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内部多年为权力纷争，致使禄氏连丧二子，家族元气大伤的惨痛教训，禄氏痛定思痛，审时度势，选择了献土缴印的进步之路，终止了禄氏家族无休止的争斗。
东川土府的改土归流表面上似乎结束了，但这次献土设流是不彻底的。
东川辖土及治下各营的地方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依然在各营长、土司头目的控制下，实权仍操于地方土司头目之手，东川知府号令不出府城，而且仍然保持“土目制度”，慢慢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可悲的是，就连朝廷派任的知府，也只能长期驻扎成都，不敢直接到任履行职责，行使管辖权，客观上形成了“流官”有官员，位子却长期空置的状况。
然而，禄氏献土设流却为以后清政府在滇东北，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因此，也可以把禄氏献土设流看做改土归流的“试**”。
何谓“改土归流”汊？
望文生义，“土”，就是土生土长的、土产的，本地的官员；“流”，就是外地的、流动的官员。相当于今天干部的异地交流使用，哈哈，再引申一下“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改土归流”，就是改革土司统治管理，变为中央政府派“流官”管理，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这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
土司制度妨碍国家的统一，阻碍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社会安定，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废除这种落后的制度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朕。
明朝以来，中央政府在有条件的地方已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但直至清代雍正时期，大规模改流的条件方才基本成熟。
雍正初年，发生了关于“改土归流”的争议。大臣们对土司问题看法不一。
究其原因，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及湖南，湖北等地，居住着苗、彝、壮、白、瑶等少数民族，这些地方交通闭塞、习俗固弊，经济、文化落后，直至清初仍实行着野蛮的土司统治制度。
各地的大小土司如同部落主，广大土著居民皆是他们的奴隶和部卒，土地、山林、水源，包括土著居民人身全被土司占有，土司与土民成为世代不变的主仆关系。土司所到之处，土著居民都要跪地膜拜。土司有权对其“子民”任意处置，任意占有、转让、出卖；吃酒游乐时，常以射杀土著居民为戏；祭祖敬神，也把土著居民杀死作为牲祭。稍不如意，便用割耳、断指、抽筋、剥皮、宫阉等酷刑。至于夺其财物、勒交赋税更是随心所欲了。土司都拥有军队，林立的大小土司，如同大小王国，对中央形成威胁；临近的官兵略加过问，马上刀兵相见。土司制度妨碍国家统一，阻碍地方经济、文化的进步。数百年来，也曾有过治理行为，但没有一个成功。
雍正即位，西南各省地方官纷纷上奏，要求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众臣认为，解决问题唯一办法是“改土归流”，即取消土司制度，改为一律由中央政府派官的流官制度。谁都知道这是好办法，但实行起来极难，因为土司们不会拱手让权。而要对他们用兵，官兵又难以与之抗衡。因此，也有的不主张改流。他们认为，雍正初政，若因改流引起西南各省战争，并非初政君王的“安边之道”。贵州巡抚何世基、副将木世杰激烈反对，从“柔远”、“安边”角度，提出“三不可剿”，不同意改土归流。
广西巡抚李绂认为土司虽然为恶，但还不至于非改土归流不可，雍正帝与他的观**一致。
云贵总督高其倬等主张用兵改流。因为，在云贵地区政府的行政命令多受土司抵制，连官兵的营盘都不断被土司派兵袭击、焚毁。
雍正三年，发生了长寨事件，加速了清政府对土司问题的处理。
这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贵阳府广顺州长寨地方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遭到武力反对。高其倬卸任回京，向雍正帝面呈土司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鄂尔泰正好出任云南巡抚，到任就遇上这件棘手的事情。
对于贵州贵阳府广顺州长寨土民武力抗拒官府建立营房的行为，鄂尔泰及其前任先是派人带去告示、花红，进行招抚，但没有结果。雍正四年四月，鄂尔泰向长寨发兵剿杀，事定后设立长寨厅。长寨用兵成为大规模改上归流的开端。
雍正四年六月，鄂尔泰因云南镇沅知府刀瀚、沾益知州安于蕃等土官，“势重地广”、积恶累累，发兵将其一体擒拿，随即在镇沅、沾益分设镇沅、沾益二州。
鄂尔泰在处理上述事件的过程中，深感对土司蹈袭旧法难于治理：朝廷用兵时他们逃跑了，或伪装投降，军队一撤，事故又迅即出现。
他思虑筹措一劳永逸之法。
于是，他亲临乌撒、乌蒙、东川实地考察，对土司制度的流弊、危害作了深入细致的了解，通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以夷制夷，遂致以盗治盗，徒令挟土司之势以残虐群苗，随复逞群苗之凶以荼毒百姓。”这种不仁、不德、不智的行政措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大清决不允许这样的国中之“独立王国”继续存在！
鄂尔泰旋即上书雍正，历数土司暴政，力主坚决实行改土归流，并明确要求把隶属于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划归云南，其理由是：“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东川与滇一岭之隔，至省四百余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乌蒙土府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四川省令箭方至。”“东川虽已改流三十载，仍为土目盘踞，文武长寓省城，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若东川、乌蒙、镇雄改隶云南，俾臣得相机改流，可设三府一镇，永靖边氛。”四月，雍正帝批示，把东川军民府改属云南布政司管辖，并明确指示改流方案：“先将巧家六营地属顽梗滋扰者，或须擒拿，或令投献，悉为归辖流官，待六管既尽，然后计及乌蒙，徐图镇雄，或一举两得，出其不意；或使二府互相合并，然后剪除。”命鄂尔泰和川陕总督岳钟琪会同协商办理。
公元年，即雍正四年十月，雍正帝批准并支持实行改土归流，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广西与贵州接壤，改流事务较多，把广西划归云贵总督管辖。
这些都为鄂尔泰推行改流政策做好了组织准备。
在对滇东北地区改土归流的步骤上，鄂尔泰确定先东川，次乌蒙，最后镇雄，基本方针是“先怀以德，继畏以威，然后徐议改流。”并秘密派人潜入东川，明察暗访，摸清情况，然后，将援剿左协全营官兵移驻东川，形成威慑，并首先革去了东川土目的六营长之职，按清朝镇、协、营的兵制，设置乌蒙镇，控制三属东川、乌蒙、镇雄。
这叫加强领导，准备充分，认识到位，循序渐进，分步实施，措施有力，保障到位，成效显著。
清雍正五年年，东川知府黄士杰到任，组织百姓于蔓海中开挖左、中、右三河，泄积水归以礼河，并着手在金钟山**建文昌宫、在府城设义学，力图用中原文化来影响教化当地少数民族。
但事物的发展并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有逆流、险滩、暗礁，甚至海啸。改土归流后，由于乌蒙镇总兵刘起元骄矜自大，贪暴残忍，苛索夷民财物，奸淫夷民妻女，无恶不作，于是，乌蒙土目禄万福趁机串联、收买大小土司头目于清雍正八年年在乌蒙镇发动兵变，公开挑起了叛乱的旗帜，杀死刘起元及不少汉族官吏、汉族商民百姓。滇黔蜀三行省接壤处的土司群起响应，东川土司头目亦起而应之，致使整个滇东北地区，交通断绝，血流成河，商贾被洗劫一空，百姓流离失所。在此种情况下，鄂尔泰紧急调集滇黔蜀三行省的兵力计一万余官兵，分三路进剿。采取“分兵穷搜，务获渠魁，尽屠丑类”的方针，大肆屠杀，并将所有的土司头目，戮杀殆尽，造成更大的流血事件。据事后鄂尔泰向清廷奏报的统计数字：“临阵杀伤并滚岩投江自尽者已万余人；擒获搜获讯明枭首及剁去右手者数千人；所获倮贼男妇分赏在事有功者亦数千人；准予安插、并暂准投诚者亦万余人；其余生擒贼首贼目并应质审要犯家口数百人，押解收监。所未获大小头目共不满十人。”
威宁所属阿底土目等数百人，虽投诚后还“随军效力”，去屠杀别寨夷众，鄂尔泰仍认为“非出本心，此数百强倮，难以姑息”。暗中命令哈元生在回师之日，“尽数擒拿，枭首悬示沿途，以除后患。”
东川禄氏一族大小头目在此次事件中亦不能幸免，被尽戮尽除，从此元气大伤，一撅不振，结束了在东川十八代三百余年的统治地位。
而东川的普通彝民、苗民更是死伤惨重，死亡不计其数，大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据相关史料显示，有时，一个上午就杀死上百人，烧房个村上百间，现古城乐业境内还遗留一村名“火烧寨”，就是那时清军的“杰作”。对抓到的人，捆绑吊打、挖眼割舌、剁手砍头，极尽残忍之手段。于是，为避灾祸，彝、苗民们纷纷向外逃亡，从而导致古城大量彝族人口流失；还有一部分不愿背井离乡的就逃往大山深处，开垦荒芜之地谋生，之后，就一直在深山定居下来，这就是至今彝、苗族大都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原因；另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或者改族改姓，或者改族不改姓，或者改姓不改族，散居于周边村寨，现在古城的龙姓、陆姓、卢姓等汉族人，就有可能是当时的彝族。
清雍正九年年，整个滇东北地区的改土归流终于风烟寂静，完成了从“土官”到“流官”的转变，东川彻底实现了改土归流。
同年，新任知府崔乃镛到任，月日开始动工建石城。之后，清政府给予一系列休养生息的安抚政策，人心逐渐安定，至年，古城已“民夷商贾，四方辐揍，食货浩穰。”颇有些盛世的模样了。
直至清乾隆二十九年年，改土归流政策终于大获成功，于是，撤换“东川军民府”，正式改称“东川府”。
改土归流，客观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起到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在“改土归流”过程中，用武力强行推进改土归流，特别是在平息叛乱的过程中，良莠不分、以恶止恶、斩尽杀绝、殃及无辜的暴行，却是惨无人道，叫人深恶痛绝的，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血的教训。
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原土司领地分别设置府、州、厅、县，委派有任期、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直接统治，实行和内地一样的各项制度，如设立保甲、编制户口、丈量土地、厘定租税、清查钱粮、建立学校、推广儒学等。这不但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进步，也大大加强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使云南边疆与内地在政体上统一，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从本质上讲，改土归流使清政府对西南边陲地区的统治有了巩固，使当地战乱纷争割据的局面有效改变，推动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有利于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安定局面。历史地看，它既是大清帝国一贯边制政策的延续，是清廷极端衰落、腐败之末期仅能称道的最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国千年封建王朝统治历史上“羁縻政策”伴随封建王朝统治之终结而终结的必然。
黄士杰、崔乃镛、义宁，那一个又一个有作为的封建知府真抓实干，留下了一件又一件惠及古城万世工程的真实政绩，值得今人思考学习
他们是古城百姓之幸！是古城历史天空中永远闪烁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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