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对于故事情节的流转，就是在叙述细节时，曹寇也同样是这般絮絮叨叨，非要毫不含糊地说破那些形式上的窠臼不可。在《鞭炮齐鸣》中，一年多未归的“我”在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之后回到老家，却怎么也打不开家里的门锁，读者惯性的思维大概都会理解成是多年的老楼，门锁已经生锈；不过，曹寇可不让人这么想，他宁可暂停下小说的叙事进程，像洞悉了读者的心思一样，反复强调“说门锁锈死打不开，那是夸张。我家的门确实不太好打开，这是它多年来得顽疾，而与锈不锈的这种矫情的说法无关。”同样是在《鞭炮齐鸣》中，当讲述起一段色诱的故事，作家先是按理出牌，用个“像狐狸一样瞟了我一眼”这样的常规描述，但紧接着就显露出了狡黠：“当然，这是比喻，实际上我们对狐狸这种动物并不了解，如果一定要用比喻，我觉得还是用‘像母狗一样瞟了我一眼’比较靠谱。”在书中类似于此的多处叙述中，曹寇不仅极为罕见地让故事叙述者突然停下来充当起“多嘴”的旁观者，同时也借着于这些“多嘴”的言论，好好戏谑了一番小说创作的俗套以及庸俗的小说创作者。
除却上述对于小说固有形式的瓦解，曹寇也藉着文章的载道功能，道破了形式化生活的天机。在日常生活中，词语的意义在使用者的口口相传中被固定了下来，至于其背后诸多真实的可能性，或许都已经在表面现象的掩盖之下被人忽略。在小说《都健在》、《我在塘村的革命工作》、《鞭炮齐鸣》中，曹寇就是要着力道明这些隐藏在背后的真实：“健在”是对肉身幸存的说明，小说《都健在》中，朋友之间不知各自下落，曾经坚不可摧的种种情感都已“不幸辞世”，“健在于世”的也只有旧日玩伴的几具肉身和种种无法消弭的符号；“革命”一词总是让人想到“艰苦卓绝”、“奉公守法”之类的词语，而小说《我在塘村的革命工作》中的主人公领着区委下拨的革命经费，只是用于自我的消费，革命活动没有开展，甚至还和乡间农妇扯出了奸情，然而这一切并不为区委所洞悉，他们对于主人公唯一的了解可能就是后者奋勇杀死了革命叛徒赵广发（却不知杀人的动机完全出于私欲）；“父慈子孝”、“死者为大”的伦理纲常在《鞭炮齐鸣》里儿子祭扫父亲和老光、与他们隔空对话的表象中是看似存在的，不@黄色小说 .56shuku./class12/1.html过显露于主人公心理活动中的对于死者的怨怼和调侃，已经彻底否决了表象的真实性。在曹寇看来，如同词语的意义一样难以被定性的还有事实的因果真相。在《我在塘村的革命工作》、《青龙会老大要多凶有多凶》、《市民邵女士》的三起杀人事件中，“叛徒叛变”、“黑社会凶残”、“城管暴力执法”这些预设的、错被当成真相的观点，其实并非主人公杀人的真正动机，这些所谓的动机要么是掩盖了事实的真相，成了杀人者的起死回生的法器，要么是作为一种心理恐吓，挟持着主人公走上了被迫就犯的道路。
一年半前，初读曹寇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喜欢死了》，那时书内配发的作者照片就是一张半遮脸的曹寇，之后《越来越》出版，照片则换成了一张满脸褶皱、苦大仇深的面孔，现在，在他的第三本小说集《屋顶长的一棵树》中，照片又换回了原先的那幅。如同一年半前那样，我依旧认为书中这幅只露出半个脑袋的照片，是曹寇寄予读者的一个心理暗示：“好好想想那些不在照片之内（比如他的另外半个脑袋）或者照片之内无法显露出来（比如那个满脸褶皱、苦大仇深的曹寇）的部分吧，那些或许才是形式之外的真实所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