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胡适也与他康乃尔大学哲学系的同学客鸾女士（marion e ）颇有过从。5无论如何，胡适与韦莲司相识的时候，他在与异性的交友上，已经是宝刀初试，而不再是他日记里所描述的容易“面红耳赤”的人了。他欣赏韦莲司、为之击节是很可理解的。在有朋如此、夫复何憾的欣喜之余，他自豪地在日记里说：“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6值得玩味的是，这句话称赞的固然是韦莲司，但也流露出那种男性“阅女多矣”的自得之情。胡适日记里所记的，跟他写给韦莲司的信，有如天壤之别。因为就在他夸口说“余所见女子多矣”，不过五天的时间，胡适就为了本节开始所述那件“独处一室的风波”，跟韦莲司表示他十年以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女人说过十个字以上的话。
韦莲司与胡适交往的大略，其实胡适在《留学日记》里交代得很清楚。即使没有那些在他死后三十多年以后方才公开的来往信件，其大致的轮廓已经俨然若现。早在1962 年，在周策纵先生出版其巨著《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a ）出版两年以后，他就写了一篇《胡适之先生的抗议与容忍》。在这篇原载于留美学人所发行的《海外论坛》的文章里，周先生用他的学养，以他对五四、对胡适的认识与了解，光凭胡适《留学日记》里的资料，为我们生动、而且意有所指地勾勒出胡适如何是“闺阁中历历有人”，以及他如何受到她们的“吸引和鼓励”而被“‘诱’上梁山”了。1
胡适对韦莲司的钦佩，主要是在思想的层面。他称赞韦莲司“见地之高”，不是寻常女子所能望其项背的。最重要的是，韦莲司很能在言谈以及书信来往中激励他去思想。韦莲司对胡适的帮助，最重要在于她的回应与问难，驱使胡适下功夫去厘清自己的想法。就像胡适在1914 年12 月给韦莲司的一封信里所说的，友谊最可贵之处，在于那心灵的交会、心智的激荡。韦莲司的问难迫使他必须有系统地思考，去整理并梳理他的知识，然后条理井然地，以清楚明确的语言去表达出来。胡适认为一个人只有在经过这种梳理的工作之后，才能说其所表达的知识真正是属于自己的。2他后来还自编了一句英文格言：“捕捉感觉、印象最好的方法，是用语言文字去把它表达出来。”胡适在1917（expression is the best means of appropriating an impression.）3 年回国以前，重读他两年多来给韦莲司的信。我在上文提到他在5 月4 日的日记里所说的话，“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这确实并不夸张。胡适在美国的留学生涯，是他一生思想、为人、处事的转捩点。1而韦莲司在他这个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但互相推荐好书，交换读书心得，关心世局，品评时事，而且关心彼此的立身、处世、健康和家庭。胡适能有韦莲司这样的红粉知己，无怪乎他会做出人生何复多求的豪语！胡适一生中的几个重要的主导思想，是在留学时期形成的。其中，国际仲裁的理想，是* 他一生所奉行不违，而且最所津津乐道的。我们可以在他与韦莲司的来往书信里，清楚地看出他这个理想渐次成形的轨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