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利与害）。
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利与害）。
家族、家庭的利益（利与害）。
个人的利益。
是否违反法律。
是否有违道德。
是否有利于个人今后的发展（可持续效应）。作为吴晓静来说，她是对于法律和道德问题思考得太少了，或者是懂得太少了。而在考虑家庭的利益时，只求短期效应，只想要窦维健不去伤害他的父母，却不知道只要她与窦维健继续保持这种关系，那么祸害她与家庭的因素会继续存在。
从以上7点来分析，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算是一个大的圈圈，本地区与本单位的利益是一个中圈圈，而家族、家庭的利益是一个小圏圏，个人利益则是一个更小的圈圈。我们行为的利害关系，都必须纳人这4个圈圈内来考虑。我们可以称这4个圈圈是空间的圈圈，而法律与道德则是两个更加抽象更加无形的圈圈。至于第7条，则是具有纵深性质的时间的圏子。
如此说来，在我们人生的征途中，在一切具有转折关头的两难问题上，我们的行为是不自由的，极不自由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被约束在这七道圈子之内，我们只能在这些圈子内寻找对策，寻找决策的自由。如果你什么都不顾及，由着性子来思想与行事，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我行我素，那么，只要不小心，便会碰触到其中一道圈圈上，一下子就碰个头破血流。杨振宁内心某个角落里留下的歉疚，就是觉得加入了美国国籍，对不起国家与民族，有负老父的教导；而吴晓静之所以被捕，则是有违法律、道德，不利于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当然，放纵或充作窦维健作案的帮凶，更是有违于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根本利益。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这样，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愈来愈清楚了。我们的人实际上处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不自由的是那些规则的约束，而自由的就是在那些规则的约束下，我们也有一半的自由，可以通过这一半的自由，跳出各种各样的舞蹈来。
是的，即使是我们要跳那些呼啦圈式的舞蹈，即使是跳舞者被局限在一张桌子上，你也可以跳单人舞或双人舞，踢踏舞或霹雳舞。这就是说，在半自由状态下的人，还应当有着较大的行为空间，在有限的行为空间里，还可以生出令其他人猜测不到的多样性的行为变化。
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的长征史上，并非是中央苏区的第一方面军最先开始长征，而是在鄂豫皖的由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最早开始行动，他们先期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的当地的红军合为一股，然后迎接了中央红军的到来。
这支队伍无疑是一支孤军弱旅，全部人马仅有3000余人，一路上却屡遭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堵击。1935年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从商县杨家斜出发，跨越终南山，威逼西安。这时，有人从一张《大公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流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于是，鄂豫陕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向。徐海东坚决主张部队西征北上，迎接红一、四方面军。
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当部队转悠到兴隆镇时，仍未找到一、四方面军。这时，政委吴焕先对军长徐海东说：党中央、中央红军现在弄不清楚到了哪里，我们下一步朝哪里走？徐海东说，他也正为这事发愁，晚上觉也睡不着。他考虑最好是向西迎接中央红军，这也是全军的希望，是上策；若接不到中央，就去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是中策；这个目的也达不到，最后只好回陕南打游击，是下策。为什么回陕南是下策呢？吴焕先问道。徐海东回答：渭水是个大害！背水作战是兵家所忌的。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在大渡河大败，最后全军覆没，就是吃了背水作战的亏。吴焕先听了点头称是，完全同意徐海东的分析。于是，这支红军继续北上，一路打听中央红军的消息，最后则先期到达了陕北，与刘志丹红军会合，实际上是走了中策。
这仅仅只是一个个别的例子，但我们尽可以把它当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思维样式好了。在巨大的约束网之中（包括国民党军的一次次围剿）红军要突破重围、北上抗日，或者要把分散的队伍集中起来，它的行为的方向大约只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利大于弊的方略；中策是利略大于弊（或者利弊相当）的策略；下策是利小于弊的策略。按理，谁都会认为走上策最好，但由于其他因素的约束，往往可能走中策或者下策也不一定。
这等于说，即使是被束缚在重重的圈子之中，我们的行为也还是有着起码三种可能性可供选择，有着三个自由度可以利用。
而人与人所以会有境遇的不同，完全在于在选择这种自由度的时候，认识不一致，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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