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厂里我并不需要坐办公室和下车间，有事情可以上楼跟瓦吉姆他们商量，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在宿舍里也没人管我，他们知道我该干什么自己清楚，即使是瓦吉姆也需要我提醒他一些事情，更确切的说，这个饮料厂一切具体安排的操纵人是我，故而不会有人跟我计较什么。
瓦吉姆跟我越来越默契了，有些想法几乎不约而同，其余的工程师们跟我逐渐熟悉起来，尤其是一个叫安德烈的小伙子，聪明敏捷，我完全搞不懂他一句中国话不懂，一个中国字不认识竟可以自己做公交车满城市转去买零配件，没有一次出过问题。
平时他负责鼓捣机器，回到宿舍做饭、酿酒，修电脑也都是他，整个一个全能，据说才是中学毕业。
这一周开始一连三天的重感冒使我浑身懒懒散散的，便是在宿舍里靠方便面活着。
瓦吉姆前一周已经回国办事，我自然上楼没有必要，厂里的事情我都是在被窝里靠电话安排，脸也不洗，连房间都很少出来。
估计一些人以为我又回北京了。按理说这种工作环境的宽松让我悠哉悠哉的，可是正是因为牵挂江明以及北京的事情，我却从未真正享受过这种悠然，往返于津京两地，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路途，而且身处哪里心都无法宽松下来。
这几天江明没有回北京，说是陪陪老娘，而我也才可以安然的在厂里安心，以感冒的机会让自己休整。
江明有电话来，我只说很忙，江明不再重复来看我的话题，只说闲着很闷。
瓦吉姆从莫斯科来了消息，说是斯拉瓦要来中国，当初说好他老老实实的在他们国家呆着，不要过来指手画脚，这次过来不知要干什么，我做好了跟他继续冲突的准备，如果他继续像以前那个样子。
我已经不怕离开了，我知道这个企业没有我马上就会另一种效果，我已经控制了所有的销售网络，给他一个下马威已经轻而易举了。
凭心而论，我并不想为这个企业发展设障，毕竟这个厂子是我一天一天运作起来的，但是由于我反感斯拉瓦的专横独断和对中国人的敌视和猜疑，即或不是为了尊严，也是为了观点，我宁可失去自己的机会。
为此我竟有些亢奋，如果真的出现上述假设，我便可以彻底回到宋庄了，与江明的问题也便迎刃而解。
不然我和江明的关系也许会由此出现裂痕，不管是否双方在主观上有意识，目前的关系淡化可以略见一斑。
第四天感冒略有好转，浑身不再酸疼了，我起来后，洗漱完毕，到车间了转了一圈，问问各部门的情况，见一切正常，于是我决定去市里看看江明，不然真有些不够意思了。
谁知电话打过去，对方竟是关机。打到他儿子那里他儿子告诉我他已经回北京了，关机可能是手机没电了。
奇怪？回北京为什么没有告诉我，难道是回去收拾东西？胡乱猜疑着，又回到宿舍。
焦急的等待着江明的消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