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星星出现最为密集的时候，是1930 年代开始，再* 加上从他出任驻美大使到卸任后勾留美国的十年之间。1930 年代的胡适是中国文化学术界的超级巨星。在他出任驻美大使期间，他固然单身寂寞，但这也是他一生国际名望的顶峰，五十岁不到的大使，往来尽为锦衣与权贵，出入备受礼遇，又是美国舆论界的宠儿，文教慈善机构团体争相邀请的演讲家。这时的他，既有位尊名高的本钱，又熟谙调情，艺高胆大。他从事外交工作最忙的时候，也是他猎取星星的兴致最高的时候。他这个阶段里的星星几乎全是白人，年龄也大多与他相仿。这固然可能是环境使然。然而，种族的歧异与年龄的相仿，也提供了额外的保障，相对地降低了在两情相悦之余，所可能带来的各种瓜葛，甚或必须做出承诺的风险；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担不起的“相思债”。下意识里，猎取白人女性作为星星，也未尝不是一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反击。一向只有白种男性可以猎食他们视为“异国野味”（exotibsp;）的他种女性，胡适大可以自认为他是以其道还治其人。
不管胡适是否如他自以为的，颇有原则、颇能自持，由于他爱惜自己的羽毛，时时记挂着历史会如何对他作评价，因此从不轻易在书信、日记上留下任何感情上的鸿爪。他敏于行，而谨于言。其结果是，我们在他所留下的日记里，看不到任何缠绵、相思的字句。胡适的情人——特别是他的几颗“星星”——在他的日记里，只不过是出现的次数比较频繁的名字而已。不但如此，他还有他的障眼法，如果他自觉某些名字在日记里出现太过频繁，就会用不同的英文缩写，甚至可能故意用错缩写。更耐人寻味的是，他还偶尔会为自己，或他的星星取个化名；这既能增加彼此的情趣，又有障眼之妙。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里，胡适是一个最对外公开、却又最严守个人隐私的人。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自传资料产量最丰富的人。这些自传资料，他有些挑出来出版，有些让朋友传观，有些请人转抄，他的日记还在江冬秀忠心耿耿的协助之下，在中日战争的烽火之中，辗转运到美国去保存。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谨守个人隐私的人。他所搜集、保存下来的大量的日记、回忆以及来往信件，其实等于是已经经他筛选过后的自传档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胡适等于已经替未来要帮他立传的后人先行打好了模本；这些研究者无从得知他私生活或感情世界的“真正”或完整内幕，因为他在世时，早已经把那些他不要让人窥密或分析的隐私，都一一地从他的模本里剔除了。当然，他偶尔会在日记里，挑逗地透露一些引人遐想的片语只字，特别是记录他和曹诚英在烟霞洞的那一段“神仙生活”。但是，这些字句，如果没有其它佐证，最多只能成为我们臆测，却不得其详的断简残篇。我们可以说，以历史家自诩、好考据成癖的胡适，是有意以这些片语只字来挑战日后要为他立传的历史学者，看他们有没有本事考证出他与曹诚英以及其它月亮和星星之间的几段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