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不仅仅是像朝鲜战争这样的决策，就足如今天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对抗中的沙龙和阿拉法特，在美英欲打击伊拉克前布什与萨达姆的决策，都同样是两难的，同时是要虑及许许多多的关系和许许多多的利害得失的思考，都需要前思后想与左顾右盼，才能下定一次决心。
在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混沌理论中，有一个关于分形的概念，这个概念告诉我们，从宏观到微观这样各个层次上，情境模式有着相当的相似性。比较恰当的比喻像俄罗斯的玩具套人，一个套子中有笤从大到小的十几个套人，每个人的脸型都差不多，只是型号依次小了下来。无论是自然现象，还呆社会现象，都如此。比如，看地图，国界的边界线总是那么弯弯曲曲的，一千公里的口界枭如此，要朵我们截取一段一百公里的边界线，同样如此，再缩小到十公里、一公里，也是如此。当然，一公里的边界线在5万分之一公里或10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很难画出曲线来，在地图上表现可能是一小段苴线，但若娃到现场去勘察一下，它仍是弯弯曲曲的线，虽然大小的情况不是完全相同，但有荇一定的相似性。
我们在前面讲到毛泽东关于是否出兵朝鲜的决策，这是指一家的决策，可以说是相当大层次上的决策，用分形理论来加以说明，那么无论是中等层次上，还是细微层次上，人在关键时候的决策，都是如此地难以下决断，都是如此地处于两难之中的。具体地说，大到一个民族、政党，一个哲级或地区级单位，小到一个公司或一个家族，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把完全不相雷同的两种例子放到一起来加以考察：例子之一：《杨振宁，入了美国籍让父亲难过》杨振宁的父亲叫杨武之。在1973年之前一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是个地地道过的中国内地的知识分子。当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博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他曾抱若虚弱的身体，飞抵日内瓦，
看望过自己的儿子。杨武之是带着做父亲的使命来的，觉得他应当劝杨振宁回国。一方面这可能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另一方面也是杨武之自己心灵深处的愿望，他的心情十分矛盾，他非常想让儿子回去报效国家，但作为老一辈的留美博士，他又清楚地知道儿子留在美国在学术上的意义。矛盾交织中的老人给儿子儿媳写了两句话：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1957年12月10日晚，杨振宁在瑞典的诺贝尔奖贺宴上即席演讲，他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但是，到了1964年春，杨振宁还是加入了美国籍。他说：从1945年到1964年，我在美国生活了19年，然而，决定申请加入美国籍并不容易。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做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使他长期离开中国移民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会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100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
从单身漂洋过海的闯荡到一旦成名后的奔波，杨振宁目睹了一幕幕美国社会的悲喜剧，目睹了外国移民抑或二等公民在这个国家的境遇。使杨振宁感到痛苦的是，即使他已成为一位很有影响的科学家时，在美国租房子的时候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而他的科学研究也会因他是华人而受到掣肘。但同时他又感到美国这个社会给了他可以充分发挥潜力的机会。在他反复思考之后，终于在1964年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是杨振宁知道，父亲对于他放弃故国的举动，在心底里始终没有宽恕过他。
这是杨振宁一个人到底是回国还是加入美国国籍的思考，可以说与一个国家的领袖思考不可类比。但是我们也同样看到了。杨振宁在考虑他的个人问题时，在他的思想意识中，也被套上了数个不自由的圈子，大至国家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感，中至他父亲母亲的态度和对他的期望，小至他个人的家庭中的态度。我们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女士是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的女儿，杜聿明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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