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的学者都以为胡适是反对学者参与政治，也反对学生参与运动的。3这是一个误解。事实上，胡适所反对的不是政治运动的本身，而是运动的方法。换句话说，他可以接受政治运动，只要它合乎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准则。比如说，他反对用激烈与暴力的途径争取妇女参政权的英国妇女，更鄙视民国初年为了达到此目的而东施效颦的中国妇女。4但是，他赞扬1915 年10 * 月23 日纽约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游行。他当天站在第五大道上看了三个钟头。过后，他在日记里赞叹地说，游行的人多达四万有余，却“井然有条”。参加游行的人年轻男女居多，但中年以上妇女也不少，还有头发全白者，“望之真令人肃然起敬。”当天大风寒，手执旗子的女子与风搏斗，无一人中途散去，“其精神可敬也。”1胡适同时也不反对学者参与政治。过去对胡适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不正确的认知，关键在于误解了他日记里的一句话。胡适有一回看到杜威也在妇女参政的游行队伍里，感动之余，在日记中写下：“嗟夫，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耶！”误读他日记的贾祖麟（jerome grieder ）和周明之，把这个感叹句，错读成批判句，变成了：“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2
胡适1915 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所以后，跟韦莲司的来往就更方便了。那时他住在哥大“福纳楼”（furnald hall ）宿舍，离韦莲司所住的海文街（haven avenue）92 号的公寓，坐地铁只有几站之隔。他们除了维持通信以外，也经常见面。次年四月，韦莲司搬回绮色佳住。两年后，韦莲司父亲过世，她就长期留在家里陪伴母亲。她在纽约的公寓，由胡适从1916 年夏天开始顶租，一直到次年七月胡适回国为止。在这段期间他们两人所谈论的问题，多半还是环绕着国际主义的主轴。不过，由于韦莲司是一个达达艺术派的画家，这也是胡适生平首次亲身领略现代艺术的阶段。早在1915 年1 月，胡适在计划纽约之行——亦即发生那件“独处一室的风波”事件——以前，就问过韦莲司可否参观她的画室。3上文已提及胡适在1917 年5 月初，去韦莲司所参展的“独立艺术家协会”的展览看过两次。韦莲司也偶尔会在信上提到她作画的进展。同时，从他们来往的信件，可以看出他们曾经在见面时，谈过韦莲司的画。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他们1915 年11 月初的两封来往信件。
胡适和他在哥大的同学张彭春——即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弟弟——在10 月底去韦莲司那儿看了她的三幅画。从韦莲司的信看来，当天，他们都各自对她的画发表了一些看法。回家以后，胡适显然认为自己的诠释没有得到韦莲司的认可。很可能最令他懊恼的，是他觉得韦莲司认为张彭春抓到了要点。他写信给韦莲司，说他一整个礼拜都很难过，因为他觉得自己未能了解韦莲司的画，让她失望。他决定此后除非他能摆脱拾人牙慧所得来的成见，或者能有独到之见，否则再也不妄然去品评艺术作品了。1没想到第二天清晨，他就被韦莲司的画所带给他的梦魇惊醒。于是立刻又写了一封信给她，告诉她第一幅画让他做了恶梦，感觉自己好像要被勒死般而倏然惊醒。醒来以后，他闭着眼睛去回想那幅画，没想到它的每一个线条、每一道色彩，都活生生地映在他的眼帘。那种窒息与恐怖感，使他回想起以前看“拉奥孔雕像群”（laogroup ）时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2
图8 拉奥孔雕像群，取自维基百科网（wikipedi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