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提到胡适在1916 年7 月的一封信。那封信是他把《水调歌头》寄回家的前两个星期写的。在那封信里，他请江冬秀原谅他又再度爽约，不能履行返国的承诺。他请江冬秀“勿怪我迟迟不归，亦勿时时挂念我。怪也无用，挂念也无益。”这些话虽然说得有点冷硬，他并没忘记在信后加上一句缠绵的：“此寄相思。”2 1917 年1 月中，胡适重感冒还没好，收到江冬秀的信，心里非常高兴。他在家信里说：“冬秀信甚好。此信较其几年前在吾家所做寄其祖母之信，胜几十倍矣。”他特别作了一首诗做纪念：3
病中得他书，不满八行纸。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我不认得他，* 他不认得我。我却纪念他，这是为什么？岂不因我们，份定长相亲。由份生情意，所以非路人。天边一游子，生不识故里。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便是自由了。
这首诗再一次地说明了胡适的“名分”论，也就是说，中国人结婚以前的爱是“基于想象，根于名分”。即使这是他“不得已的自我安慰，自我欺瞒”，4至少，胡适在留学初始，在认识韦莲司以前，就已经抱持这样的看法。他在这首诗里所说的：“份定长相亲”，“由份生情意”，与他诗里所说的故乡情是相对称的：“生不识故里”，“终有故乡情”。写完这首诗五个月以后，他就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坐船回国了。留美七年，尽管胡适曾经有过“他乡月，相思得？”的徘徊，最终，还是“故乡月，终有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