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本《星星·月亮·太阳 胡适的情感世界》有什么新的意义，它不在于“较之以往的著述，也更详尽、更丰富”，而毋宁是取代、推翻既有的观点。如果我们接受了我在本书的论述架构之下的叙述，则所有从前对胡适的情感世界的理解，就不能一成不变地拿来跟本书里的叙述混用“送作堆”，而必须放在本书的论述脉络下重新诠释、变成了新的“事实”以后，方能使用。等三、五十年以后，等“新”的典范出现，则本书里的“事实”，就必须又在经过重新的诠释与汰选以后，方才可以为新的典范所用。
尤小立书评里所提到的“历史叙事中的‘美’”诚然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美”的定义是见仁见智的，但对美的鉴* 赏是可以归纳出一些大致能够让人接受的一些规则的。比如说，文笔有奔放与内敛之别；叙事的手法也有露骨与含蓄之分。尤小立说得很有道理：“本来，没有杂念的情感生活是会幻化出‘美’的历史叙事来的，这并不需要太多的文学描写和艺术上的夸张，只需如实地呈现。但作者似乎很难抑制自己发现的冲动，他把胡适定位于擅长‘猎艳’的‘情圣’之后，往往用手术刀将可能存在的一点美也一一剖开，并配上主观色彩极浓的话外音，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让读者理解。”
从叙事的手法有露骨与含蓄之分这个角度来看，尤小立的这个批评是非常有道理的。换句话说，尤小立主张含蓄比露骨更“美”，或者我可以加一句话说，可能反而可以更加动人和有力。我完全同意。我在本书的叙事采用了露骨的手法。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有意的选择。本书全然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我从来没想过要写胡适的情感生活，虽然我从一开始就非常不喜欢1980 年代后期开始风行的胡适爱情生活的文章。我在1990 年代末期开始去北京看“胡适档案”的时候，一心想作的是胡适的传记研究。由于档案不能复印，只能手抄，而胡适所留下来的材料又非常多，中文材料就有两千卷，英文材料有五百卷。我就决定先从也许可以看得完的英文档案看起。就这样我发现了许多情书，多到了我觉得可以写成一本书的地步。由于我非常不喜欢从前写胡适爱情生活的文章，我在这本书里的写作策略是特意要挑战 既向胡适挑战，也向那些窥淫胡适的作者挑战。因此，我的叙事手法是露骨、不含蓄的。但这是有意的，是我在写作本书的策略上所作的选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