求的爱、美、自由的体现。她内心熊熊的激|情，不由自主地就向外蔓延。“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认明了我的隐痛，更用真挚的感情劝我不要再在骗人欺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毁灭前程。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同时也就跌入了恋爱的海洋。”当干柴遇上烈火，就像郁达夫说的那样，“志摩热情如火，小曼温柔如棉，两人碰在一起，自然会烧成一团，哪里还顾得了伦教纲常，更无视于宗法家风。”经过长达两年的努力与争取，她最终毅然决然和王赓离了婚，为了一个疯子一样的书生徐志摩，为了爱情，抛弃一切，成就了中国现代文人情史上最轰动的一章。那些平日里对她怜香惜玉的人全部倒戈相向了，正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那人言可畏的社会里，她成了社会所认为的不道德的女人。这恐怕也是个性淳厚的她始料未及的。 与徐志摩在北京完成了轰轰烈烈的热恋并再次结婚后，1927年，她回到上海的弄堂里开始了她的又一段婚姻生活。 从小的养尊处优使她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来到上海后，她在当时一个颇有名的弄堂里租下了一层楼，月租要100多块大洋，还雇了佣人，养了车。后来又搬到延安路上的四明村，也是上乘的房屋。她还渐渐爱上了上海的夜生活，每天总是跳舞、打牌、看戏或玩票，直到半夜三更，还频频光顾“大西洋”、“一品香”等地方吃大餐。她出手阔绰，热衷于结交名人、名伶，喜欢穿梭于各种社交场合，很快就成了上海社交界的中心人物。如此挥霍无度，自然使从事文学事业、没有过多财富的徐志摩窘迫不堪。他开始南北奔波，为多求一些收入，不得不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到处兼课，课余还赶写诗文，赚取稿费。除此之外，他还转手古董字画、做房地产掮客，不顾疲惫地去赚每一分钱。但如此辛苦所得的收入仍不够满足她的奢靡生活，两个对金钱毫无概念的人最终被金钱所困。 陆小曼开始觉得徐志摩不如婚前对她好。她觉得婚后的志摩只是管她而不再爱她，她开始对他有些失望。她曾对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抱怨：“照理讲，婚后的生活应该比过去甜蜜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她还说道：“我是笼中的小鸟，我要飞，飞向郁郁苍苍的树林，自由自在。”随着蜜月的激|情逐渐趋于平静，对现实过于理想化的想像使两个人性格志趣上的差异逐渐露出了端倪。 对于夫妻感情出现的裂痕，陆小曼毫不在乎，依然昏天黑地地玩着。此时，徐志摩已经辞去了上海的职务，应胡适之邀北上北大任教。他劝她随他北上，而她留恋上海的花花世界，执意不肯离开。无奈，徐志摩只得上海、北平两处跑。为此，他常常搭乘飞机，从而为他的英年早逝埋下了伏笔。
绝代风流——陆小曼(3)
1931年11月17日，徐志摩从北平回到上海，晚上和几个朋友在家中聊天。陆小曼依然是很晚才回家，而且喝得醉眼朦胧。第二天，徐志摩耐心开导、劝说她，当时她正在烟榻上过鸦片烟瘾，突然发起小姐脾气，抓起烟灯就往徐志摩身上砸去。虽然没有砸中他的脑袋，却贴着额角飞过，打掉了他的眼镜。徐志摩彻底地绝望了，他悄然离家到了南京，准备19日搭乘飞机，飞往北平。后因故改乘邮政班机，结果飞机飞到济南附近的党家庄时，遇到漫天大雾，误触山头失事。一代风流才子就此逝世，死状极惨。 得知噩耗，陆小曼悲痛欲绝，立刻就昏厥了过去，醒来后更是痛哭流涕，气若游丝。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受此一击，脑子都有些麻木了，有时心痛起来眼前直是发黑，一生为人，到今天才知道人的心竟是真的会痛如刀绞，苍天凭空抢去了我惟一可爱的摩，想起他待我的柔情蜜意，叫我真不能一日独活。我的眼泪也已流干，这两日只是一阵阵干痛，哭笑不能。” 徐志摩之死使她变得冷静理智。她念念不忘她的爱人，“在她的卧室里悬挂着徐志摩的大幅遗像，每隔几天，她总要买一束鲜花送给他。她对我说：‘艳美的鲜花是志摩的，他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所以我不让鲜花有枯萎的一天。’她还在玻璃板下压了一张她用正楷写的白居易的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赵清阁）出版志摩遗文，编纂志摩全集，她从未放弃过自己志摩夫人的身份。她的不幸是在志摩的眼中她不是一个贤妻良母，她的“罪过”在于她没有给志摩生下一儿半女，而这正是志摩在乎和希望的。有人觉得她可恶，她也承认她是自私的。但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她的过错和不幸只不过是因为蔑视假道学，而过于注重自身的感受，重视“个体生命的自由”而已，所以她才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伦理，不见容于传统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规范。 所以，即使她以这样大无畏的精神赢来了她跟徐志摩的婚姻，但是最终依然上不见谅于北平的文人，下不见容于老家的父母。徐志摩与她结婚五年，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更使后人大多带着一种批判、责难的眼光去看她，这也成为她后来自暴自弃的根本原因。徐志摩想改造她的决心让她厌烦，直到他死后她才愧悔交加，哭倒灵堂，以此来表达迟来的爱意。她曾对赵清阁说：“我没杀志摩，志摩为我而死。”言下不无深深的悔意。因此无论社会舆论如何沸沸扬扬，她从不自我辩解，默默隐忍着内外交加的痛苦。 “小曼是爱志摩的，始终爱志摩。他飞升以来，小曼素服裹身，我从未见她穿过一袭红色的旗袍，而且闭门不出，谢绝一切比较阔气的宾客，也没有再到舞厅去跳过一次舞……”（王映霞）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的她最终洗尽铅华，谢绝一切的游宴，很快地憔悴了。 对于这场两个已婚男女的爱情悲剧，兴许还是她母亲的一句话表达得最为恰当也最为沉痛：“小曼害了志摩，志摩也害了小曼，两人是互为因果的。” 沉沦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陆小曼是一个奢华虚浮、颓废浪荡的女子。她确实与传统的女性不同，但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她也不过只是个最具勇气、毫不伪饰、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真女子，最平常不过。她也许有点骄慢，但最重的却是真情。她真诚待人，豪爽义气，既不追名也不逐利。甚至有人作出这样的评价：“男人中有梅兰芳，女人中有陆小曼，都是人缘极好，只看那见过其面的人，无不被其真诚相待所感动。”她的好友赵清阁也在书中回忆说：“我们是以诚相见、仁义相待的至交好友，因此成为莫逆知己。不像泛泛人海中有一种所谓‘朋友’的人，表面上和你亲亲热热，暗地里却极力中伤陷害，恨不得置你于死地。”由此可见她敦厚和率性的赤子之心。 她一生所嫁的两个丈夫，都是极其出色的男子，有家世，有学问，有地位，有品貌。但她的可贵在于离开王赓来爱徐志摩时依然坚持不改变自己，无论这个“自己”被人议论得多么不堪，她都可以不在乎。她找寻真爱，并为此奋不顾身。真爱永逝，她便素面朝天，勤勤恳恳。她是一个情感的觉醒者，是少有的率性女子之一，因此一些人在赏识她的同时又诋毁她。因为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而她太令人眼红。 徐志摩死后，29岁的她独自背负起所有的罪名，29岁之后的日子里所有的苦与罪，所有的寂寞与相思，所有入骨的痛与孤寂都将由她一个人担当。这对于一个仅29岁的女人来说是残忍的，于是，为了摆脱无边的寂寞，她愈加沉迷于“诱人”的鸦片不能自拔。 鸦片烟不仅麻醉了她的灵魂，也深深毒害了她的健康。据苏雪林回忆：“小曼长年卧病，连见我们也是在病榻上。我记得她的脸色白中泛青，头发也是蓬乱的，一口牙齿脱落精光，也不另镶一副，牙龈也是黑黑的，可见毒瘾之深。” 由于未能摆脱吸食鸦片的恶习，加上平日生活的奢华，家中开支很大，徐志摩家里也不再接济她，所以她的生活逐渐窘迫。继王赓和徐志摩之后，她开始与翁瑞午过同居生活。 翁瑞午是徐志摩的好友，会唱京戏，昆曲也很拿手，深得梅兰芳赏识，被胡适称为“自负风雅的俗子”。他是个世家子弟，曾任上海江南造船厂会计主任，做房地产生意，严格地说是个掮客，家中相当富有。徐志摩生前陆小曼经常请他帮助推拿以除病痛，而她吸食鸦片也是由他引起的。
绝代风流——陆小曼(4)
也许对陆小曼来说被爱是她与生俱来的权利，接受别人的爱就好像接受别人的赞美一样自然，也许是翁瑞午只给不求的方式和徐志摩相比让她感到轻松愉快，也许是这种旧社会的男人才符合她对生活的期待，徐志摩死后，她一直同已有妻室的翁瑞午保持暧昧的关系。但她主动向翁瑞午约法三章，不许他抛弃发妻，也不和他结婚，宁愿保持不明不白的关系，因为一则她始终不能忘情徐志摩，二则翁瑞午的发妻是老式女子，离异后必无出路。尽管她说她对他“只有感情，没有爱情”，但她对待感情，也是认真而坚强的，决不三心二意。事实上，她与翁瑞午的同居生活很是凄苦，到最后，他们把家中的古董卖的卖了，当的当了，几乎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当时许多朋友不赞成她与翁瑞午的这种关系，但任凭怎样劝说，她都不为之所动。甚至胡适作为朋友提出，如果她不终止与翁瑞午的关系，就要与她绝交，她都真的听任胡适不再与之往来。或许，这就是她真性情的体现。 海一般的回忆 陆小曼的晚年过着远远谈不上富裕但却足以称为悠悠然的日子。她与人来往，但与世隔绝。 新中国成立时，她已年过半百，久卧病床，但仍抖擞起精神，决心离开病榻，为国家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朋友的鞭策下，她还戒掉了鸦片，思想开朗起来，身体也逐渐恢复。 1956年，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参观成都杜甫草堂后，看见她的一幅画，十分诧异于她的沉寂，于是安排她成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每月有几十块钱可拿，生活总算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之后，她还成了农工民主党徐汇区支部委员，被上海画院吸收为画师。1959年，她被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常常为政府筹集书画，作为赠送给外国友人的礼品，还为陈毅画过扇面，给杜甫草堂补过壁。同年，她还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身兼农工民主党员、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美协会员数职。 虽然有了工作，每月都有津贴，但因医药费用支出过多，再加上她素来手面很大，所以依然经常捉襟见肘。于是为贴补日用，她与王亦令以合作的名义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